輕觸大地,重擊社會 – 阮慶岳談 Glenn Murcutt & 謝英俊

作者:阮慶岳

2002年美國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Prize),頒給了當時年紀66歲住在雪梨的一人事務所建築師穆卡特(Glenn Murcutt)。這項決定不僅出乎大多數人的意外,我更相信也希望其後續的衍生意義與影響,能持續如水中漣漪般,一波波向廣大四際蔓延開展。

西 方現代建築自八○年代起,與商業主義的依存關係越來越密切,建築師因此也越來越無法自外於整個商業的操作大機制,自覺或不自覺的似乎都必須隨著這股時代波 潮起舞(這是一個饑渴般期待並大量刻意製造建築明星的時代);而全球化現象,更讓地區性的小明星,無所選擇的必須盡全力向上躍昇,以成為像王菲、金城武一 樣國際品牌明星,否則可能終不免要被時代所無情吞噬(小型社區性品牌的生存,將越來越難)。

這種將建築師當作品牌般操(炒)作,以換取附 加價值的現象,也正是目前世界甚囂塵上的流行趨勢,例如台中市政府日前意圖藉蓋瑞(Frank Ghery)的個人光環,來照亮台中在世界舞台地位的古根漢美術館構想。當然因為建築師介入這樣大量社會資金的運作,而使媒體聚光燈得以強力打照到少數明 星建築師身上,使建築彷彿因此有著顯學般的社會光彩,但這現象對整個建築生態的正常運作,是益是蔽則尚難樂觀定論;其最直接可見的影響是,當建築師與這樣 的商業體制掛勾結合後,是否仍有能力(或道德勇氣)再對社會的公義是非做出不違良心的價值判斷呢?也就是說建築師是否還敢批判操作資本與利益的那雙隱形大 手了呢(那也是餵養建築師名與利的同樣大手)?

整個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前輩們,因見到工業革命與急劇都市化現象,衍生出大量社會缺乏公義 與不平等問題,因此將建築的技術與美學發展,都定位在解決受苦社會大眾的目標上,使建築師可以清楚的維持住自身面對社會時,所應具有的專業良心角色地位, 並依此衍生自身的建築思索。這樣具公義的角色地位,在世紀末資本集中與全球化現象過程中,正被鯨吞蠶食的逐漸消逝去,建築師也由百年前具社會良心的改革實 踐者,逐步化身為被資本與媒體操控失去靈魂的明星布偶。

穆卡特此時的得獎,就十分適時的傳出了清晰異質的訊息來。對於這樣的受獎,穆卡特 雖然沒有如當年的沙特一樣,以拒絕領獎來傳達對社會大體制的拒絕委身與被收編,他也還是堅定的表示,他無意因此改變他一人事務所的經營模式,並依然只做他 熟悉環境案子的態度,他甚至抱怨因得獎蜂擁而至的電話與信件,干擾了他平靜的生活。

穆卡特曾在受訪中,說到他的父親對他人生重大的影響; 他父親在13歲就離家,說是要去尋找這“醜陋人生”以外的事物,在最後成家生子前,他在澳洲到處打零工,兩度赴新幾內亞(New Guinea)掏金,並一度與朋友自己蓋船想橫渡太平洋。他自己動手蓋了自己一家居住的房子,並在穆卡特幼年時訂閱美國的建築雜誌,兩人一起閱讀討論,穆 卡特就是在那雜誌裡,讀到也對他有深遠影響的萊特作品專輯。他更是極愛大自然,見到有人劈伐森林時,就安靜的自己去種植樹木幼苗,他也一直喜歡閱讀美國作 家梭羅的「湖濱散記」,這書後來也影響穆卡特極為深遠,穆卡特在三十多歲赴美時,特地到波士頓附近的華登湖,去探看梭羅當時在湖畔的故居,他形容自己當時 的心情是:「深受震撼泫然欲泣。」

但是穆卡特並非是個反都市的隱居者,他反對的只是人類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對土地與大自然生態無情且不尊重的蠻橫手法;他說人應該試著與大地景觀為友,尤其該懂得學會如何能不粗魯的以建築輕觸這塊大地。

穆 卡特說他從未想要創造所謂「澳洲式」的建築風格,他說:「我總依個別的基地場所來思考設計,我的設計只是對環境的回應而已。」他拒絕把自己的建築,與國家 民族主義劃上等號,尤其當傳統文化已大量被政治引為糖衣護身符的現時,但他並不迴避對地域性文化風格的承傳,例如他對澳洲原住民傳統樹皮茅屋與農民羊圈農 舍建築語彙的沿用,以及對於如何處理現實建築問題,例如採光、通風、散熱、防災等,都可見到他以前人經驗為師的例子。

這樣對在地人文環境經驗的承傳態度,就讓評審之一表示說:「他的作品不但未墜入地方沙文主義廉價的悲情氣氛裡,反而能在其更嚴肅的思索下,連接上與現代主義思維的血緣關係。」

穆卡特的建築常將量體架高,儘量不衝擊地貌的「漂浮在大地之上」;他的建材選擇以生產過程中耗損最少能源者為優先,構造工法求其簡易,一間住宅常可由兩名工人數週就完成,除了節約資能外,在財務的經濟性上更是顧全社會不同階級的現實考量。

穆卡特的建築案裡,所觸及與當代建築思潮相左的問題,其實既深且遠,但他從不敞言高空,就僅經由對在地人文與環境理性深刻的思索、與對人道與大地謙卑的關懷,在個人可觸及的現實範圍裡,一步一腳印的實踐下去。

他的得獎,的確是實至名歸令人敬佩!

穆 卡特的得獎,事實上也引發我對以「邵族家屋重建案」受矚目謝英俊的再省思。謝英俊在操作建築時,和穆卡特不約而同的,對建材環保與在地化、工法輕便簡易、 造價便宜化,甚至對在地物理環境(採光、通風、隔熱等)情況的敏銳度,都有相類似的看法;另外兩人操作建築時,從對基地觀察到設計、施工,也都是一樣親身 的全程投入,並不採取專業分段分工的一般事務所運作模式,不以產能與量化為營運目標,對設計對象所具有的涵構背景,也能以單一真實感受的態度、而非無動於 衷數據資料化的處理方式應對。

但是謝英俊的邵族案中,卻觸及穆卡特似乎並不談及(但這也可能是因穆卡特向是只做不說),偏向社會性議題的思考;其中尤其以社會弱勢族群(少數邊緣族群、貧病殘障、低收入所得者等)的居住權,與建築專業被菁英壟斷化現象,兩個議題可為代表。

謝 英俊藉由邵族案,提出人類是否有權宣稱擁有地球土地權的質疑,這與穆卡特認為人類無權(因地球不僅只屬於人類)破壞土地的觀念遙相呼應,而弱勢族群不僅失 去土地權,也因房屋本身已被轉化為資本的計量貨幣,因此被不合理的高價化,也就同時失去擁有居屋住宅的權力;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經逐漸衍生為普遍性的社會問 題,試想這樣高房價的年代裡,一般年輕人除了貸款,並以餘下精華一生(三十年)來償還貸款外,還有什麼擁有自己家屋的選擇呢?

謝英俊嘗試 以自立造屋來作對這問題的回應思索。在2001年12月暨南大學的座談會記錄中,謝英俊表示:「如果自己動手蓋,材料和部份工料外包費只要十五萬。…這點 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條件,難道不是基本的人權嗎?」的確就連人類遠古的祖先,都能自立造屋的解決自己與一家人的住宅問題,像大自然的鳥獸一樣,無屋可住與 無錢付貸款的問題,似乎並不是人類與生既來當就背負的宿命問題。

謝英俊認為現代人無法如祖先般自立蓋屋,是因為蓋屋的技術,已經被專業壟 斷化(組件的工業規格化,以及構築機具與工法的特殊專業性),弱勢族群因無這些現代工法技術、也無資金可雇代工,不得不淪為無屋可住的族群。因此他嘗試單 純化材料與工法,盡量可由自己社區鄰近範圍取得簡單生態工料,並由自己與鄰居朋友換工施作完成,用簡單、低科技、便宜、互助的方式,來為自己蓋出房子。

這樣的邏輯思考裡,其實也有著對全球化過程中,弱勢者如何應對資金與技術的傾軋、甚至因此可能被人類生態圈所淘汰的思索。看似簡單的邵族家屋重建,其實也和穆卡特一樣,有著對人類現在所面臨共同處境(綠色、永續、商業資本掌控、甚至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內涵在內。

他們倆人都用委婉的語氣、真實實踐的成果,向這個自以為正處在文藝復興輝煌無比、其實可能正是黑暗時期開端的社會,提出彷如暮鼓晨鐘般深遠的誠懇話語,但是我們聾啞般的社會,真的能聽得見嗎?
真的叫人擔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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