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探索王大閎!《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重新上架

設計人傾向於以不同的角度敗家:有用又有設計感的、有設計感卻沒用的、買了好幾年還是不知道要怎麼用的。你咧?想怎樣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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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探索王大閎!《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重新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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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師王大閎在亞洲現代建築史上佔據著重要地位,由徐明松老師所撰寫的《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一書除摘選王大閎建築實踐中39個案例加以評述外,還針對他的所有作品提供了翔實且全面的資料,讀者從中不僅可瞭解到王大閎建築實踐的特點及演變、一些重大作品的前後始末,更可窺得一位建築師在動盪大局下的人生際遇。

2010年時台灣只印了200本《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曾經短暫在誠品書店販售,2014年同濟大學出版社的光明城編輯團隊重新校閱此書,詳盡地拾遺補缺,以簡體中文版在中國大陸上市,亦會在臺灣的誠品書店重新上架銷售。

書名:《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
作者:徐明松
出版社:同濟大學|光明城
出版時間:2014.10
裝幀:布面精裝
定價:298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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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要做《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
秦蕾(光明城總編輯)

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城市與建築處於高速的發展中,成為世界矚目的熱點。而與此同時,中國城市與建築專業出版水準普遍較為低下,相比歐美、日本、台灣都有巨大差距,與中國當下城市和建築的高速發展及其相應引發的關注與討論現狀完全不匹配。有大量需要記錄、研究與反思的課題沒有被出版界關注到,缺乏思想、創新及品質的書充斥人們的視野,盜版書猖獗……這種糟糕的出版現狀一方面使中國的建築與城市出版完全錯失了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機會,另一方面也使中國城市與建築的發展沒有得到來自出版文化的應有推動力。

正是基於這一背景,我們創立了城市與建築專業出版品牌「光明城」,努力以更新的觀念、更積極的態度、更敏銳的視角去回應中國城市與建築的問題。

隨著一系列具體策劃與出版工作的展開,我們越來越強烈地感受到目前國內建築業及相關出版業中普遍瀰漫的浮躁與焦慮。一方面,我們急於追隨西方,建築師、學者以及媒體、出版的關注點幾乎都集中於西方;國際大牌建築師、國內明星建築師、地標建築或當前熱點充斥於媒體,這無疑是一種只重眼下、急功近利的態度使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有著深深的焦慮,因為來路已經忘卻,前路猶未可知,雖然步履匆匆,內心卻並不自信。

今天,人們開始逐漸意識到,我們已經到了從「向外看」轉向「思考自身」的重要轉折點,因為我們對中國自己的文化、歷史不瞭解,就不可能走得足夠遠。

我們將「光明城」出版計劃的重點之一放在有關中國自身近現代史的選題上,希望借此推動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關注與研究。儘管我們知道做這件事會比做其他的熱點出版更「費力不討好」,但我們堅信,這才是真正有價值的方向,才是應該讓更多人看見的未來。

緣起

在大約五六年前,我第一次聽一位台灣的老師詳細講解了王大閎的國父紀念館等作品;而在那之前,王大閎對於我,只是一個偶爾聽到的名字。在那之後,我開始逐漸明白他之於中國建築的重要地位。直至有機會聯繫到銘傳大學的教授、王大閎建築研究與保存學會秘書長徐明松老師,我才真正得到大量有關王大閎的書、資料和訊息。而緊隨其後,張永和老師也力薦我們出版關於王大閎的書,因為他認為王大閎可以說是亞洲現代建築的奠基人之一。

王大閎,1917年生於北京,幼年於蘇州長大,其父王寵惠為中華民國首任外交總長、駐荷蘭海牙法官。王大閎13歲去瑞士讀書,隨後赴劍橋讀最好的專業之一——機械工程專業,次年轉至建築系,並在畢業後赴哈佛大學深造,師從格羅皮烏斯,與貝聿銘、Philip Johnson同班,充分汲取了西方現代之精神,同時骨子裡仍保持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懷。畢業後,王大閎先留任中國駐美大使館任隨員,之後於1947年回到上海,與陸謙受、黃作燊、鄭觀萱、陳佔祥創立五聯營建計劃所,並完成「大上海都市計劃」等重要規劃、設計。1949年,王大閎轉至香港工作,隨後遵從父親要求定居台灣。1953年成立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努力探尋中國本土的現代建築之路。其作品建國南路自宅、虹廬、虹英別墅、國父紀念館等,將西方現代建築的精神與中國傳統文化、傳統空間關係融為一體,對中國現代建築的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深遠影響,是中國建築師中最早關注現代性的建築師,也無疑是中國現代建築重要的先驅之一。

然而,這樣一位中國近現代建築史中無比重要的建築大師,在中國大陸,卻鮮有人瞭解!也正因為如此,有關王大閎的出版計劃便成為「光明城」最先確定的選題之一。

我們思考、探究中國自身建築之路,必須瞭解王大閎。他是連接我們斷裂、模糊的建築發展之路的一個重要環節,可以幫助我們明了原本模糊的想法,促使我們更自覺地思考和看見我們的未來。如果作為一個建築師或建築系學生,你只知道密斯或庫哈斯,卻尚不知道王大閎或華攬洪,那麼,這正說明此書出版的意義。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這些書,把斷掉的歷史線索重新縫合起來,讓國人對自己的歷史、文化,對真正有價值的事不再陌生。

「把它做好!」

但是為《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簡體中文版的出版所花費的精力的確遠超乎我們的預料。

這本書的繁體版於2006年由台灣誠品書店出版,是有關王大閎的眾多出版物(均為繁體版)中最大部頭的一本,也是其最完整的作品集——不僅以專論形式評述了其所有重要建築代表作,更以文獻形式詳盡記錄了其所有建築作品。最初作者徐明松和我們討論出版計劃時,很擔心我們的出版壓力,所以建議我們先出版縮減本來試探市場。但我堅信只要是有價值的書,只要我們做到足夠好的品質,以及努力去做宣傳推廣,一定會有足夠多的讀者認可。所以我們很堅定地直接從這本最大部頭的作品全集開始。

在確定這個選擇之後,我們開始進一步細讀、研究書的內容、相關資料。我們瞭解到,在編輯繁體版時,由於某些條件所限,所以王大閎當年在上海的部分項目資料有限,於是我們努力聯繫一些學者,希望蒐集整理到更多的相關資料,並補充到簡體中文版中。儘管後來並未能盡如人意,但我們還是借此核對了很多重要信息。

中文簡體版並不是直接套用繁體版的版式,而是完全重新設計排版,因為繁體版的設計師(著名設計師王志弘)在台灣,再版所需的看似容易實則極其耗費精力的排版工作很難異地完成,所以我們邀請了北京的設計師(typo_d)擔綱簡體版的設計。在簡體版的設計中,設計師一改繁體版清新細膩的風格,因為我們都認為王大閎的一生與其建築都尤其具有歷史的厚重感,因此,書的整體氣質也應該表現出這種厚重感和力度;同時,簡體版還將生平、建築作品、文獻附錄等三大部分做了更明顯的區分,在開本、字體、圖片的排布方式等各方面做了反覆的推敲(正如王大閎的一個故事——據說他在某個項目中反覆推敲欄杆扶手的高度,最終從90cm修改到89.5cm,因為他認為那是最好的感覺)。比如,書中圖片編號字體特別選用了「未來體」,是為了回應王大閎在登月紀念碑、《幻城》(王大閎科幻小說)等作品中所體現出的對未來的暢想。布面裝幀的書脊壓線呼應了王大閎建築中的線腳處理。圖片的排布關係、色彩處理等也都是在反覆體味其建築所傳遞的信息之後的精心設計……

全書的審校工作多達11輪。首先,我們在初覆審的過程中非常仔細地核對了書中涉及到的大量重要信息,包括年代、參考文獻等註釋信息,並的確發現了繁體版中的一些疏漏、錯誤之處。隨後在終審後,又交台辦做審核,再之後,便是一輪又一輪的加審、校對等。對於這樣一本重要而嚴肅的出版物,這樣的審校工作也是必須的。

「一切有價值的事都不容易」

在全書接近尾聲時,當我又一次讀到序中所引用的王大閎於1996年在《雄心與野心》一文中所寫的一段話:「……他(指貝聿銘)始終居留異邦,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邁進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我忽然想到真的應該邀請貝聿銘為本書寫一段話,因為貝聿銘與王大閎,二人曾是同窗,同樣才華橫溢,但卻選擇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位留在西方世界創造出了不起的成就,而另一位則毅然選擇回到故土去探尋屬於中國自己的現代建築之路。當年他們之間有怎樣的微妙關係,又是否存在瑜亮情節?我雖在王大閎自己的文中多少可以感覺到,但並不能真地明了。但無論怎樣,我想如今,他們一東一西,時隔大半個世紀,想必都會以更超脫的方式去看待彼此吧。那麼,倘若真能請到貝聿銘來為王大閎的這本書寫一段話,回應18年前王大閎寫給他的那一句,那麼一定是意味深長的,甚或會成為一段佳話……於是,我試著通過貝聿銘身邊的人表達我們的這一邀請,然而很可惜,無論是他事務所的人,還是他的家人,都回覆說貝聿銘實在年事太高,已經沒有辦法寫這樣的文字了。

王大閎,以及很多那一代的大師,他們的人生厚度,大約不是我們今天的國人所能企及的。他們承載著家國抱負、文化雄心的人生,帶著種種的傳奇,編織出跌宕起伏的大歷史。閱讀他們的人生與那一段段歷史,我們或許才能放下焦慮,明了我們從哪裡來,要向何處去。

一切有價值的事都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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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閎特輯】遙望茜莉妮+未知的美好+一座露天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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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明松 (原文刊登於史建主編《新觀察》第二十輯。《新觀察》文集、《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即將由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遙望茜莉妮
你可是為了攀登蒼天
凝視著地球,而面色倦乏淒白,
夜夜變化,像顆無喜悅的眼珠,
獨自流浪在異族的星群間
找不到值得你專情的對象?
_雪萊《月亮》,王大閎譯

瑞士讀書期間,是王大閎開啟全面學習的重要階段。自稱不算是循規蹈矩愛讀書的小孩,但他對可以嘗試或認識的新事物則態度十分積極,開始閱讀有關天文、心理分析學和靈魂學之類的書,包括科幻初體驗,也是在這段中學歲月完成的。

英國科幻小說家韋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1866-1946)師承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受進化論思想影響很大,著有《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世界大戰——決戰火星 人》(The War of the Worlds)、《隱形人》(The Invisible Man)和《月球探險記》(The First Men in the Moon)等,其中《時間機器》 雖然不是第一本提出「時間旅行」觀念的小說,但採用大量哲學、科學論述以說服讀者其可能性,是日後科幻小說書寫的典範,因此後世有人稱出版該書的 1895年是科幻小說元年。而《世界大戰 ——決戰火星人》中對火星人有碩大腦袋的描寫,也成為後來一般大眾對外星 人的既定印象。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還將《世界大戰——決戰火星人》改編為廣播劇,以仿新聞體形式播出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造成大批美國民眾恐慌四處竄逃,也讓韋爾斯成為家喻戶曉的作家。

王大閎自述在中學時期看過《月球探險記》後,對於人類終將登陸月球深信不疑,也充滿期待。當西方強國紛紛投入登月計劃、在太空爭霸之際,他心中也默默地編織了兩個夢:寫一本科幻小說、建一座登陸月球紀念碑。

科幻小說早在1940年他初抵美國時即著 手書寫,歷時七十餘年未能完成;登陸月球紀念碑設計案則與國父紀念館案和《杜連魁》譯寫同時進行,雖然完成紙上作業,卻因政治外交因素無法實踐。

雖然這個科幻—登月之夢後來真正完成的只有數十篇短文,但是逐夢過程的甜蜜辛酸都是難忘記憶。

未知的美好

所有建築作品中,王大閎最樂於談論的莫過於登陸月球紀念碑。那是少年時代對征服另一個空間的豪情壯志,也是對紀念性建築的約定俗成詮釋的突破,更有著那個時代的國族情感烙印。

王大閎對登陸月球的嚮往,是受到H.G. 韋爾斯的《月球探險記》啟發 :「這本書是在人類登月前六十多年出版的,講兩個英國人登月的故事。這是一本現在所謂的科學幻想小說,我讀了之後,深受影響。此後更喜歡看各國的科學幻想小說。在1969年7月21日美國三位航天員第一次登陸月球時,我並不引以為奇,因為在我意念中,我早已認為這是一件必然可行的事。」深具信心的他提早了兩年,也就是在1967年已預先完成了 陸月球紀念碑的設計,以紀念這看似是邁入太空的一小步、實則標誌了人類偉大科技成就的事蹟。

王大閎認為人類在太空計劃上的努力,並不純然只是好大喜功,而是一種精神的挑戰,也是夢想的實現。因為在遠古時候,中國人就憑藉想像登上了月球,並蓋了一座銀色的廣寒宮,住在那裡的嫦娥長生不老,是美好而永恆的象徵;希臘神話中的月神茜莉妮(Selene)與兄長太陽 神阿波羅各自駕著馬車,掌管夜與晝的光,宛如希望的守護神。而且無論東西,這兩位月亮女神都跟愛情脫離不了關係,嫦娥會化身為月華,讓情人在花前月下互許盟誓;而茜莉妮自己就是痴情種子,為了讓自己愛慕的美少年擁有不逝的青春,寧願讓他陷入永恆的沉睡,換得兩人終生相守,儘管她只能痴望所愛。趨近月亮,甚至擁有月亮,彷彿就能擁有一份美好。

但是虛幻想像無法滿足好奇。月球上到底有什麼?不到那上面一探究竟,無法釐清問號。開始有人以理論、科學論述假設各種到達月亮的途徑。最早讓現代地球人登月美夢成真的,是法國博物學家儒勒· 凡爾納(Jules Verne,1828- 1905)於1865年出版的小說《月球之旅(》De la Terre à la Lune),書中主角登月的哥倫 比亞號飛船其實是一個中空的砲彈,巧合的是,哥倫比亞號的地球發射點距離今天美國發射宇宙飛船的肯尼迪太空中心相距僅120公里。韋爾斯於1901年出 版的《月球探險記》除了引發王大閎對太空產生興趣外,對後世英國及全世界的科幻小說發展都有重要影響,另一位英國小說家劉易斯(C. S. Lewis,1898- 1963)的科幻系列作品《太空三部曲》第一 部《 沉 寂 的 星 球 》(Out of the Silent Planet)便一脈相承,同樣描述企業家和科學家攜手打造宇宙飛船,在無人知曉的情況下悄悄擺脫了重力禁錮將自己拋向太空,同樣描述外星人有更高的智慧,相較之下地球人反而顯得好戰、殘暴、無知。

文學世界凸顯了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憧憬,而其中亦真亦假的種種科學論述也帶動美、俄兩國競相投入資源,驗證太空探險的可行性。

人類不斷發下豪語,終於在1969年達成心願。

一座露天教堂

「在某些方面,建築師像為他人作畫的畫家。而登月紀念碑卻是出自我的興趣。自從孩提時代我讀了韋爾斯的科幻小說,就對太空和天文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並且我認為登月紀念碑是相當有意義的,因為登陸月球是人類的重要成就,它也是科學的重要突破,實現人類千年來征服地心引力的夢想。」誠如王大閎所說,設計登陸月球紀念碑是他的興趣,而非需要對業主交代的工作,同時藉此闡明他對「紀念性建築」的定義 :不是為了紀念偉人或英雄,不是為了紀念戰爭或死亡,不像林肯中心或他自己設計的中山紀念堂,是「結合紀念和商業價值的建築……反映了這時代的金錢導向」,而是為了紀念夢想實現後化喜悅為感恩的心情。

他投注了四年時間,做出概念簡單但充滿象徵意義的高聳碑塔,矗立在平台上的兩片柱狀物彷彿一雙手臂冉冉伸向天空,隱喻人類奔向月亮的長久渴望。碑塔頂端是平的,往下延伸到基座處漸漸形成兩個半圓形,圍成一間圓室,直徑 30英呎。因中山紀念堂案之故,王大閎 認真思考過紀念性建築的意義與表現,他認為 :「……最難的部分,是如何利用建築材料來顯現……偉大精神。如何用具體的事物來表現抽象的精神,這是建築師所面對的挑戰。」他為登陸月球紀念碑選擇了鋼筋混凝土,涂白漆,沒有其他裝飾或覆材,材料求真,不求矯飾。

從地面要登入圓室,需經過狹窄通道內爬升的十五個台階,室內地面鋪設黑色的石灰石,以巨型灰色石塊當桌子立在地上,桌面除了用純銀銘刻美國登陸月球貢獻卓越的三十人姓名外,另置放一小塊從月球帶回來的岩石標本。兩片半圓凹牆上刻有后羿射日及嫦娥奔月故事的浮雕,並將航天員登陸月球後誦讀的《馬太福音》最後晚餐經文「他們正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說:『你們拿去吃吧!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他們都從杯中喝了。耶穌對他們說 :『這是我的血,新約的血,為大眾流出來的。』」製作成藝術品,放於室內,提醒世人月亮僅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大千世界的壯麗宏偉更令人驚嘆。

這座登陸月球紀念碑高252.71英呎,以 1英呎代表1000英里,象徵月球和地球間的最大距離:252710 英里。入夜後,柱狀體會隨著光線和觀者角度而變化,猶如月亮的陰晴圓缺。

紀念碑頂端未封罩,可以感受自然的晴雨冷熱變化,那彷彿是一間白色露天教堂,人立在其中,抬頭仰望一線天,人類終於掙脫了地心引力的鎖鏈,得以離開地球這個牢籠,享受到真正的自由,月亮不再遙不可及,但宇宙中尚有太多未知,值得探訪。

王大閎為紀念碑取名為月神茜莉妮,跟登陸月球成功的美國宇宙飛船阿波羅號相呼應。

1969年初,王大閎將設計圖交給林振福教授 ,委託他製作紀念碑模型,7月21日美國航天員登陸月球成功當晚,王大閎看到了最初的模型照片。同年11月,登陸月球紀念碑設計案刊登在美國建築雜誌上,那素樸之美訴說的是渺小的人類和宏大的想望,讓人沉澱冥思,不因征服自滿,反而將自己投射到廣袤太空中,思索生命的價值與意義。美國斯坦福大學東方藝術系主任蘇利文教授(Michael Sullivan)說 :「這設計具有真正的美,是一件富有詩意,高雅、單純、優美而能激發靈感的設計,很少紀念建築物有這樣美的。」美國名作家亨利 · 米勒說 :「王大閎以一對象徵手臂直聳上空的石碑,表達了航天員登月時向神應有的感恩。」然而再美好的夢想,都必須面臨實現的困難。

這是一個沒有業主、沒有預設基地的設計案,不但無法營利,還需要花費大筆經費以滿足這精神和紀念的需要。王大閎想到了矗立在紐約港口的美國自由女神像,那是法國贈送給美國建國百年、象徵自由的禮物,法國人也是向社會募款,才逐步完成女神像的。募款,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辦法,而登陸月球紀念碑正好可以當作慶祝美國建國兩百年的贈禮,同時見證美國與「中華民國」的邦誼永存。

這個提議一經報導,與王大閎私交甚篤且熱心國民外交的社會名流立即組成了一個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新光集團負責人吳火獅、台北市銀行董事長金克和、于斌樞機主教、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委員徐亨、《中國時報》創辦人余紀忠、知名影星盧燕、榮工處處長嚴孝章、時任「外交部長」的魏道明的夫人、台元紡織及新埔工專董事長吳舜文、中廣總經理黎世芬等七十餘人,積極奔走。還有美國德州獅子會分會長主動在休斯敦太空總署附近的淨湖(Clear Lake)一帶找到了理想基地,而王大閎卻屬意舊金山的天使島(Angel Island)。

19世紀中葉,美國因為加州掀起淘金熱, 以及興建中央太平洋鐵路的勞力需求,華人移民大量湧入,但隨著淘金競爭加劇和美國經濟衰退,美國人對華人的憎恨情緒也逐漸升高。1882年美國通過排華法案,限制華人移民入境,並將由美國西岸登陸的華人集中囚禁在舊金山內海、面積僅 188公頃的天使島上,直到1940年為止,前後共有十多萬華人在生活環境惡劣的島上等待入境審核或遣返,平均停留時間皆達數年之久。天使島上的艱苦歲月,是備受屈辱的一頁海外華人史。

今日人類的科技成就固然邁入巔峰,仍需謹記歷史上的過錯,也勿忘人性與文明的真正價值,因為一切進步都無關個人成就的彰顯,而是要體悟自身的不足,以追求更好的品德。那應該是王大閎忍不住調皮,想要反諷美國人之外,選擇在天使島上興建登陸月球紀念碑的心裡話吧。

只可惜興建登陸月球紀念碑預算高達 6000 萬,即便籌備委員政商關係良好,募款結果並不如人意。商品化時代來臨,物質重於精神,王大閎不免有「我們有錢建造一百座工廠和飯店,但卻不易籌經費來造一座教堂或一座捐贈給友邦人民的紀念物」的感嘆。1979年美國與中 共建交,這個提案終告落幕。

萬萬沒想到的是,在國父紀念館之後,這個無關利害、只在乎純良美善的紀念性建築之所以失敗,竟然還是脫離不了「政治」因素。

結語 揭開金箔下的輪廓

我只想簡單的說 :
我祈求的不過是那高雅德惠
因為我們的歌聲中承載了
這麼許多種音樂
因而漸漸沉沒。
因為我們的藝術如此巧飾
在層層金箔下
失去了輪廓。
這是我們的發聲時刻
不須誇誇而談
我們的心靈明日將重新啟航。


1968 年,格羅皮烏斯贈王大閎手抄詩稿
希臘詩人塞弗裡斯(Giorgos Seferis,1900 -1971)著

音樂人鍾文雄說 :「建築界私底下流傳一句話,如果王大閎肯彎一彎腰,台灣的建築師肯定沒飯吃。」

面對名利競逐而能做到袖手旁觀、「無所事事」並不容易。視成功如無物,除了需要人生歷練,或許也跟王大閎凡事總會做反面思考有關。

早年有多所大學邀請王大閎教書,他僅答應台北工專工業設計科主任蕭梅老師之邀,在工業設計科建築組任教過六年時光,因為他認為建築跟工業設計脫不了關係,工業設計的學生會動手做,建築也該是如此。評圖時候若有老師批評學生作品,王大閎總會以「也不盡然如此,他的設計還有其他優點」幫學生說話,每次上課都帶巧克力請學生吃,一人一顆顏色不同,還讓學生吃完後將包裝紙貼在圖板上,毫無架子。跟他學設計的學生,無論資質優劣,做出來的東西肯定四平八穩,他從不說這個設計不好,只說這個樓梯走起來辛苦、那個門把會刮手,然後讓人自己去思考如何解決問題。他既不順著別人的話說,想拍他馬屁更是困難。王鎮華老師有切身經驗,每次在建築師公會開會,當大家話題都浸淫在抱怨的情緒時,王大閎就會踩煞車。

所以,王大閎雖然體認到建築是服務業,但他卻不肯彎下腰、總是挺著背脊從事「服務」。

當時陽明山上多棟私人住宅皆出自王大閎之手,新光企業創辦人吳火獅先生出面邀請他設計自宅時,卻遭到王大閎拒絕,直到吳家晚輩遍訪王大閎作品後再約相談,才讓王大閎點頭答應。

他不搶案子,不抄襲,甚至不「抄襲自己」,時時求新求變。強調真才是美,力求材料的真實,而非做出來的虛假。事務所同仁說起當年跟許多公部門案子失之交臂,常是因為王大閎堅持中國現代建築路線,對方一有疑慮便立刻推辭,因此他主要設計的都是私人、民間企業的案子,公共建築作品其實不多。王大閎心中明白,要想封殺一個建築師,只需說他很固執、難溝通,自然就沒業主敢上門,但他並未因此改變作風。

這樣的態度,顯然跟很多建築人不同。王大閎的《雄心與野心》一文,也可看出他跟昔日同窗貝聿銘二人之間的差異。

文中談到格羅皮烏斯受美國基督教基金會委託規劃設計預定在中國東部建校的華東大學,因而找了貝聿銘跟王大閎討論,以瞭解中國建築的精神及地方特色。後來此案改在台灣,是為今日的東海大學,但不知何故,規劃設計案最後改由貝聿銘負責,令格羅皮烏斯十分不快。 1975年日本在大阪舉辦世界博覽會,國內舉辦中國館公開競圖,貝聿銘本為評審委員,但後來卻成為負責設計師,也難免引起非議。雖然王大閎說中國館是大阪博覽會中最吸引人的展覽館之一,只不過想起自己在故宮博物院設計案類似的經歷,恐怕也百感交集。

王大閎以「為了理想而不擇手段的同學」稱呼貝聿銘,說他有魄力、想像力以及精敏的生意頭腦,也佩服他的機智和口才,因此有今天的地位。

兩個人之間多年交情,雖然沒有頻繁聯繫,但從貝聿銘送的禮物總是王大閎所喜歡的,可知二人稱得上是知己。不過「除上面所說幾點之外,IM和我別無相同之處。他始終居留異邦 ;我急於回往祖國。他胸懷壯志,從紐約麥迪遜大道邁進歐亞,抓緊機會,不顧一切地去實現自己的雄心;我只有野心 :在台北街頭巷尾,白日燃燭,追尋一種屬於中華民族的生活與環境,渴望有一天能完成幾件深具意義的工作。」

壯闊雄心與獨特野心,讓他們在建築舞台上各自散發不同光芒:一個耀眼,一個雋永。在外人眼中看來,相較於貝聿銘的積極主動,王大閎寫作、翻譯、譜曲難免予人不務正業之感。

王鎮華曾在一次陽明山的私密晚宴問過王大閎關於佛教三毒「貪嗔痴」的問題。

首先,我們知道王大閎一生絕大多數都處於優渥的生活環境中,勿需「貪」,晚年經濟稍顯匱乏,也見他一派優雅、與世無爭。其次是「嗔」,世俗來問自然是指脾氣好不好,訪談前妻王美惠中,知道1960年代初離婚前是有一段爭執與不愉快,但我們問現任夫人林美麗王大閎最生氣的狀況是怎樣的情形?她想了半天說 :「記得我有一次不知道我在嘮叨些什麼,他轉頭跟我說,你再這樣說你會後悔,記得是他最生氣的一次」,如果這也算生氣,那王大閎的修養自然就無話可說。最後是「痴」,王鎮華老師這餐飯篤定就衝著這問題來,因為從我們研究王大閎以來,關於他的感情生活就眾說紛紜,包括他前妻王美惠女士的描繪更是超乎想像,雖然我們不易交叉求證以還原真相,但我們有把握青年多金的王大閎的確有放任感情的傾向,當王鎮華老師問到這一問題時,並說:「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感情生活?」王大閎是有點被這突如其來的問題鎮住,或許有十分鐘,大夥停止進餐,放下餐具,就等他回答。其實這一生王先生不說話的多,實在也不差這一次,他嘴角蠕動多次,欲言又止,原以為他應該選擇不回答,沒想到他最後說:「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這是一個面對人生勇敢且誠實的回答,尤其在這虛矯的世界,亦顯珍貴。

我們都知道王大閎這一生有三個願望:譜一首曲子、寫一本小說與蓋一棟好房子。曲子多年前已在誠品書店董事長吳清友陽明山別墅演奏過。科幻小說剛出版。而好房子?是那指向天際,象徵人類與不可知宇宙的純白量體——登陸月球紀念碑?我們隱約覺得是它,儘管王先生不否認也不確認。如果所有王大閎的建築實現都是妥協與受挫的,那暫時還是將登陸月球紀念碑保存在計劃中吧!雖然王先生會有點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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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閎特輯】寄情+生活理想+懺情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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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明松 (原文刊登於史建主編《新觀察》第二十輯。《新觀察》文集、《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即將由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寄情

我十七歲的時候,
有位老人對我說,
「寧可賜舍你的金銀,
而不要送掉你的心 ;
你盡可將珠寶給人,
不過要留下你的愛情。」
但是我年紀還輕,
這些話像對牛彈琴。
我十七歲的時候,
又聽見他說,
「你心裡的愛慕,
決不會白白地付出。
它的代價是無窮的悔恨,
和訴不盡的痛苦。」
現在我想起這話,
才知是多麼真啊。
_豪斯曼(A.E.Housman)《十七歲》,王大閎譯

根據作家成寒訪談紀錄,六十多年前,王大閎離開美國之際,有建築師朋友送給他一本書,是斯坦福·懷特(Stanford White)的傳記《慾望建築師》(The Architect of Desire),還笑著告誡他:「回去以後,你可不要成為台灣的斯坦福 · 懷特!」

懷特是俗稱「美國文藝復興」風格的代表建築師,已婚,但以風流著稱,四十七歲時結識十六歲的當紅女伶兼模特兒艾芙琳· 內斯比(Evelyn Nesbit),為她深深著迷。艾芙琳因家貧,未受完整教育,懷特為討艾母歡心,安排艾芙琳進入耶穌會辦的女子學校讀書。據說懷特位在紐約市格林威治村的工作室其中一個房間裡懸掛著一個紅色天鵝絨鞦韆,是他跟女子調情的地方,艾芙琳的童貞便是在此處獻給了他。後來艾芙琳在富豪哈利·蕭(Harry K. Thaw)的追求下嫁入豪門,但蕭嫉妒心重,對妻子之前的戀情十分介懷,1906年6月25日在麥迪遜廣場花園頂樓表演廳拔槍射殺了出席同場音樂劇的懷特。

王大閎自己則在《雄心與野心》一文中回憶,一次貝聿銘因業務來台, 送給他一本攝影書 La Promanade de KonigImmerlustik,主題是女子的美臀。後來這本書因時常翻閱、或跟朋友分享,導致書頁脫落,還由誠品書店吳清友先生託人重新裝訂。

單純點想,美臀是一種美麗的線條,為追求美的王大閎所喜也是理所當然;而懷特因情感糾葛英年早逝,無疑是建築界一大損失,確應引以為鑑。這兩位王大閎青年時期的朋友都送書,顯然知道他愛書,但巧合的是,兩本書都與女人有關,是否透露些許弦外之音?

生活理想

王大閎奉父命來台時,隨身僅拎著兩隻箱子,一箱是書,一箱是日常衣物。身無長物,但在父親全力支持下,於1953 年在台北開設大洪建築師事務所,建國南路自宅是開業後第一件建築作品。之後建築設計案如日本駐華大使館、別墅、學校、廠房、大樓紛紛湧至,堪稱「生意興隆」。

家世顯赫、品味非凡、舉止優雅、談吐脫俗,長年留學西方的王大閎立刻成為台北名流圈中備受矚目的焦點。建國南路宅往來無白丁,建築人、歸國學人、政商名仕無不對這典雅恬靜的居所讚賞不已,也以自己能成為座上賓而傲。然而川流不息的宅邸內卻缺少一名女主人,王大閎三十多歲了,父親王寵惠難免不時提點關心。

王大閎在英國求學時期情竇初開,與一位英國少女墜入情網。從自述《兩個劍橋》猜測,很可能是房東女兒:「劍橋……當時僅有兩所女學院,也都在市區內。但是男生和女生來往的機會並不多,因為女生都住在校內。同學們卻經常和其它的女孩交朋友,房東的女兒便是最容易接近的一個對象。」當時王大閎二十出頭,少女僅十四、五歲。後來曾有人撰文譜寫那段戀曲,王大閎雖未做正面響應,但他翻譯的愛倫坡情詩《安娜蓓莉》或許隱約呼應了內心對那段純真但早逝的愛戀時光的記憶:

那時,她和我兩小無猜,
在這沿海的王國裡。
但是我們綿綿的情意
卻深於人間一切的愛。
連天上飛翔的天使
都羨慕我和安娜蓓莉。


王大閎與這位昔日戀人一直保持聯絡。是多情,卻也可能是一種「無情」。

1954年,王大閎認識了年方十八歲的王美惠。王美惠姊姊任職於美國新聞處,與美國大使館常有往來,因而結識在大使館工作的王大閎堂弟,一群人找來年齡相仿的兄弟姊妹一同看電影、郊遊,王美惠對斯文、風度翩翩的王大閎印象深刻,但始終以為姊姊才是大家意欲撮合的對象,沒想到「雀屏中選」的竟是自己。

兩人相差十九歲,一個是儒雅紳士,一個是懵懂少女,這個選擇可能是無意(或有意)複製了英國戀曲,也不無可能是因為「從古至今有許多的男人在一生中追尋一個他理想中的女人,似乎要在女人身上找到他的生活理想……」,或是因為原本一體的男人和女人被劈分為兩半之後,「半個男人覺得空虛不全、悵惶寂寞,沒有樂趣,也沒有幸福。所以他不斷地在尋找他那失去的另一半,那個比他美善的一半——女人」。只是恐怕符合美善理想的女性難覓,如白紙般單純的少女說不定更有可能經由學習「改造」,在未來成為理想伴侶。早有蕭伯納如是想。

1954年底兩人訂婚,來年年初舉行婚禮。 為響應蔣「總統」節約呼籲,王寵惠選擇在餐廳以簡單下午茶點招待親友,由葉公超證婚,參與者僅七十人左右,晚上再在建國南路宅內宴請一桌。那天新娘身穿訂製白紗禮服搭配銀色涼鞋,皆是王大閎親自挑選,日後王美惠參加應酬的服飾,也全都由王大閎在委託行挑選購入,無一次例外。

王大閎對生活細節的講究,跟他在專業上的要求無分軒輊。原本未識俗世的新婚夫人必須立刻埋頭迎戰社交生活的諸多禮儀縟節,尤其需要照顧對美食頗為計較的丈夫的胃。於是她向傅培梅學藝,習得中菜、西點,甚至冰淇淋、甜甜圈也能一手包辦。就連看似簡單的意大利通心麵醬汁,也比別人家考究,是用豬肉、牛肉、雞肝、火腿、洋蔥、大蒜和兩種不同的西紅柿醬調製而成。一日三餐菜餚、水果都要更換;每個月至少在家宴客三次,前一天就要將餐具擦拭雪亮,餐桌擺設佈置也需經過王大閎點頭同意。家中一塵不染。

面對工作,王大閎的態度是東方的,樸實沉穩、低調自守;面對生活,王大閎的態度則是西方的,風流自賞、桀傲不羈。骨子裡,他依舊是那個在英國讀書時,為了跟皇室同時擁有僅生產兩輛的法國 Avions Voisin 豪華轎車,長達兩個月不跟父親通信的固執青年。在王大閎的建築作品中我們看到東西輝映,但在感情生活中,我們看到了東方男性的主導,也看到了西方男性的奔放。他持續跟初戀英國女友魚雁往返,與昔日上海戀人聯繫頻繁並接濟其生活所需,台北的名媛淑女莫不帶著崇拜目光聆聽王大閎分享西方見聞,寧願不顧世俗眼光也要坐在他那線條流暢優美的汽車上一起出遊。這在當時以傳統中華文化正統自居的台灣保守社會既引人羨妒,也易遭人論議。

才華,是王美惠最崇拜丈夫的優點;風流,卻是任何一個妻子都難以忍受的缺點。1964年,王美惠委託律師向法院提出離婚訴訟,跟王大閎結束了近十年婚姻。

懺情錄

1965年,王大閎投入國父紀念館建築案, 在理想與現實間掙扎,企圖尋找新中國建築而非偽中國建築的可能性,為期七年。來年他開始譯寫王爾德的《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將時空地點轉換為六七十年代的台北,書中的英國貴族紳士也都改為台灣的社會名流。1977年由高信疆創辦的言心出版社出版,書名《杜連魁》。

初版序言中,王大閎說是在朋友鼓勵下,「才下了十年苦功譯完這部驚心動魄的故事」,日後接受訪問時也僅謙稱自己因為中文不佳,需要多做練習改善,所以選擇翻譯一途磨練文筆。並說探討靈魂議題的尚有歌德、托馬斯· 曼等,王爾德並非唯一,《格雷的畫像》似乎是個偶然……當真如此?

青年格雷純真俊美,受到亨利爵士對青春和享樂的言論影響,開始迷失方向,對著自己的畫像許願讓畫中人代替自己老去,換得現實生活的青春永駐。外人不明就裡,竊議那恐怕是與魔鬼的一樁交易;亨利誇誇而談,鼓勵格雷把握人生當下,拋開義務或悔恨包袱,盡情享受經驗本身,讓他一步步走向欺騙、殺戮、背叛、縱慾和自棄,萬劫不復。不老的肉身和滄桑的靈魂在畫內畫外互相凝望,靈魂的存在是肉身痛苦的源頭,也是提醒罪行的良知,直到格雷一刀劃破肖像畫,靈肉重新合而為一,卻同時斷送了自己的性命。當年出版說明文末王大閎引用波斯天文學家及詩人歐瑪爾·海亞姆(Omar Khayyám,1048-1131)的詩:「我將我的靈魂送往上蒼,想探知一些來世的玄奧,不料我那靈魂回來傾訴,我自身就是地獄和天堂」,確是最貼切的「讀書心得」。

讀書固然是擴大生活境界、調劑生活內容的方法之一,但王大閎也說:「書……不是一種最理想的消遣。你不能和書本交談,也不能和它討論。你只能收,不能給,一切都是單面的、被動的。」要擺脫掉單純看書這個單面且被動的讀者角色,進一步的選擇是翻譯,因為譯者必須精讀文本,對文本幾近「無所不知」,揣測推敲並詮釋作者的心理。但王大閎卻選擇在翻譯之外加入「主動」書寫,企圖與作者對話(或自己有話要說)的慾望顯然十分強烈。

就外在條件觀之,王爾德和王大閎除了英國這個交集外,生活時代相差近一百年的兩人看似迥異:王爾德是英國牛津大學的才子,也是唯美主義作家,特立獨行,一生爭議不斷 ;王大閎雖長期浸淫西方思想,但未棄東方傳統,認識他的人無不讚其沉穩從容、進退有節。王爾德狂妄,曾對紀德說,「你想知道我一生的這出大戲嗎?那就是,我過日子是憑天才,而寫文章只是憑本事。」據聞,王爾德應邀赴美演講,1882年初入境時在海關宣稱自己沒有任何東西需要申報,「除了我的天才」。而王大閎在《大失敗》一文中說自己在建築專業上雖沒有失敗,但也沒有成就,雖然好讀書卻不會教書,儘管他發表自撰文章次數不亞於翻譯文章,仍自認翻譯略勝寫作一籌,將功勞歸於原作者,堅持謙遜美德。王爾德鼓吹享樂,王大閎過的卻是極簡生活(寡言、運動、閱讀)。

只不過,大家看到的王大閎是真實完整的王大閎嗎?

王大閎少年時期即赴西方受教育,返回中國時已年屆三十歲,思想啟蒙、情感體驗、美學與價值觀養成都在西方完成,雖然常被套上「出身中國上層社會書香世家」的帽子,但他對中國傳統的認識除了幼時接觸的經典古籍,恐怕絕大多數來自於身體的空間體驗,和與人相處的模仿學習自我規範。或許在國父紀念館建案承受「如何中國」的巨大質疑與壓力時,激發了他內心的叛逆,也將他認知、情感與知識的西方性一股腦全都逼了出來。《格雷的畫像》是不是代替了王大閎闡述自身?王爾德會不會是王大閎的一個掩護?「自傳體是最好也是最壞的評論形式」,王大閎能不能透過翻譯與書寫《杜連魁》的過程找到自己,釐清自己,然後擁有足夠的勇氣抵抗外在世界的種種,或為自己的妥協找到棲身地?

王大閎和王爾德二人在本質上究竟有怎樣的連結與默契?

其一在於他們對藝術與美的認知。

王爾德在《格雷的畫像》序中寫道:「藝術家是創造美麗事物的人。展露藝術、隱藏藝術家是藝術的目的。評論家是能將自己對美麗事物的印象,轉換成另一種形式或是另一種新素材的人……在美麗事物中發現醜陋意義的人不僅墮落且毫無魅力,這是一種缺陷。在美麗事物中發現美麗意義的人是高雅的,有了這些人便有希望。認為美麗事物的唯一意義就是美的人,都是上帝的選民。」

王大閎本就認為美不只是外在表現,也是精神上的需求,他在《服裝與建築》文中說:「傑出的建築必須先有好的設計,設計才能滿足我們精神上的需要——美。」對於藝術的定義,也以汽車為例,說在英國劍橋大學求學時,同學常戲稱汽車是「可憎的機器」(Infernal Machine),「……如果把它當作交通工具,僅為了實用和寬大舒服,那它確是一具『可憎的機器』。它體積笨大,佔據道路極大的面積,阻塞交通,妨礙市容,污染空氣,確實可憎。但若一輛汽車的引擎和車身設計精美,它就成為一件活動的雕刻—— 一件藝術品。」

其二在於道德觀。

王爾德或直言、或借《格雷的畫像》亨利爵士之口,發表諸多在當時被認為挑釁、邪惡、魯莽、違反道德的言論,抨擊英國人的偽善,對抗社會的主流價值:

書無所謂道德或不道德,書只有寫得好或寫得不好。如此而已。

你們畫家真怪!你們想盡辦法使自己聞名,一旦成名了,卻又毫不在乎起來。你真傻。被人批評當然不好,但更糟糕的是根本就沒有人來批評你。(《杜連魁》,第 11 頁)

讓杜連魁感到困惑,同時又被撩動心弦的這番話,恐怕也讓王大閎心有慼慼焉:

生活的目的是為了發揮自我。我們每個人生在這世界上為的是完完全全實現自己的本性。在今天的社會上,沒有人敢發揮自己的本性。他們都忘了一個人最大的責任就是對自己所負的責任,他們認為行善才是他們的責任。他們把食物送到挨餓的人嘴裡;把衣服披在受寒的人身上。可是他們自己的靈魂卻得不到糧食,得不到溫暖。我們是不是已經變成懦夫了?也許我們生來就沒有勇氣。我們生活在兩種感覺的支配下—— 一是對社會的恐懼,那便是道德的基礎;一是對神的恐懼,也就是宗教的來源。(《杜連魁》,第 26 頁)

原本王爾德抒發關於享樂的理論,在王大閎筆下略為增改,變成了:「善良就是自然,就是附和你自己。你勉強自己附和別人就是不自然。我們要生活在自己的生活中,不要遷就別人的生活。我們的道德觀念是接收這時代的道德標準。而我認為對一個有造詣的人來講,接收這種道德標準實在是一件最不道德的事。」(《杜連魁》,第88頁)如果拿來當作王大閎面對國父紀念館案內心的抗拒獨白,應不為過。

王爾德對眾人推崇的智慧嗤之以鼻,認為那是一種誇張,會破壞臉的和諧之美,讓人面目可憎。王大閎大概對此再認同不過,為了加強印象,還乾脆直接指名道姓,將兩位古今名人拉下水:「……你看那些有頭腦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愛因斯坦、蘇格拉底,他們長得多醜啊!」 (《杜連魁》,第11頁)

王爾德對於其他公認的俗世價值,也看得很透徹:「你的地位,你的財富 ;我這一點智慧和值不了什麼的才藝以及……美貌——我們都將會為這些上天所賜與的優越而受苦,大大地受苦。」(《杜連魁》, 第12頁)

王大閎後來在《信賴神或信賴金錢?》一文中更進一步用反諷方式嘲笑大家對財富的迷思:「誰說東方是東方,西方是西方,兩者永不會相投?但拿錢來講,東方和西方卻十分投合。錢確是聯合東、西兩方的共同語言,堅強環鏈。中國人拜財神 ;猶太人崇曼門(Mammon)。豈止如此!今天美國金、銀幣上都刻有『我們信賴神』的箴言,可見神和金錢,性質雖然相反,卻同樣值得我們信賴!」

王爾德和王大閎同樣必須面對社會對於知識的輕蔑。王爾德說:「我太喜歡看書,所以懶得寫……沒有讀者。他們除了報紙和參考書之外,什麼書都不看。」熱愛美食的王大閎則補了一段:「有人說過台北滿街是餐館,書店卻很少。這表示我們只注重吃,而不需要精神上的糧食。雖然《聖經》上有一句話,怎麼說?人不是只靠飲食而生活。」(《杜連魁》,第 53頁)

唯一不再閃閃躲躲,堂而皇之以「我」現身,大篇幅改寫原著的是《杜連魁》第十一章。原書描寫的是亨利送給格雷一本奇書,以及格雷流連於各種奇珍異寶的收藏,似乎想藉由這些「永恆」之物讓自己遺忘時間和畫像的存在。王大閎則花了許多篇幅描述自身體驗過的歐美之旅,參觀博物館、逛街、遊樂,這時杜連魁彷彿是在英國讀書時期的他,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他還不忘比較歐洲和美國的高下:「紐約像是一座俗麗的暴發戶的大住宅,而巴黎卻是一幢高貴的書香之家……美國雖有歐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國本身的文化到底是粗俗的。吳騰認為粗俗的物質文明最令人生厭,就像一冊沒有內容,印刷粗糙,紙張低劣的書本。或是一輛機件欠精,線條不美的汽車。在台北時,吳騰時常說最可悲的是我們排斥了自己優秀的文化,而吸收的卻是西方最粗劣的物質文明。」(《杜連魁》,第137頁)

王爾德對感情、婚姻制度的犀利觀察,更恰好為剛結束一段婚姻的王大閎的多情做了某種程度的辯護:……你這單身漢不會知道結婚的最大好處就是雙方都會養成互相隱瞞的習慣。(《杜連魁》,第 13 頁)

用情專一的人只認識愛情平凡的一面;不忠於愛情的人才會深感到愛情的悲劇。(《杜連魁》,第 19 頁)

自制正在處罰我們,每一個被強壓下去的衝動會潛伏在我們心靈的深處來毒害我們……如果你反抗它,你的靈魂一定會為了渴望那禁果而受苦;為了想做那些怪的法律稱之為非法的事而得病。有人說過天下大事都產自腦中,罪惡也產自腦中。(《杜連魁》,第 27 頁)

女人最喜歡用這兩個字,他們每次都為了「永恆」而把愛情破壞得無餘。何況這兩個字毫無意義,終身的愛情和短時的迷戀唯一的差別是迷戀比較耐久一點。(《杜連魁》,第 32 頁)

其實,就拿愛情來講,這完全是一種生理上的現象,和我們的意志毫不相干。年輕人想要忠實而不能忠實,老年人想不忠實卻無能不忠實。就是這麼一回事。(《杜連魁》,第 38 頁)

我勸你最好不要結婚。你要知道男人結婚是為了厭倦;女人結婚是為了好奇。結果兩方面都會失望。(《杜連魁》,第 58 頁)

女人根本只有兩種 :一種是無姿色的,另一種是有姿色的。第一種女人非常有用。倘如你要人家尊敬你的話,你只要和她們交往就行了。第二種女人雖然可愛,但你倘如和她們相處過密往往會被人看不起。她們好虛榮,總想打扮得比自己的女兒還年輕。(《杜連魁》,第59 頁)

一生只戀愛過一次的人,才是真正膚淺的人。他們自稱的忠實和專一,實在是感情上的懶怠和窄小。忠實就猶如一個畫家只畫一幅傑作,那是他缺乏想像力和自認無能。忠實包含了頑固的佔有心 ……(《杜連魁》,第 61 頁)

風流韻事要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發生才能維持愛情。這樣,情慾才會漸漸地精煉成為愛。何況,男人談戀愛時,每次都是他的初戀。改換戀愛的對象並不影響到他的真情,反而會加強他的熱情。最幸運的人一生中也不過只能經驗到一次偉大的愛情。生活的秘訣也就是能一再地去追求這種經驗。(《杜連魁》,第197 頁)

王大閎難得直言談愛情,1981年發表凱敏泰(Clementine)民謠翻譯時寫道 :「一般人對愛情像對其他事情一樣,往往抱有一種極不合理的理想。我們不敢也不願面對事實,總想掩飾現實的醜惡。」對愛情說不上不是失望,但有一種透徹領悟。

他看完《紅樓夢》後曾說杜連魁和賈寶玉這兩個富家子弟雖然性格不盡相同,卻有許多相像之處。但不知王大閎覺得自己跟這兩位天之驕子的相像程度又有多高?

王大閎突破傳統「謹守本分」的譯者角色,在保留、刪減、增寫之間,與王爾德或對話或交心或唱和,短暫揭開了自己的面具,透透氣。

《杜連魁》或許是當時國父紀念館案的一種逃避,卻也是救贖。那不僅是王大閎的一個文學功課,也是身兼讀者和作者、評論者和創作者的王大閎剖開、看清楚自己之後完成的一本懺情錄。

改變

王大閎第二任妻子與他仍有相當的年紀差距,行事同樣低調。大家對她的認識大概只來自王大閎自己寫在《女強人 ──GLORIA K.素描》文中這段描述:「K小姐的直爽坦白帶有男子氣,這一點她和我妻林美麗有些相似……有一次, 我妻子林美麗駕著她的COUPE去加油, 站上的女服務員突然說 :『你很像一個女強人』,這位女服務員倒真有眼光。我和美麗結婚幾年後我才發覺她確是個女強人,這名詞用在 GLORIA 身上更適合,但K小姐駕車有點笨手笨腳,遠不及我 那位女強人。」

時光荏苒。曾經稚嫩、需要備受呵護的年輕妻子或許因為磨練、或許因為本性展露,成了今日的女強人。其實王大閎早已預見此一「必然」。

1972年,國父紀念館完工。同年王大閎 在《綜合月刊》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男人怎樣看女人》,透過神話、文學、歷史,鋪陳男女關係和地位隨時代轉變的軌跡。從女人為男人所創造,到女人為男人所改造,到女人為男人所擁有,到女人是男人的一半,到女人壓迫男人,最後甚至宣佈女人是男人的勁敵,因為「《創世紀》上說女人出自男人。現在女人已自求解放,壓迫男人……說實話,這個世界遲早是會被女人統治的……今天我們男人能做的事,沒有一件是女人不會做的。女人時時處處都會取代男人的地位」。這段演化史固然是時代縮影,似乎也映合了王大閎(或所有男人)的個人感情觀演變。

2007年國父紀念館特展開幕時,大家簇擁著在家人陪伴下前來的王大閎,希望多聽聽他講些什麼。但他掛著微笑不開口,只在聽到有人說「王先生你是我們建築界的寶貝」時,轉頭跟太太說:「聽到了嗎?他們說我是建築界的寶貝,所以要對我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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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閎特輯 - 那一代 王大閎建築師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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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徐明松 (原文刊登於史建主編《新觀察》第二十輯。《新觀察》文集、《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即將由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序曲

本文試著整理一篇王大閎建築師作為「人」較為詳細的介紹文字,以饕內地讀者,特別是關於他的養成與感情生活。 2006年10月28日,「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建築展在台中TADA Center(台灣建 築、展演與藝術中心)開幕,重新燃起七八十年代建築學子的熱情與社會的關心。王大閎先生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僅是一位建築師,也是一位嘗試各種創作的文學家與藝術家。他曾經為人所津津樂道,私語他開跑車的年少輕狂歲月,欽佩他面對巨大體制壓力仍堅持尋覓現代中國建築的方向,羨慕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樂,而今只能感嘆新世代建築人聞其名卻不知王大閎何許人也。

面對商品化時代來臨,如他所預言,建築變成了服務業,經常還為政治服務,儘管身為台灣戰後最重要的建築師,他選擇在自己宅第的高牆後面隱逸,偶爾藉助或撰寫或翻譯的文字對外發言。

先來回顧一下所謂「王大閎學」在台灣是何時開始,又如何展開。1979年,當王大閎還在浪頭上時,姚仁錄的建築公司「大仁」出資,由當時任職於公司內的林盛豐主持編務,計劃出系列台灣資深建築師作品專輯的小書,可惜只完成了第一本,也就是王大閎的資料收集與書寫,印了五百本,連出版都沒有就告終,沒有論述,僅留下一些選入作品的描述性數據。1990年,三六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出資請馬以工(現「監察委員」)主編,十竹書屋出版《居──王大閎的建築設計藝術》一書,亦缺乏系統論述,但文中有一手影像。1995年王大閎七十八歲, 正式退休,「國立」台北技術學院(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蕭梅老師將王大閎在國內外發表的文字作品彙編成《王大閎作品集》。1997年,八十歲,東海大學建築系舉辦「王大閎研討會」,算是規模盛大的研討會,或是為王先生八十歲生日所辦的活動,可惜最終沒有任何出版品。隨後王大閎漸漸淡出社會不為人知,最後他忘卻塵囂,也被塵囂所遺忘。

近十年後,王大閎被動地再度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2006年我們辦了一個他的回顧展,拍了一部他的紀錄片,寫了一本他的建築導覽書,來年再辦了一個他的特展,為此編了一本他的中山紀念堂特刊,2008年重新修訂再版了他的作品 集(《銀色的月球》,通俗社),2010年還出了一本他的建築專輯(《建築師王大閎 ──1942-1995》,誠品書店),王大閎又重新回到大家嘴邊、眼裡、心裡,接著大家問,然後呢?

2009年,王大閎打破文藝獎得主必須是 「近年持續創作」之傑出藝文工作者的規定,獲頒第十三屆「國家文藝建築獎」,那幾乎是整個建築界的共識,如果他的作品不是持續散發魅力和影響力,讓人低回再三,又豈能在十年後掀起那許多建築人心裡的騷動?

人性使然,於是我們在自述、他述的建築論述之外,忍不住關注起王大閎「人」的歷史。本來就不喜與人應酬的他,現在面對任何問題更是微笑不作響應,幸而早年他雖說自己不擅長教書和講學,卻很樂於分享對人、生活、美食、歷史、文學的看法,遇學生或好奇者採訪發問也全心回答絕不敷衍,而少年時造訪王大閎自宅當作朝聖的建築界後生晚輩、在事務所跟王大閎共事得親見其丰采的員工、三顧茅廬才請到王大閎設計自宅或公司大樓的業主,也都成為珍貴的史料來源。

唯一讓人猶豫的,是該不該披露王大閎先生的感情世界呢?曾說過男女之間最好是一見鍾情的浪漫主義者王大閎於 1991年發表在《中華日報》上的《胡適 的外交手段》一文中寫道「感到(胡適)這本自傳似乎述得太簡單,避開了生活中情感的一面。胡博士只輕描淡寫地提到他的婚事,一件由父母做主的婚姻。難道在漫長的四十年間,自童年至少年,從青年到中年沒有經歷過情愛?為什麼一字不提?」這樣啊……看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情的王大閎肯定比不知情為何物的王大閎更迷人。

這幾年社會各界對王大閎先生的討論度、關心程度都增加了,有的建築作品因此受惠,得到較好的保存與維護。例如台大學生活動中心中庭現況雖已破壞原始設計意象,應有的自然況味亦不復見,但增設電梯的提案已確定暫緩再議。不過還是有作品遭到不當修整又廢棄在荒煙蔓草間(張群宅),或因使用者的粗魯介入而破壞了面貌(虹廬)。早在1963年, 王大閎就說「意志比靈感更重要」,那時他思考的是如何為屬於自己文化的建築打開一條大道,而今如何讓更多人認識台灣這塊土地上現代建築的文化價值,並給予恰當的照顧、妥善保存,應該是在探索建築師的創意秘訣之外,需要大家繼續並持續努力的另一個意志考驗。

青年建築師的畫像

建築人談起王大閎,常私語說他是「最後的貴族」。貴族無關血統,而是說他不媚俗、氣韻獨特、堅持但隨和、優雅不染塵埃,亦有人以「灰燼中的珠玉」形容之。事實上他出身平民家庭,但父親王寵惠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家,中國風起云湧之時參與政事,且遊歷歐美多年,思想開明,家中往來友人皆非俗士,耳濡目染之下,王大閎已經與同齡孩童大不相同。之後由父親安排,先赴瑞士,再奔英、美就學,所習所見所聞所思都是最「前衛」的。十多年後,王大閎再回到中國,他內在的小世界或許跟尚在混沌、變動的華人社會格格不入,但長時間接觸各國文化、人種、思維,讓原本淘氣調皮好動的他似乎也能夠怡然自處、笑看一切。家境優渥經濟無虞,加上在西方世界看多了追求物質享受的各種姿態,王大閎日後面對名利自然多了一分清爽坦然。

與眾不同的成長、學習過程,培育出王大閎的貴族氣息。他話不多,絕不道人是非,但逢人問他意見,不好的,寧願保持沉默不說,若是好的,就毫不扭捏點頭說好。雖然受西方文化熏陶甚久,卻唸唸茲茲要找出屬於他的中國建築,因而造就了獨特典雅的建築風格。

北平·蘇州·瑞士

1917年7月6日,復旦大學副校長王寵惠喜獲一子,名王大閎。這是民國建國以來,王寵惠難得偷閒、不在政治舞台上奔走的時候。人生得失,難預料。

曾任第一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的王寵惠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鴉片戰爭後因中國排外情緒高漲,發起反洋教運動,遂舉家遷居香港。父親王煜初在香港道濟會堂擔任牧師,與當時在香港西學院讀書的孫中山先生相交甚篤。王寵惠入學後受西方現代科學教育,同時又在父親督導下浸淫中國傳統文化,東西相融。 1895 年 10 月,王寵惠兄長王寵勳在廣州舉行婚禮,孫中山冒著被滿清政府追捕之險赴宴,與時年十四歲的王寵惠有一面之緣:「酒次未終,忽有官校入屋索人,方眄愕間,始知總理已先時失所在矣, 是為總理與清廷奮鬥之始。」那也是王寵惠接觸革命思想之始。

1900年王寵惠自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 法科畢業,既是首屆畢業生,也是取得中國大學文憑第一人。其後他先赴日與友人在東京創辦《國民報》,以「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積極宣傳 革命 ;後轉赴美國入耶魯大學,1906年 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在美期間,王寵惠曾與孫中山合作起草《中國問題之真解決 》 宣 言(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論清朝統治已病入膏肓,革命勢在必行,呼籲西方各國勿再給予清朝援助,要對中國革命給予道德及物質上的支持。1907年王寵惠再赴德研究國 際公法,成為德國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1911年9月王寵惠回國後武昌起義爆發,旋即被延攬進入政界 ;1912年1月3日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大總統孫中山任命他為外交部長,兩人成為篳路藍縷政治路上的重要夥伴。後來王寵惠歷經政府數次更迭,皆受到極度倚重,曾任教育總長、司法部長等,最高甚至位及代理國務總理,中華民國刑法也由他制定而成。

1919 年王寵惠夫人楊兆良因難產過世, 王大閎未滿兩歲,交由住蘇州的外婆照顧。老人家對外孫疼愛可想而知,至於舉足輕重、享譽國際的法學家父親身影則久久才出現一次。後世對於王寵惠的紀錄皆著墨於他的專業成就,對個性未多記述,我們難免猜測學法之人必定嚴謹、不輕易表達感情,但他對這個獨子的寵溺未曾稍減。王大閎說起童年對父親的記憶是,一進門就忙不迭地喊著兒子的乳名,每次都會帶許多玩具送他。王大閎自小對美食的講究和執著,也跟父親的百般呵護脫不了干係。

蘇州小學畢業後,王大閎先後在蘇州東吳初中和南京金陵中學讀了一年多,因外婆過世,同時社會動盪,常有學潮爆發影響上課,王大閎便隨魏道明夫婦和孔祥熙夫人前往巴黎,學習法語。1930 年轉往瑞士,就讀位在日內瓦湖畔的栗子林中學,方便赴海牙擔任國際常設法庭正式法官的父親「就近」照顧。

或許因為隔代教養,也或許是因為父親的革命基因遺傳,王大閎說不上是乖巧孩兒,小時候使蠻勁扭著別人打架是理所當然,在法國停留期間也常一個人溜出門搭地鐵到處探險,重點是:好玩。

即便進了瑞士栗子林中學,成為全校唯一的東方人,打架仍是家常便飯。只要找到對手,宿舍裡、校園內,無一處不能變成打架擂台,讓校長、老師和同學在旁觀看。秉持著童年愛不釋手的《水滸》、《封神榜》、《七俠五義》中的俠客精神,精力充沛的王大閎打遍天下(同學來自美國、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終於為自己博得了「中國運動員」的稱號。

西方教育初洗禮

栗子林中學專收男生,當時僅有七八十個學生,老師倒有二十多個,學生一舉一動都在老師的監控中。

應是遵循古希臘教育精神的緣故,學校特別注重身體的鍛鍊,除了體育課之外,還設計不同活動,讓學生從事戶外運動。週末得「捉狐狸」,扮演狐狸的老師在校外的山坡地上每走二十步撒一把色紙條,再讓學生循線追捕,捕獲者可領獎賞;或是冬天夜裡在校長帶領下爬山,夜宿小木屋,第二天早上再走回學校,老師會準備餐點,學生沿途唱歌玩鬧、欣賞美景,既同樂也健身。

按照規定,栗子林中學的學生在夏日裡須晨泳五十公尺,游泳池中是高山積雪受日照融化流下的冰水,淨身之外還可提神醒腦;冬日早晨聽到號角聲起床後,得穿著睡衣跑到校外一公里半的體育老師那裡點名,點完名才有早餐吃。用餐時,學生須輪流與老師、校長共桌,學習禮儀,那絕對是比在豔陽下或嚴寒中鍛鍊身體更讓這群青少年覺得辛苦的時刻。

但王大閎並沒有因此改變調皮本性。帶頭吆喝美國同學爬上校園中的黑櫻桃樹,就著滿樹的櫻桃邊摘邊吃,換得晚餐禁食的處罰,端來滿抽屜的巧克力糖抵擋充飢;浴缸放滿熱水當游泳池玩耍,水溢流到門外被老師發現,校長只得以停發家長預留的零用錢作為懲戒。自小注重美食的王大閎為了學校供餐太過簡單,「每日僅有一餐供肉,其餘吃素,週五吃魚,週日吃雞翅」,發電報向父親抱怨,父親跟校長通過電話後,王大閎便有了每餐吃雞的特權,還嫌雞肉烹煮味道不佳,另準備了調味的鮮味露一瓶,連校長都好奇不已。

看來西式教育正適合王大閎自由不羈的個性,任其悠遊、如魚得水。跟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生活,接觸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又不失純真的樂趣。而且他自此建立起運動健身的習慣,大學時夏天游泳、冬天滑雪,中年後每日早起轉動眼珠看四邊牆角的「小運動」也從不馬虎持之以恆,時至今日視力仍完全無需依賴眼鏡。

回想起年少青澀時光,他充滿感性地說:「小時候,我夢想長大後當火車司機或機師,我覺得那是了不得的大本事。如今,我只想盡一個平凡人的本分,多設計使人們舒適的房子,如果有緣,再到栗子林走一遭。」

英國

兒時夢想是長大後要當火車司機或機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王大閎中學畢業後,1936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時一開始選擇的是機械工程系。王大閎自承小時候曾趴在地上一口氣畫了二十多輛汽車,全憑想像,有的圖樣甚至還預告了未來汽車設計的方向。在瑞士讀書期間,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師李霞卿女士常開著 Hotchkiss汽車來接王大閎去日內瓦度週末,飛機、汽車,進而延伸到火車、輪船,機械的魅力在他心中漸漸累積。王大閎始終認為機械跟建築一樣都是科學與藝術的結合,甚至機械設計的難度更高,例如設計汽車時,因受限於體積空間,分寸都需計較,否則就會影響車身的線條與美觀。

當時機械系是劍橋大學最好的科系,一年後王大閎選擇轉入建築系,讓老師頗感納悶。究其原因,或許是年紀漸長,對機械的迷戀漸漸淡去,或許也是因為他體悟到「建築是現實和理想之間的一座橋樑,能形成我們的生活環境和外殼。每一幢住宅,每一所教堂,每一座音樂廳或是辦公樓,都是實現我們生活中的一種需要和理想。地獄和天堂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王大閎並不是埋首書堆的傳統學生,對他而言,學習的場域來自生活,來自環境,也來自觀察,因為人生除了追求學識外,也應該尋求富廣的生活。劍橋生活的悠閒和優雅顯然完全符合他的期待。

劍橋學生可以自由選課,一年僅有一次考試,上課期間大學城裡的餐廳、茶室、電影院、書店到處都是生氣蓬勃的青年,河面柳蔭下小船搖曳。學生組織無奇不有,其中一個叫做「夜半攀登會」,專門在夜深人靜時翻牆、爬屋,而且成員皆配備專屬的攀登器材,專攻教堂和高聳建物,他們高來高去、飛簷走壁的目的只是運動,追求冒險與刺激。校方若不是接到市民請求或為了保護古老校舍的精緻石雕,一般並不會加以干涉。個人自由受到極度保障,就算入夜後你在宿舍高分貝聽完所有貝多芬的交響曲作品,也不會有人阻止。

對食物一向挑剔的王大閎,在這樣愉悅的環境中居然頗能體會英國餐點的美味,推翻大家對英國人不講究吃的既定成見,宣稱英國烤麵餅(Crumpet)抹上牛油後的美好滋味僅次於他心愛的珍饌雞頭米。下午茶是重要的社交活動,若是與好友共聚,可以盡情享受茶點帶給味蕾的刺激,談天說地、引吭高歌;就連中學時期最讓他覺得彆扭的與師長同桌進餐,也因為可以在佳餚陳酒助興下交換意見、聆聽分享而顯得十分可貴。

校內固然沒有現代化游泳池,但是貫穿劍橋的康河不僅提供了水仙點綴的碧綠草地,還有軟泥河床讓那些在河中游泳的人與大自然更接近。

唯一讓王大閎略有微詞的,只有學生在上課及夜晚出門時必須穿黑袍戴方帽的校方規定。這凸顯學生與市民身份不同的裝扮最讓他詬病的便是「不美」,為了避免負責執行規定的巡查員責罰,大家只好手中拎著衣帽,以便及時穿上。這自由中的小小紀律要求,看來除了增加點麻煩外,並未讓王大閎有太大反感,反而視其為英國民族的傳統和象徵。

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中,王大閎進入建築系第二年就展現才華。他以一個餐廳設計圖參加劍橋大學建築學會舉辦的學生設計作品競賽,得到首獎,除獲得獎金和獎章,也得到了肯定。自此,繫上老師不時會把王大閎的作品掛在走廊上,供同學欣賞。

近十年的歐洲生活熏陶,為王大閎的思想打下根基,劍橋的一切幾乎都符合他對美、自由和精神的追求。然而1939年他甫自劍橋大學建築系畢業,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德軍轟炸英國各都市,並斷絕物資運送管道,劍橋也陷入困境。當時王寵惠擔任外交部長,聯絡英國外交部長協助購得船票一張,讓王大閎前往尚未對德宣戰的美國避難。為躲避德國軍機轟炸,輪船在海面上迂迴航行了十四天後始平安抵達。

1940 年,王大閎開始著手寫科幻小說 PHANTASMAGORIA5(《幻城》),展現 多元的企圖與關懷,也是藉文字抒發己念之始。只是歷時七十餘年未竟全書。

來年進入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

美國

王大閎對美國的第一個印象是:很貴,飯店提行李要錢,開門要錢,什麼都要錢。

第二個印象是 :不同於英國的職業階級劃分清楚,在美國即便是修電梯的小弟也可以讀哈佛大學。那是一個人人有機會的消費主義社會。

哈佛大學位在美國麻州劍橋市。雖然同名為劍橋,王大閎對英、美兩處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首先察覺到的差異在於物質生活。他認為「優秀的物質文明,是人類文化的精華」,美國相較於英國文明粗陋,而哈佛大學的讀書生活相較於劍橋是狹窄、粗俗和緊張的,每學期大考小考不斷,把大學生當小學生看管,以至於學生缺乏自動態度和自由精神,汲汲於追求學術和技能不過是為了生存,而非一種生活方式。

或許正因為環境中缺乏豐富心靈及生活的元素,一向不太認真於課業的王大閎進入哈佛之後更孜孜不倦地投入閱讀世界,期望從課外書中獲得精神慰藉。而影響他最深的,就是盧梭的一篇論文《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盧梭認為人性良善,大自然則是完美的,符合自然的社會才是理想社會,所有罪惡都是人類違反自然的結果,而人類污染自然的同時也污染了自己,從而追求粗鄙的物質,輕忽了精神生活。這個說法引發王大閎的省思,他覺得人類固然會破壞,但也能創造,更善於用意志和技能重塑神所創造的東西,例如房屋和城市,端看個人努力。他把對建築之美的追求看做是對理想的追求,而非單純是物質上的滿足,否則會把原本優美的自然塑造成無比醜陋的空間。但他也清楚知道理想跟現實之間的距離,就和精神跟物質之間的距離一樣遙遠,所以人常容易不滿足,甚至將期待寄託於烏托邦,有時候反而付出極大代價。既然無法脫離物質單純依賴精神而活,那麼讓物質與精神結合,以提升物質的層次,顯然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在物質當中必須注入美,才能符合精神的需求。

因為匱乏,所以更需要努力。這時候的王大閎已經逐漸脫離了自由的浪漫情懷,開始正視建築必須兼顧的精神及社會意義。如果說美好的英國是他從少年蛻變為初識人間滋味成年男子的美樂地,那麼醜陋的美國就是促使他思索未來專業角色的鍛鍊場。王大閎在譯寫的《杜連魁》書中說:「美國雖有歐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國本身的文化到底是粗俗的……粗俗的物質文明最令人生厭,就像一冊沒有內容,印刷粗糙,紙張低劣的書本。或是一輛機件欠精,線條不美的汽車。」又在《兩個劍橋》一文中說 :「哈佛大學可以產生一位肯尼迪總統,但不可能產生一位王爾德。非要牛津大學或劍橋的水土才能培植出一個王爾德。」應是他對英國和美國最好的腳註。

王大閎進入劍橋大學同年,前德國包豪斯校長格羅皮烏斯因受納粹迫害移民美國,進入哈佛大學建築系教書,1937年擔任系主任,許多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生都慕名而來。對王大閎而言,這位早在1920年代就研究並生產預鑄建築,希望藉以提供平民居住質量的建築大師不僅是現代建築的倡導者,也是社會學者和教育家。他說格羅皮烏斯被「當時的納粹黨稱他為共產主義者,而共產黨卻稱他為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者。不論如何,我這位老師在建築和社會學上,確是一位先知和倡導者」。王大閎從這位老師身上學到的不僅是建築美學,還有建築的社會意涵,打下了紮實的專業基礎。當時與王大閎同班的還有貝聿銘與菲利普·約翰遜,日後三人各自站在建築舞台上發光發熱。

有趣的是,王大閎對老師格羅皮烏斯極為尊敬,一生保持聯繫不輟,可是他的建築語彙卻主要師承另一位從未謀面、在芝加哥教書的密斯,或許是因為密斯的語言蘊含了轉譯成現代中國建築的可能性,而格羅皮烏斯所強調的預鑄、工業化生產,則負載了太多社會性,少了一些藝術性,然而對於從事創作的人,如何將西方新事物以中國氣味傳達是一個重要的命題。說不定這就是台灣戰後建築只受到勒·柯布西耶和密斯洗禮,而格羅皮烏斯儘管受人景仰卻未能施展影響力的原因吧。

1942年哈佛畢業後,王大閎不僅拒絕入籍美國的機會,也拒絕了普林斯頓大學「彈道學」(Ballistics)研究計劃和布勞耶(Marcel Breuer)事務所的邀約,選擇接受當時駐美大使魏道明邀請,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擔任隨員,這個決定,說明他既不願偏離建築專業,卻又不急於投入忙碌的建築事務,或許還在尋找自己的方向。1944年10月,美國雜誌《室內》(Interior)邀請王大閎發表作品,帶有東方空間況味的「城市中庭住宅」(The Atrium Town House)於 1945年1月刊登,是他日後建築創作的原型之一;同年,他參加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個設計競圖,在四千五百多人當中跟貝聿銘同時都得了獎,時值珍珠港事件爆發,竟依舊吸引了媒體採訪報導,對王大閎而言是難忘的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王大閎揮別生活了十五年的西方世界回到上海,與陳佔祥、黃作燊、鄭觀萱、陸謙受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聯建築師事務所」(1947 年),並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負責「大上海都市計劃」。王大閎腦袋裡裝載的西方「現代性」與古老的中國傳統於此交會,將慢慢醞釀,來日迸發出新的生命火花。

1949年大陸政權轉移,王大閎至香港停留兩年多後,應父親要求於1952年春天遷居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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