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斯逝世四十周年，帶給台灣建築師的啟示
2009年是建築大師密斯（Ludwig Mies van der Rohe， 1886年3月27日－1969年8月17日)逝世四十週年，全世界的建築界都用不同的型態紀念他，可見他對現代建築的影響深植人心。
與眾多的建築明星不同，密斯的建築似乎平淡無奇，從不追求浮華，絕不標新立異。但這種幾乎失去了個性的建築卻浸透了一種精神，這就是簡約、精緻、理性和嚴謹。他的建築就像他的為人，少言寡語，但卻斟字酌句。
他對建造工藝精美的追求，幾乎達到了無人可以超越的水準。他在設計中剔除了可有可無的一切，於是成為經典。如果把建築師比作裁縫，他從不做奇裝異服，也不做貴婦人的華麗盛裝，他只做正統的西裝，為白領階層服務。因為人人都需要正式服裝，而且他做的款式大氣，貨真價實，品質第一，於是在現代建築的四大巨匠之中，他的「業務」做得最好，工程規模做得最大，追隨者也最多，故能形成“密斯風格”和“密斯學派”。
他不像柯比意與萊特，他們的建築個性極強，曲高和寡，只能形成個人的風格，成為歷史長河中的一座豐碑，受人崇拜。密斯則不然，他從不追求建築的標誌性，他的建築融入城市環境當中。
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在全世界的新建築中找到密斯的影子。所以密斯的精神不死，仍然活在我們。這就是密斯的魅力。
密斯之所以能夠成為影響一代又一代建築師的巨匠，archicake認為，關鍵因素就是他懷抱著建築理想，他把建築藝術看作是建造之美，他從哥德學派繼承了結構理性主義的觀念。20世紀初，對於如何創造新時代的建築問題，莫衷一是，有人主張功能主義，有人主張師法風起雲涌的藝術革命。而密斯獨具慧眼，從建造出發，認準了鋼鐵和玻璃是未來最重要的建築材料，為了尋找它們在建築方面的應用和藝術表現，整整奮鬥了近半個世紀。
在從磚石結構到鋼結構這個歷史的轉折時期，對於建築師來說，最重要的問題當然是鋼結構的藝術表現形式問題。早在19世紀，人們已經嘗試著使用鋼結構來建造房屋了，但是由於傳統的磚石結構的建築藝術形式深入人心，早期的鋼結構建築的藝術表達不得不遷就於傳統的建築審美觀念。而這種觀念產生於幾千年來磚石結構的砌築文化，這種文化成了鋼結構建築發展的沉重負擔。一旦文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只有創造適合於鋼結構工業化批量生產、符合鋼結構生產和構築工藝的新文化，才能促進鋼結構事業的發展，才能滿足生產力發展的需求。
這是一個永恆不變，推動社會進步的鐵律。而密斯就是創造這種新文化的先行者和巨匠。他順應了建築工業發展的科學規律，所以他獲得了其他建築師無法比擬的巨大功績。密斯所追求的“方盒子”，正符合了鋼結構桿件的標準化和工業化生產的要求，而密斯追求的制造精度與節點的精美正是機械工業產品美的源泉。
在建築業發展的幾個最重要層面，密斯看準了時代的需求，所以他的創造，不再為特定場所設計個別建築，而是在為一個時代提供一種產品。為社會提供產品，滿足社會需求，恰恰符合了人類從事基本建設的最主要的目標。
所以作為一名建築師來說，只有把自己個人的志趣與社會的需求完美結合起來，擺脫個人主義的創作態度，才能真正為社會作出巨大的貢獻，得到人們永存的紀念。這是我們從密斯那里得到的第一個啟示。
建築師的靈魂在於創造，當我們今天回首八十多年前密斯對未來建築的構想時，我們不得不折服於這位偉大建築師驚人的預見性和創造力。那是在1921年、1922年所做的兩幢鋼結構、玻璃帷幕的高層建築，垂直的交通系統加上曲線的平面外輪廓以及玻璃的表皮，這個構想成了今天遍布全世界的高層建築的雛形。所以有人說，密斯是改變現代城市天際線的偉人，並非沒有道理。他的這個發明，直到上個世紀50年代才在美國得以實踐，而且很快地在全世界得到普及，這絕不是僅僅因為審美的原因，而是源於技術進步和經濟規律的強大推動力。
創造性，對密斯來說就是生命。在他83年生命中，旺盛的創造力一直保持至人生的終點。從家具、室內陳設、紀念碑到建築設計，從青年時代的世博會巴塞隆納德國館到暮年的最後一件作品德國國家藝術博物館，從小住宅、平民公寓到摩天大樓，無處不見他的創造。從流動空間、鋼的建築新語言、獨立式牆及“皮包骨”的結構、玻璃帷幕到“自由平面”的建築理論，無一不是他率先實踐，或者比別人做得更加成功。
從密斯身上，我們應該得到的啟示就是，建築師的生命在於創造。
密斯的創造來自於他對建築、對社會的理解和他的哲學觀念。創造不可能平地而起，他的思想源於繼承。密斯本人是一位石匠的兒子，從小就對“建造”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密斯孩提時就熟悉了構造的形式，而且有了構造的實際經驗，這使他認識到了材料的質量及其外表上的特徵。19世紀歐洲的石匠就是傳統建築的建造者，他們有著自己的對建築的理解。德國工匠對建造精益求精的傳統，嚴謹的一絲不苟的德國作風應該是密斯風格最本質的靈魂。密斯在幾位歐洲大師身邊工作過，他受到了里爾、貝倫斯、貝爾拉格，甚至受到了萊特作品的影響，接受了現代建築概念的全部範疇，即“形式、空間、構造”。
他拒絕一切傳統和時尚的各種流派、主義對“形式”產生的暗示或者通向形式的主義的影響。他要回歸建築的本源，採用新材料和新技術去建造。他說︰“我們不知道什麼是形式，我們只知道建造問題。形式不是我們的目標，而是我們工作的結果。”而這種思想恰恰是那個時代最寶貴的，因為傳統歐洲建築磚石砌築文化的物質基礎已經喪失，而新型的建造材料鋼鐵與混凝土還沒有找到自己存在的合理形式。這種表達形式必須發揮新材料的力學性能，符合加工工藝特徵而且具有美的精神。
關於“建築材料及其表達”的上述思想，早在19世紀中葉就開始被明確提出，它顯然是那些建造者們即歐洲工匠的觀念。所以密斯創作思想的源泉起碼可以追溯到法國建築師維奧雷‧勒‧杜克（Eugène Emmanuel Viollet-le-Duc，1814年1月27日－1879年9月17日），追溯到歐洲幾千年來石匠們在建造房屋時形成的傳統觀念上。因此可以說，密斯真正地繼承了歐洲傳統建造文化中“理性的核心”，並將這種文化在鋼結構建築中發揚光大。
密斯繼承的不僅是思想，還有設計的手法。這就是推敲建築的比例、尺度，研究材料的性質、加工方法及質感，精確細部做法，確定節點和構造以及構造的表現，另外他用建築裝飾來強調結構的邏輯的觀念等等，這些都是歐洲建築的文化傳統。所以我們也可以說密斯的建築具有古典的精神，密斯的成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所取得的。凡是創造都源於繼承，這又是密斯給我們的啟示。
我們現在只要看見玻璃盒子就要想到密斯，那是因為密斯專一而持久，有著堅強的毅力和韌性。在建築上用玻璃和鋼材來建造房屋，密斯不是太早，真正開始實踐也是到美國之後。然而密斯自做上玻璃盒子以後，幾乎所有的建築都這樣去做，使用鋼材也是這樣，只選擇鋼材的框架結構系統。
當有人問他為什麼總是重複使用同一類型的結構體系而不去試用各種新的可能時，他回答︰“如果每天都要想出點新東西來，那我們就前進不了。要想出點兒新東西並不困難，但要把什麼東西研究透徹卻還真需要付出很多代價。法國建築師維奧雷‧勒‧杜克曾說，「哥德教堂發展的三百年歷史中，首先就是對同一結構的形式體系所進行的透徹研究和精心處理。我們特意把自己約束在當前可行的那些結構系統的範圍內，並力圖做出詳盡的設計來。我們打算以這種方式為進一步發展打下基礎。」
這就是密斯的建築之所以精緻，細部設計之所以堪稱第一的原因。他不換花招，始終如一，不斷改進，精益求精。他是一個一旦看清方向就義無反顧往前衝的個性，這就是密斯的作風。
而現在一般的建築師都反其道而行之，不斷地花樣翻新，希望設計的每幢建築風格都迥異。但也正因為這樣，所以永遠是膚淺，也因為膚淺，只有不斷翻新，成了惡性循環。密斯又為我們做出了榜樣︰“凡要成事，必須專一”，“做事要有深度”，“不能朝三暮四”。這仍然是密斯給我們的啟示。
與密斯相比，台灣建築師在知識系統與業務範疇上有很大不同。現行的體系尤其是公共工程，把完整的建築設計分解得不成樣，更無法培養出像密斯這樣全面的人才，也無法實現建築、結構、室內完美整合的設計，也建造不了像密斯所做的經典。與密斯相比，台灣建築師知識面太窄、執業範圍太窄、不夠專業。
如果分析一下，我們發現，密斯起碼有如下幾個方面的才能︰首先他對歐洲古典建築有著深刻的理解，特別是對材料、構造及其表達了如指掌。他了解建築演變的歷史，他從歷史中探索未來。他非常了解傳統工匠，所以他把建築藝術看作是建造的藝術，因此他有古代工匠的氣質。他深入工程，關注工藝，擅長構造，精通選材。同時他又是一位藝術家，有對形式美的直覺、敏感以及旺盛的創造力。他曾師從當時歐洲最優秀的建築師，從那裡接觸到了建築界的前端，並獲得了真知灼見。他的創造力同時表現在空間、形式、技術與美的幾個方面，他具備了成為建築巨匠的全部條件，雖然他沒有受過一天正規的建築教育。從密斯的身上，我們應該反省我們的建築教育，反省我們的基本建設的管理體制，這同樣也是密斯給我們的啟示。
密斯的時代已經過去。現代主義之後的許多建築評論家，他們激烈地批評密斯的美學思想，批評密斯的“方盒子”和玻璃帷幕，但這種批評往往脫離了密斯所處的時代和當時的技術經濟背景，不能不說是對前人的一種苛刻的指責。可怕的是，這種批評傳到中國之後，又往往被誤讀，反對“方盒子”變成了追求標新立異。近年來全國各地產生了一批奇形怪狀的建築，被人們比擬成“妖怪”，造成了經濟上的巨大損失以及建築文化的混亂，破壞了城市和諧的環境，這使我們更加懷念密斯。
在紀念密斯逝世四十周年的同時，我們應該更加深入地研究密斯。台灣建築師們，如果能從密斯的生涯得到啟示，首先應該是︰了解我們的民情，研究現階段公共建設的目的和任務，採用適用我們現階段的建築技術來解決台灣的問題。正像密斯所說的那樣︰「我們反對一切美學的抽象理論，一切教條，一切形式主義……創造形式要從我們的任務出發，要用我們時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