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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慶岳／生日快樂，王大閎先生！
2017/07/05 06:56:42 聯合報 阮慶岳
有次，在台科大的演講場合，有學生聽到王大閎談論自己的建築作為時說：「我從來沒做出來一件好作品。」於是舉手問：「如果如此，那王老師後悔作了建築嗎？」他迅即回答：「當然不後悔。」
然後，他忽然轉頭問我：「你後悔嗎？」我一時愣著的，無法像他那樣決然說出話語來……
明天是王大閎先生的一百歲生日，我想起來第一次見到王先生的緊張與震撼難忘。
早在七○年代我初入大學念建築，王大閎與他五○年代剛到台灣時的「建國南路自宅」，就是當時人人敬仰的建築傳奇。2004年我動念編輯一本建築人寫小說的書，忽然想到了曾經花十年時間把王爾德的小說《格雷的畫像》，改寫成台北六○年代時空背景的《杜連魁》、據說還正在寫一本經營數十年科幻小說的王大閎。我私下詢問了王大閎的長子，也是我研究所同學的王守正建築師，竟然得到王大閎同意和我見面的回覆。
我在忠孝東路小巷子餐廳門口緊張的守望著，然後見到烈日下王大閎從巷口現身，在師母伴扶下挺直著身軀走過來，那個意象如此鮮明，到現在還牢牢映在我的腦海裡。我那時小心的問師母是怎麼過來的，師母說就是搭捷運來的啊！
想邀王大閎寫一個短篇的心願，雖然得到首肯，終究沒有最後完成。但是，這也開啟後續一連串與王大閎先生的互動過程，這包括策畫了「久違了，王大閎先生」的回顧展覽，以及在王大閎九十四歲生日家宴時，冒昧探詢那本有著濃厚烏托邦色彩英文科幻小說《幻城》出版的可能，後來終於在建築界前輩王秋華老師的翻譯下欣喜現世。
王大閎1917年生於北京，父親王寵惠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專家，曾任中華民國第一任外交部長，以及行政院長、司法院長等職務。身為獨子的王大閎，因為父親擔任海牙國際大法官的緣故，十三歲進入瑞士他稱為「畢生難忘」的栗子林中學，以及接續就讀了英國劍橋大學建築系，與美國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尤其在後者，他與貝聿銘同時受教於包浩斯的創辦人、因避躲戰爭遷住美國的一代建築教育大家葛羅匹斯。
王大閎、貝聿銘與長年旅居德國已離世的李承寬，大概是台灣最熟悉的首批戰後華人建築師。王與貝是同窗，彼此偶有書信往返，但一個翩然於國際政商與明星建築舞台間，一個據守台灣六十餘年如一日（王大閎來台灣後，前五十年未離海島一步），人生方向與建築態度南轅北轍。
王大閎的建築作品包括有台大學生活動中心、林語堂宅、濟南路虹廬、登月紀念碑計畫案、外交部等，可作為代表作品的，大約公認為國父紀念館與已被拆除的建國南路自宅。
王大閎曾說：「國父紀念館是我最艱難的設計，而登月紀念碑則是我自許最具有深遠意義的作品。」登月紀念碑七○年代時曾經引發台灣社會的熱烈回響，當時外交部長魏道明積極推動捐贈這個高逾二十層樓的優美作品，作為美國獨立兩百年的禮物，後來因台美關係與政治環境的改變，讓計畫案胎死腹中。
無論如何，登月紀念碑還是讓我們見到王大閎對人類與科技的未來，積極也善意的某種期許態度。而國父紀念館與建國南路自宅，皆是嘗試將中國傳統建築與現代性作對語的經典作品，一個回應的是大我的文化承傳與符號轉譯，一個則是面對私我的生活／生命語境作思索。
王大閎相信人的全面向可能，除了早年譯寫的《杜連魁》外，同時也繪畫、作曲及寫作，而自年輕就撰寫起、帶著些許自傳色彩的《幻城》，應該是王大閎在建築之外，私心最在意的創作作品。
《幻城》是設定在3069年的故事，九歲的迪諾王子被他統領地球的父親，送上一艘名為「梅杜沙」的太空船，開始一趟不知終點何在的探險／學習之旅。在這艘太空船裡，迪諾與他年齡相近的同伴們一起學習與生活，也有成熟的神父與學者隨行，以進行教育與對話。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優美的音樂藝術，不斷地流淌在日常的生活，幾乎像是某種對於古希臘文明裡，形而上與形而下、理性與感性，得以在日常生活裡自然交織的嚮往致意。
然而，這樣嚮往（烏托邦）與離世（太空船）的特質，隱約還是會讓我聯想起來《杜連魁》這本小說。王爾德與王大閎兩人，都曾經表達出對古希臘「全人」文明的歌頌，並對由理性主導的近世代文明，都以希臘文明對照作出感傷的哀悼或批判。然而比諸王爾德的悲觀，王大閎依舊寄予未知的明天，某種樂觀的期待，因此即令知道人造完美太空船的外面，是「冰冷的無止境黑暗時空」，迪諾王子依舊決定開始書寫他的前世回憶錄，因為他想藉此回返到那個「一度曾經擁有的無憂無慮的日子」。
當然，這小說也不免讓我們與王大閎極其特殊的成長經驗作聯想，譬如他在蘇州的童年經驗，十三歲被父親送到瑞士求學的過程，以及在建築領域登堂入室的挫折與迴旋轉身。此外也可見出他藉由文學創作，所帶出來對生命意義與本質的凝看，以及對人類文明何去何從的某種憂心。
王大閎十分推崇古希臘全人的教育觀，在談論到他就學的兩所一流大學時，他這樣寫道：「在哈佛追求學術與技能，成為生存的目的，而不是生活的方式；劍橋大學的生活，卻充滿了悠閒與優雅，除了追求學識外，更為了尋求更富廣的生活，也就是古代希臘所宣揚的全人教育。」
王大閎的生命與建築，都讓我們見到一種自制的簡單性格。1968年葛羅匹斯曾函寄王大閎一封手抄希臘詩人George Seferis的詩，這首受到王大閎珍愛的手稿詩裡，也提到了簡單的重要性：「……已到了只說非說不可話語的時候了，因為明日我們的靈魂將遠航。」
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裡，我有幸與王大閎先生數度晤面，也匆匆幾次在電話過語。王先生話語簡約，非不得已絕不發表意見，更不以己見干預別人的想法，對每個人的獨立思考都有極大的尊重。有次，在台科大的演講場合，有學生聽到王大閎談論自己的建築作為時說：「我從來沒做出來一件好作品。」於是舉手問：「如果如此，那王老師後悔作了建築嗎？」他迅即回答：「當然不後悔。」然後，他忽然轉頭問我：「你後悔嗎？」我一時愣著的，無法像他那樣決然說出話語來。
從我與王大閎來往的經驗與觀察，他從不眷戀權力與名聲，個性謙遜但具有傲骨，喜歡獨立行事不成群結黨，對於自己外在與內在的要求極高，話語的簡短更是我平生僅見，是一個誠實也認真的創作者，對於自己與作品皆嚴厲不寬容。
於我，王大閎不只是一位傑出的建築師，他更象徵了一種時代的曾經存在、與正流逝中的某種文人風骨，和在時光回望時創作者顯現的寬厚胸襟。
最重要的，王大閎讓我見到一種生命的品質，以及作為一個人的典範。
明天，是王大閎先生的百歲生日，對照今年同為百歲、廣泛得到全球建築界各樣祝賀的貝聿銘，我不免覺得有些世道不平的感傷惋惜，不過我知道王大閎會完全淡然也不會在意的。
儘管如此，有幸作為台灣建築界的後輩，我還是要大聲對已經不太能出席公眾活動的王大閎說：
祝你生日快樂，王大閎先生！
阮慶岳／生日快樂，王大閎先生！
王大閎 大歷史中的「先行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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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歷史中的「先行者 」
作者：建築師forca的旅行筆記 / 微信號：iForca
「我們似乎有了建築師，卻忘了在前面，早就又過了王大閎。」
一.
旅行即將抵達終點，行記也行將收尾。
我的行記雖然寫的隨心所至，不拘一格，但是如果梳理一下，大概還是能看得出我這次台灣行所關注的點：
1. 台灣行記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築師：黃寶瑜 （1918-2000）
2. 台灣行記之二：宜蘭行。 建築師：黃聲遠（1963- ）， 姚仁喜（1951- ）
3. 台灣行記之三：東海大學。 建築師：陳其寬（1921-2007），張肇康（1922-1992）
4. 台灣行記之四：台中劇院。（算是個番外篇）
以上三篇所提到的建築和人,還有他們所牽引出來的那些史海中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 串聯梳理，大概能夠提供一個具有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和代表性的台灣建築師的群像側寫。而我文中的這些名字和他們的作品，按時間順序排列，幾乎就是1949年後，台灣建築史的浮光掠影。而這些，其實正是我幾篇行記的希望記錄的要點。
以上三篇所提到的建築和人,還有他們所牽引出來的那些史海中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 串聯梳理，大概能夠提供一個具有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和代表性的台灣建築師的群像側寫。而我文中的這些名字和他們的作品，按時間順序排列，幾乎就是1949年後，台灣建築史的浮光掠影。而這些，其實正是我幾篇行記的希望記錄的要點。
當然我不會忘記，關於我記錄的這些歷史片段中，尚缺台灣建築師中名聲最盛的一位，也是台灣建築史上的一位巨人——王大閎。
所以必須加上這篇，一切才算完整。
二.
為了看王大閎，臨上飛機前的最後一個上午，我獨自一人帶著僅剩的100元台幣，乘公交巴士前往我旅行的最後一站——國立台灣大學。
有的時候就是這麼有趣和弔詭，你並不希望參與歷史，但是歷史的洪流會把你裹挾其中。
明明按照google查好的公交線路上了車，沒想到卻突發意外。這天，正好是九月三日，在台灣輿論造勢已久的「軍公教反污名要尊嚴九三大派對」，終於轟轟烈烈的爆發， 近25萬人的街頭抗議示威散布，讓小半個台北市的交通都陷入了癱瘓，公交車司機也被迫變更線路，好像夢遊般把車開的不知道到了哪裡。於是我也只好提前下了車。
所以計劃中的台灣大學之行，被歷史攪局了，我的原定從台灣大學正門開始的計劃線路，變成了從一個偏門略顯倉促的開始了。
三.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讓本就已經溫暖濕潤的台北的空氣里， 有一種近乎於飽和態的粘稠感。被老天爺溫柔洗刷了一夜的柏油路面上，斑駁的積水上還飄著落葉。落葉被旅行箱的輪子滾過碾壓，伴隨著一聲滾輪「嘩嘩嘩」的聲音。 這些是台大新學季開學的學生們，早上正拖著行李去宿舍報道。 這種安靜祥和的校園，和剛才人聲鼎沸的街道，好似兩個人間。
在圖書館前的一片椰風翠色中，遠遠的就看到了這次台大行最想要看的那個房子——1961年由王大閎設計的台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建築第一眼看上去有些特別，折板結構的屋頂造型，第一時刻就塑造了我以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對這個建築難以磨滅的印象。 折板挑檐挑的很大，底下用修長苗條的混凝土的方柱巧妙的支撐，形成了一個兩層通高的廊式空間。不難想象，這樣的空間在台灣這樣的氣候下，無論是暴雨傾盆還是烈日炎炎，都會顯得很討喜。
立面很有特色，柱距內立面水平豎向均三等分。三扇深紅朱漆挑高的傳統中式大門，中間那扇上寫有「學生活動中心」的匾額，然而卻是關閉的。 兩側開啟。這種頗具等級觀念的大門開啟方式真的很少見到，只能讓我聯想起廟堂建築了。 門上是兩層的黑色細格木窗，原汁原味。 在往上，一小面三角形的迷你山牆，白色，如同眉心一點，留了一個梅花狀的孔窗。 這孔窗，應該是巧妙的利用了折板結構屋頂和室內水平天花板之間所夾的三角形空間，做了一個通風層留下的氣口。
還沒走入建築，我就已經被這種東方傳統韻味， 戰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和混凝土材料的運用的巧妙結合所折服，不禁心生感嘆。
王大閎他所希望的，所在做的，不正和這和我在上一篇東海大學的行記，所描述的陳其寬，張肇康所在做的，是同樣的事情么？包括他們背後的侯鳳三先生，他是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的結構工程師，也是這個學生活動中心的結構工程師。
他們那一輩人，誰不是被大歷史所裹脅，半身飄零雨打萍，卻最後留在台灣，努力將這種「現代主義建構形式 」+「中國傳統建築語言」 能夠融合和發展，創造出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現代建築。直到今日，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問題依舊沒有被很好的解答， 可見其難，但也更加讓這些先行者讓人值得尊敬。
走進大門，照壁的位置是一片鏤空方磚所砌築的牆， 隱約透過光線了綠色。牆后是一個布滿綠植的天井。 天井旁是一個完全開敞的餐廳。畢竟是50多年的建築了，餐廳略顯簡陋和寒酸，井格梁下電線和水管橫七豎八，一幅被蹂躪過很多次的痕迹。也許已經過了飯點，餐廳里並沒有很多人，三三兩兩。
繞過天井轉到另外一側，是另外一個小天井，和剛才天井帶著玻璃屋頂不同，這個天井完全開敞。在一片四方的天空之下，只有一片四方的水池。 池淺， 並不深。 其中蓮葉田田，金魚灧灧。 周邊圍著木台，雖然窄，但是觀蓮賞魚卻是足夠了。
想想台灣多雨，雨水匯入天井，漣漪會在魚背上泛開。不知道來往的學生看到這樣的景象，還能不能聯想到江南的水鄉， 合院的民居和雨打的芭蕉。但這種含蓄古典的美，作為建築師的王大閎肯定是有意為之的。
四.
王大閎的幼年在蘇州長大，後來成年後再沒有機會能夠回到故鄉，但是這種情結，終究也許會是不釋的。得作為當時民國外交總長的父親王寵惠的蔭庇， 他可以後來留學於英國美國，受教於德國現代主義建築大師Walter Gropius之下，完整獲得西方現代建築教育 。
在王大閎在給他當年的同班同學貝聿銘的傳記做序時，曾如此記錄當年自己：「他（貝聿銘）始終居留異邦，而我卻急於回往祖國。」於是，在戰火硝煙還沒散盡的1947年，他就回到了中國。 後來國共內戰，他又被迫輾轉香港來到台灣，在台灣這座綠色小島上開始了他後半生的建築生涯。
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我不知道王大閎會不會嫉妒他的同學貝聿銘，偏安美國，避免了像王大閎一樣，被這大歷史裹脅其中，最終春風得意，名滿天下。或是他會慶幸自己當時歸國迅速，見證了歷史，引以為傲。但無論哪種，這就是歷史。
就好像我早上的遭遇一樣， 你也許不希望參與歷史，但是歷史的洪流會把你裹挾，會以一種無可阻擋的方式，讓你卻無法選擇成為旁觀者還是參與者。
王大閎和錢思亮交好，而錢，正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後繼者。錢校長在其任內，曾經委託了很多台灣大學的項目給王大閎，如今的台灣大學活動中心，原先的計劃案是有三座建築，包括一個大型的戲劇院。都是折板建築。可惜因為種種原因，無疾而終。
王大閎後來參加台北外雙溪的故宮設計競賽，雖然得到頭獎，可惜種種原因，最終失去了設計那個宏偉博物館的機會。具體經過，我曾經在第一篇行記中「台灣行記之一： 暫時的故宮，永遠的故宮」提到過。 後來在國父紀念館的設計中，王大閎用別具一格的形式，打破了傳統建築的窠臼，歷經波折，也最終成就了他後期的一個代表作。
國父紀念館
在徐明松的書中，我看到了王大閎親自用毛筆寫的《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一手小楷，嚴謹工整。
「我國現代建築有三個方向可走。
我們可以追隨現代西方建築，也可以抄仿我國古代宮殿式建築，
或者創造有革命性的新中國式建築。
國父紀念館是我國現代最有意義的建築之一，我們應該走向那一條路。
為 國父紀念館設計之準繩，假如採用現代西方建築是很明顯的用不得體。
如果抄仿我國古代（尤其是清代）宮殿式建築，則更不適宜，
因為 國父是推翻這類建築所象徵的滿清政治制度，
我們唯一的方向是走向一種能表現 國父偉大性格及革命創造精神的新中國式建築。
國父紀念館初步草圖，承蒙諸位 先進指教良多，
所以這次修正設計適用現代建築手法，
表現我國建築傳統精神和
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所擬是否有當，敬墾賜予指教。
王大閎 謹識 五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落款民國五十四年，即公元1965年，距今已經半個世紀有餘。可是這番話至今看來，是不是還振聾發聵? 王大閎半世紀前，就用自己的文字和建築，在努力開拓並向我們指明一條屬於中國的的建築之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夏鑄九不無深情的描述這位當年的先行：
「我們似乎有了建築師，
卻忘了在前面，
早就又過了王大閎。」
大歷史中的「先行者 」
五.
5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活動中心，雖已經蒼老陳舊，卻平淡而耐看，幾乎默默無聞的矗立在台大椰林大道的末端。 如今在台大，只有法學院圖書館也是出自王大閎之手。可惜，他的作品在台大內並不是很多。
椰林大道的兩側， 是清一色的折中主義建築，綠草如茵襯托的，是黃磚砌築的塔樓，包裹著歷史修辭的線腳。 校園的風格，讓我行走在期間總在疑惑，恍若隔世得彷彿行走在東京大學中一樣，如果記憶中的銀杏樹不是眼前這高聳成行的椰樹的話。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1929年日據時期日本人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 在日本時，日本同學曾給我科普，日本最頂尖的大學，並不是所謂的那些，而是曾經的九所的「」帝國大學」。而如今的台灣大學，曾經也是這輝煌赫赫的九所之一。後來二戰戰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改製為如今的國立台灣大學。不久內戰爆發， 由傅斯年提出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於是國民政府將一片爭議聲中，除了將一批學者科學家，還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三所大學的部分遷往台灣。這也就是為什麼今日的台灣也同樣存在了同名同姓的三個學校。北京大學遷台後融入了台灣大學，雖然更名，但是卻依然是原北大的班底，包括了胡適，傅斯年等一批學者。原來的北大校長傅斯年，也成為了遷台後，台灣大學第一任的校長。
有些歷史，無法說的太細，只可意會。但是在台大其中行走，當我意識到，這一個美麗幽靜的校園，背後是三所名牌大學所共同擁有的變遷和一段坎坷的往事，幾乎可以成為台灣這個島嶼歷史的一個小的縮影 … （省略號 x N）
突然覺得，把台灣大學作為我台灣行的最後一站， 不料卻是最好的終點。
大歷史中的「先行者 」
作者：建築師forca的旅行筆記 / 微信號：iForca
「我們似乎有了建築師，卻忘了在前面，早就又過了王大閎。」
一.
旅行即將抵達終點，行記也行將收尾。
我的行記雖然寫的隨心所至，不拘一格，但是如果梳理一下，大概還是能看得出我這次台灣行所關注的點：
1. 台灣行記之一： 國立故宮博物院。建築師：黃寶瑜 （1918-2000）
2. 台灣行記之二：宜蘭行。 建築師：黃聲遠（1963- ）， 姚仁喜（1951- ）
3. 台灣行記之三：東海大學。 建築師：陳其寬（1921-2007），張肇康（1922-1992）
4. 台灣行記之四：台中劇院。（算是個番外篇）
以上三篇所提到的建築和人,還有他們所牽引出來的那些史海中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 串聯梳理，大概能夠提供一個具有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和代表性的台灣建築師的群像側寫。而我文中的這些名字和他們的作品，按時間順序排列，幾乎就是1949年後，台灣建築史的浮光掠影。而這些，其實正是我幾篇行記的希望記錄的要點。
以上三篇所提到的建築和人,還有他們所牽引出來的那些史海中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 串聯梳理，大概能夠提供一個具有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跨度和代表性的台灣建築師的群像側寫。而我文中的這些名字和他們的作品，按時間順序排列，幾乎就是1949年後，台灣建築史的浮光掠影。而這些，其實正是我幾篇行記的希望記錄的要點。
當然我不會忘記，關於我記錄的這些歷史片段中，尚缺台灣建築師中名聲最盛的一位，也是台灣建築史上的一位巨人——王大閎。
所以必須加上這篇，一切才算完整。
二.
為了看王大閎，臨上飛機前的最後一個上午，我獨自一人帶著僅剩的100元台幣，乘公交巴士前往我旅行的最後一站——國立台灣大學。
有的時候就是這麼有趣和弔詭，你並不希望參與歷史，但是歷史的洪流會把你裹挾其中。
明明按照google查好的公交線路上了車，沒想到卻突發意外。這天，正好是九月三日，在台灣輿論造勢已久的「軍公教反污名要尊嚴九三大派對」，終於轟轟烈烈的爆發， 近25萬人的街頭抗議示威散布，讓小半個台北市的交通都陷入了癱瘓，公交車司機也被迫變更線路，好像夢遊般把車開的不知道到了哪裡。於是我也只好提前下了車。
所以計劃中的台灣大學之行，被歷史攪局了，我的原定從台灣大學正門開始的計劃線路，變成了從一個偏門略顯倉促的開始了。
三.
昨夜下了一夜的雨，讓本就已經溫暖濕潤的台北的空氣里， 有一種近乎於飽和態的粘稠感。被老天爺溫柔洗刷了一夜的柏油路面上，斑駁的積水上還飄著落葉。落葉被旅行箱的輪子滾過碾壓，伴隨著一聲滾輪「嘩嘩嘩」的聲音。 這些是台大新學季開學的學生們，早上正拖著行李去宿舍報道。 這種安靜祥和的校園，和剛才人聲鼎沸的街道，好似兩個人間。
在圖書館前的一片椰風翠色中，遠遠的就看到了這次台大行最想要看的那個房子——1961年由王大閎設計的台灣大學學生活動中心。
建築第一眼看上去有些特別，折板結構的屋頂造型，第一時刻就塑造了我以後可能很長一段時間對這個建築難以磨滅的印象。 折板挑檐挑的很大，底下用修長苗條的混凝土的方柱巧妙的支撐，形成了一個兩層通高的廊式空間。不難想象，這樣的空間在台灣這樣的氣候下，無論是暴雨傾盆還是烈日炎炎，都會顯得很討喜。
立面很有特色，柱距內立面水平豎向均三等分。三扇深紅朱漆挑高的傳統中式大門，中間那扇上寫有「學生活動中心」的匾額，然而卻是關閉的。 兩側開啟。這種頗具等級觀念的大門開啟方式真的很少見到，只能讓我聯想起廟堂建築了。 門上是兩層的黑色細格木窗，原汁原味。 在往上，一小面三角形的迷你山牆，白色，如同眉心一點，留了一個梅花狀的孔窗。 這孔窗，應該是巧妙的利用了折板結構屋頂和室內水平天花板之間所夾的三角形空間，做了一個通風層留下的氣口。
還沒走入建築，我就已經被這種東方傳統韻味， 戰後現代主義的形式和混凝土材料的運用的巧妙結合所折服，不禁心生感嘆。
王大閎他所希望的，所在做的，不正和這和我在上一篇東海大學的行記，所描述的陳其寬，張肇康所在做的，是同樣的事情么？包括他們背後的侯鳳三先生，他是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的結構工程師，也是這個學生活動中心的結構工程師。
他們那一輩人，誰不是被大歷史所裹脅，半身飄零雨打萍，卻最後留在台灣，努力將這種「現代主義建構形式 」+「中國傳統建築語言」 能夠融合和發展，創造出在新的時代語境中屬於中華民族自己的現代建築。直到今日，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問題依舊沒有被很好的解答， 可見其難，但也更加讓這些先行者讓人值得尊敬。
走進大門，照壁的位置是一片鏤空方磚所砌築的牆， 隱約透過光線了綠色。牆后是一個布滿綠植的天井。 天井旁是一個完全開敞的餐廳。畢竟是50多年的建築了，餐廳略顯簡陋和寒酸，井格梁下電線和水管橫七豎八，一幅被蹂躪過很多次的痕迹。也許已經過了飯點，餐廳里並沒有很多人，三三兩兩。
繞過天井轉到另外一側，是另外一個小天井，和剛才天井帶著玻璃屋頂不同，這個天井完全開敞。在一片四方的天空之下，只有一片四方的水池。 池淺， 並不深。 其中蓮葉田田，金魚灧灧。 周邊圍著木台，雖然窄，但是觀蓮賞魚卻是足夠了。
想想台灣多雨，雨水匯入天井，漣漪會在魚背上泛開。不知道來往的學生看到這樣的景象，還能不能聯想到江南的水鄉， 合院的民居和雨打的芭蕉。但這種含蓄古典的美，作為建築師的王大閎肯定是有意為之的。
四.
王大閎的幼年在蘇州長大，後來成年後再沒有機會能夠回到故鄉，但是這種情結，終究也許會是不釋的。得作為當時民國外交總長的父親王寵惠的蔭庇， 他可以後來留學於英國美國，受教於德國現代主義建築大師Walter Gropius之下，完整獲得西方現代建築教育 。
在王大閎在給他當年的同班同學貝聿銘的傳記做序時，曾如此記錄當年自己：「他（貝聿銘）始終居留異邦，而我卻急於回往祖國。」於是，在戰火硝煙還沒散盡的1947年，他就回到了中國。 後來國共內戰，他又被迫輾轉香港來到台灣，在台灣這座綠色小島上開始了他後半生的建築生涯。
作為歷史的旁觀者，我不知道王大閎會不會嫉妒他的同學貝聿銘，偏安美國，避免了像王大閎一樣，被這大歷史裹脅其中，最終春風得意，名滿天下。或是他會慶幸自己當時歸國迅速，見證了歷史，引以為傲。但無論哪種，這就是歷史。
就好像我早上的遭遇一樣， 你也許不希望參與歷史，但是歷史的洪流會把你裹挾，會以一種無可阻擋的方式，讓你卻無法選擇成為旁觀者還是參與者。
王大閎和錢思亮交好，而錢，正是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的後繼者。錢校長在其任內，曾經委託了很多台灣大學的項目給王大閎，如今的台灣大學活動中心，原先的計劃案是有三座建築，包括一個大型的戲劇院。都是折板建築。可惜因為種種原因，無疾而終。
王大閎後來參加台北外雙溪的故宮設計競賽，雖然得到頭獎，可惜種種原因，最終失去了設計那個宏偉博物館的機會。具體經過，我曾經在第一篇行記中「台灣行記之一： 暫時的故宮，永遠的故宮」提到過。 後來在國父紀念館的設計中，王大閎用別具一格的形式，打破了傳統建築的窠臼，歷經波折，也最終成就了他後期的一個代表作。
國父紀念館
在徐明松的書中，我看到了王大閎親自用毛筆寫的《國父紀念館設計立意》，一手小楷，嚴謹工整。
「我國現代建築有三個方向可走。
我們可以追隨現代西方建築，也可以抄仿我國古代宮殿式建築，
或者創造有革命性的新中國式建築。
國父紀念館是我國現代最有意義的建築之一，我們應該走向那一條路。
為 國父紀念館設計之準繩，假如採用現代西方建築是很明顯的用不得體。
如果抄仿我國古代（尤其是清代）宮殿式建築，則更不適宜，
因為 國父是推翻這類建築所象徵的滿清政治制度，
我們唯一的方向是走向一種能表現 國父偉大性格及革命創造精神的新中國式建築。
國父紀念館初步草圖，承蒙諸位 先進指教良多，
所以這次修正設計適用現代建築手法，
表現我國建築傳統精神和
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所擬是否有當，敬墾賜予指教。
王大閎 謹識 五十四年十二月三日」
落款民國五十四年，即公元1965年，距今已經半個世紀有餘。可是這番話至今看來，是不是還振聾發聵? 王大閎半世紀前，就用自己的文字和建築，在努力開拓並向我們指明一條屬於中國的的建築之路。 這也就是為什麼，夏鑄九不無深情的描述這位當年的先行：
「我們似乎有了建築師，
卻忘了在前面，
早就又過了王大閎。」
大歷史中的「先行者 」
五.
50多年過去了，今天的活動中心，雖已經蒼老陳舊，卻平淡而耐看，幾乎默默無聞的矗立在台大椰林大道的末端。 如今在台大，只有法學院圖書館也是出自王大閎之手。可惜，他的作品在台大內並不是很多。
椰林大道的兩側， 是清一色的折中主義建築，綠草如茵襯托的，是黃磚砌築的塔樓，包裹著歷史修辭的線腳。 校園的風格，讓我行走在期間總在疑惑，恍若隔世得彷彿行走在東京大學中一樣，如果記憶中的銀杏樹不是眼前這高聳成行的椰樹的話。
台灣大學的前身是1929年日據時期日本人設立的「台北帝國大學」。 在日本時，日本同學曾給我科普，日本最頂尖的大學，並不是所謂的那些，而是曾經的九所的「」帝國大學」。而如今的台灣大學，曾經也是這輝煌赫赫的九所之一。後來二戰戰敗，日本投降。國民政府接收改製為如今的國立台灣大學。不久內戰爆發， 由傅斯年提出了「搶救大陸學人」計劃， 於是國民政府將一片爭議聲中，除了將一批學者科學家，還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交通大學三所大學的部分遷往台灣。這也就是為什麼今日的台灣也同樣存在了同名同姓的三個學校。北京大學遷台後融入了台灣大學，雖然更名，但是卻依然是原北大的班底，包括了胡適，傅斯年等一批學者。原來的北大校長傅斯年，也成為了遷台後，台灣大學第一任的校長。
有些歷史，無法說的太細，只可意會。但是在台大其中行走，當我意識到，這一個美麗幽靜的校園，背後是三所名牌大學所共同擁有的變遷和一段坎坷的往事，幾乎可以成為台灣這個島嶼歷史的一個小的縮影 … （省略號 x N）
突然覺得，把台灣大學作為我台灣行的最後一站， 不料卻是最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