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日本的貧乏社會

[anacha]

二次世界大戰後，剛剛戰敗之後的日本，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貧乏。

這裡的貧乏指的是各種意義上的，比如物質，比如精神，再比如道德。

今天的日本可能會給你留下物質豐裕治安良好的印象，尤其是犯罪率，堪稱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即便是大半夜去ATM拿錢都不用擔心什麼，但在六十多年前剛戰敗的那會兒，這個國家完全不是這個樣子的。

犯罪率很高，尤其是少年犯罪。

即便是戰後十年，日本仍然是很窮的，普通人家即便是在學校教書做老師的，光靠工資也不見得能養活一家人，究其原因，自然得算在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那幫人頭上，那場戰爭不僅給受侵略的亞洲各國帶來了無窮的痛苦，就連日本本身，也遭到了巨大的創傷，在戰後，全日本都陷入了極度的貧窮之中。
大人物們發動的戰爭，卻只能讓兒童，婦女這些弱勢群體逆來順受地接受著惡果。
父親死在了戰場上，母親養不活又只能將其拋棄，於是孩子自然就成了孤兒。
別以為那年頭會有孤兒院來收養你，大人連自己都養不活還來養孤兒，開什麼玩笑呢。
於是無父無母無依無靠的孩子們便只能走上街頭，用他們稚嫩的身軀或者用他們自己定下的規則，在這個黑暗的世界裡存活。
去偷，去搶，去騙，為了得到錢財和食物不惜橫奪他人性命，在那些孩子們的心裡，別說什麼仁義道德之類的高尚玩意兒了，就連最基本的同情和憐憫，也都早已不復存在。
在這種黑暗的時代裡，能夠滋生的只能是犯罪。
昭和二十年代和昭和三十年代（1945——1955）是日本歷史上少年犯罪率最高的10年，尤其是殺人罪，僅在昭和二十六年（1951）一年裡，少年殺人犯便高達448人，在動畫片發生的那一年（1955）裡，這個數據也達到了345人。
事實上，能夠像電視劇動畫片裡演的那樣出獄之後成功地靠自己的頭腦和雙手光明正大的吃飯的少年犯，很少，特別少，幾乎就是不存在。
更多的人則是出獄了之後再犯罪，犯罪了之後再被抓，如此反復年復一年，最終，為這黑暗的時代所吞噬。
為父母所拋棄，又無法被這個社會所接受，使得很多人對這個世間懷有一種強烈的仇恨和報復心。
不光是戰爭孤兒，即便是那些有親人管教甚至是雙親健在的孩子們，其犯罪能力也絕對不容小窺。
請千萬不要以為父母健在就一定能成為好孩子，尤其是在那個天下大亂的年代，成年人整日都奔波於生計，連吃飯都成問題了，怎麼還可能去顧及孩子們的教育問題，整日裡只是放任自由，愛怎麼著就怎麼著，這些孩子和孤兒們比起來，除了還算有一個遮風擋雨的家之外，其餘的也沒甚太大差別。
至於學校，那就更別提了，據說廣島原子彈過後造起來的第一座建築是學校，這個我沒有考證過，不知真假。
不過我手頭上倒是有這麼一組數據，在昭和三十年代的一次調查中，調查人員發現，當時在校讀書的中小學生裡，有百分之四十的人不知道大化革新，有超過百分之十的同學，不知道明治維新。
大化革新和明治維新如果按照歷史重要程度等價換算成中國歷史的話，大致類似於秦始皇統一六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抑或是改革開放。
總之當時就是這樣的一種教育環境，雖然好好學習天天向上的人不是沒有，但大多數都是抱著一種得過且過能混一天是一天的心態。
說白了誰也不知道這種貧窮會持續到何時，甚至不知道哪天大老美一個不爽就來奴役日本列島了，畢竟戰敗國就是戰敗國，沒有任何權益尊嚴可言。
最要命的是，當時很多為人父母為人師長的成年人都在做著一些作姦犯科的勾當，耳濡目染之下，孩子們的所作所為自然也就無需多提了。
這是國家之罪，社會之罪，絕非單單少年之罪。
閒篇似乎扯了挺久了，在最後說一個發生在戰後不久的日本少年犯罪事件吧，盡管這個案件的發生其實和戰爭余禍沒甚太大關系，但它絕對是屬於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日本最重大的一次少年犯罪，故而特此拿來一說。
卻說昭和二十五年（1950）七月二日清晨，位於京都的金閣寺突然就燃起了熊熊烈火，當時又正值夏天，高溫乾燥還帶強風，所以火勢越少越大，雖然消防隊緊急趕到，但寺裡包括金閣在內46坪面積的建築被燒毀，其中，被譽為國寶的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的木像，以及各種觀音菩薩如來佛等珍貴佛像都被付之一炬，損失極為慘重。
至於金閣寺本身，我們上一本在說一休的時候也有提到，它是室町幕府第三代將軍足利義滿所造，因為其舍利堂的牆上貼滿金箔，從遠處看金光閃閃，所以得名金閣寺。
換在中國的話，等於是有人哪天吃飽了飯沒事兒干放了一把火把少林寺給燒了。
所以當時的日本民眾紛紛要求警察局火速破案揪出真兇，還世間一個和平。
警察頓感壓力很大，紛紛全力以赴地跑去查案，在經過徹夜摸排之後，基本確定了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在金閣寺裡做小和尚的林承賢。
林承賢當年21歲，在大谷大學讀中文專業。
他做的和尚算是兼職，要等畢業以後才能成為專業僧侶。
這裡需要指出一點的是，很多人認為這傢伙犯案的時候已經都21歲了，本不該將其歸入“少年”那一欄裡的。
事實上，這是當年日本的一個約定成俗的傳統，在二戰前後，很多所有剛剛二十過頭的罪犯，都被當做少年犯來處理。
比如昭和三十年（1955）三月，有兩個21歲的男子已送電報為名騙人開門之後入室搶劫的案件，就被劃歸少年犯；還有同年同月某無業21歲男性在東京葛飾區的工地上絞死了一名8歲的小學生，接著又殺害了自己4歲的侄子，也被當成少年犯罪來處理。
不過這哥們兒殺侄子的理由相當經典，說是自己經常被侄子欺負，要報復。
總之，這是當年日本的特殊情況，所以，林承賢同學是不折不扣如假包換的少年犯。
林承賢，昭和四年（1929）出生在京都的舞鶴地區，從小口吃，故而特別不受人待見，鄉裡的小夥伴總喜歡學他說話。進了小學之後雖說成績很好，總是名列前茅，可要好的朋友卻幾乎沒有，每次放學都一個人孤零零地回家。
13歲的時候，他的父親離世，在死前，他想盡一切辦法讓自己的兒子進了金閣寺做沙彌，因為那地方有錢，做和尚的話至少能保個小康。於是林承賢就這麼一邊敲鐘念經一邊讀書，一直考上了大學。
在此期間，他和自己母親的關系處的特別差，曾經公開表示，但凡家裡來了親戚，自己都會帶他們來寺裡參觀，可要是老娘來了，他連山都不打算下。
與此同時，隨著年齡的增長，林承賢也越來越覺得口吃的毛病給自己帶來了太多的不便。
這是很顯然的，他幹的是和尚，靠嘴吃飯的活兒，每每別人家要做法事，和師兄弟們下山念經，人家一段經文都唸完了，這哥們兒還結結巴巴地在南南南南南無阿彌陀陀陀陀佛的，時間一長誰還敢請他去？
而師兄弟們也不止一次地當眾呵責他，讓他好好說話。
寺院裡的種種不順，也影響到了林同學的大學生活，他大一的時候考試尚且能在全年級70人裡混個33名，可到了大二就直接成了吊車尾，至於大三，他乾脆連讀書都不怎麼去了，整日裡躲在寺裡，什麼也不做，望著那座金燦燦的金閣，一看就是半天。
“在這個金閣寺裡，我是顯得多麼的醜陋啊。”
他這麼對自己說道。
因為混得太差，所以讓林承賢產生了一種厭惡一切以及要報復一切的心態，他偏執地認為在這座寺院裡，人人都視他如垃圾，沒有一個人看得起他，所以他要報復。
作案當天，林承賢帶著火柴和汽油進入金閣，原本是想和這座金樓同歸於盡來著的，可當他看著那直往上竄的火苗時，心生怕意，不由地逃了出去，直奔寺廟邊上的山林，打算在那裡自我了結。
但即便是這廝又喝安眠藥又割腕的，卻也沒能死成，最終還是被前來搜山的警察發現，並當場擒獲。
“就算是現在，我也無法明白自己到底在想什麼，不過對於這次放火，我並不認為自己有錯。因為金閣寺的美麗，所以每天都會有大量的訪客，望著這些人，望著金閣寺，我都會感到一種深深的厭惡和反感，對於金閣寺，我覺得是相當醜陋的，但同時，卻又對其深感嫉妒而不能自拔，這或許是因為我現在所處的環境太為惡劣所造成的吧，或許，也是因為我因口吃而給自己帶來的巨大的精神壓力所致，總之，我不想看到這一切。”
被捕之後，林承賢如此說道。
當警方找到他母親，希望她去見一見自己的兒子時，卻被林承賢給拒絕了，而他的母親對自己兒子所犯下的罪行只有一句話：“他是國賊。”
之後，便跳河自盡了。
知道母親死訊後的第二天，林承賢在拘留所裡寫下了這樣的一段話：
“生也好，死也好，生死又能如何？又有什麼意義？我現在寫著的這個玩意兒，簡直就是在浪費時間，每天吃三頓飯，吃了睡，睡醒了又吃，哭哭笑笑喜怒哀樂的，每天都在重復，可那又有什麼意義？我這樣一邊說著沒有意義可一邊又在做沒意義的事情，果然是在自欺欺人，哈哈哈，我敢說，這世界就是沒有意義的，一年四季是什麼？人類又是什麼玩意兒？”
他瘋了，確實是瘋了，入獄之後被查出了精神分裂。
雖然是少年犯且又有精神疾病，但因此案事關重大，所以林承賢還是被一審判處有期徒刑七年。
在快要出獄的時候，他不幸染上了肺結核，三個月後醫治無效死亡，年僅26歲。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金閣寺的執事長叫江上泰山，是林承賢的師弟，兩個人當年交情還算不淺，對於師兄所做的一切，江上師傅並沒有做過多的言語，只是淡淡地表示，師兄其實是一個能夠明辨是非的人，只是因為對於是非對錯過於偏執，從而內心產生了迷茫，失去了自我，卻又沒能及時回頭，最終將修行半途而廢，這才釀成了悲劇。
最後想插一句的是，金閣寺大火在當時轟動一時，引得各地媒體紛紛競相報道，在那一撥接著一撥前去采訪的記者裡，有一個人後來以寫日本歷史小說而名揚天下。
此人名叫福田定一，筆名司馬遼太郎。

戰後日本的大眾娛樂。
昭和二十八年（1953）二月，日本放送協會成立，也就是如今我們一直說的NHK，8月，日本電視放鬆網開始向全國播報節目，從此，日本正式進入了電視時代。
不過當時你也知道，剛剛結束二戰的日本還窮的很，一般人家連飯都吃不飽更別說買電視機了，所以無論是NHK還是日本電視台，在那個時候它們的象徵意義要遠遠大於實際意義，這讓搞電視工作的同志們相當苦惱。
於是就有人提出了這麼一個意見：反正都是擺設了，不如我們在熱鬧的地方放上幾台電視機，給大夥免費圍觀得了，一來達到了讓人民群眾看到電視的初衷；二來也算是做做廣告，指不定有人看了這玩意兒就狠下一條心勒緊褲腰帶決定來買了呢？
這個想法受到了領導們的一致好評，很快，在日本全國的繁華地帶，尤其是車站出入口都被擺上了各種電視機，一時間，前來觀看節目的人成千上萬，一到熱門節目的播放時間基本上家家戶戶都找不著人了，全都在馬路上。
這種行為被叫做看街頭電視。其中，街頭電視是一個專用歷史名詞。
當時最受歡迎的是各種體育競技的轉播，無論男女老少都特別喜歡，其中人氣最高的是格鬥和棒球，尤其是格鬥。
之所以這樣原因有二，第一，那年頭日本雖說有自己的電視台，但罕有電視連續劇，這是因為電視劇需要經過特別嚴格的審查，劇中如果一旦出現“報仇”啊“討伐”啊之類容易讓人聯想到打仗，戰爭的情節，那就會被直接卡死。
同時，柔道，劍道之類的武道也被禁止，因為這些容易讓人想到“武士道”，真要渾身癢癢了想試試身手拳腳，倒也不是不行，那就玩格鬥吧，這是從美國給引進來的，比較有政治方面的安全感。所以當時很多日本的柔道家，空手道家都改行做了格鬥運動員。
以上這些都是美國人定的規矩，也是由美國方面親自指派的審核員，為的是防止日本人通過文藝節目體育運動來宣揚軍國主義甚至是復辟軍國主義。
所以某些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說戰後的日本在美國的壓迫下多放一些誨淫誨盜的電影來毒害青少年這個講法其實相當不靠譜，那種容易讓人產生不好聯想的玩意兒在當年的日本多是要全面禁止的。
因為長年累月地這麼往死裡卡，故而那段時間日本有意思的電視片特別少，縱觀戰後十五年，日本正式播放過的電視劇總共不過才5部而已。
換句話講，值得一看的也就是運動比賽了。
第二，比賽裡有有時候會出現外國人，其中以美國人居多，雖說在身體素質方面歐美人要比亞洲人來得更有些天賦，玩起格鬥來自然也更得心應手一些，可這世間凡事總有例外，要是萬一這日本人打贏了美國人呢？
所以更值得一看的就是格鬥比賽了。
昭和三十年（1955）七月，電視台轉播了一場一年多前在日本舉行的國際格鬥比賽，對決雙方是日本的力道山、木村政彥組合與美國的夏普兄弟：哥哥本恩·夏普、弟弟邁克·夏普。
有一點要說明，這哥倆確實是叫這名兒，但他們和做液晶屏的夏普公司以及成長的煩惱裡邁克本恩兄弟沒有半毛錢關系。
話說這夏普兄弟祖籍加拿大，公元1949年去了美國，他們一家祖孫四代都是玩格鬥，而且身材魁梧，兄弟兩人一個1米97一個1米99，相當厲害。
相比之下，力道山雖說是相撲出身，在日本人中算是巨漢了，可真的量下來其實也就只有1米76，至於木村政彥，本身就是個玩柔道的，身高不過1米70。
可以說從一開始日本這一方就非常吃虧。
果然，比賽才開打不久，木村政彥就被邁克弟弟一巴掌擊中，死撐了幾個回合之後實在是扛不住了，不得已把隊友力道山給換了上來。
結果力道山無視20多釐米的身高差，一上來就抱住對手往地上一摔，邁克這輩子就沒跟相撲力士怎麼打過，所以全然沒能做出反應，一下子便被重重地翻倒在地，還沒反應過來，力道山又大踏步向前，在這個渾身胸毛的美籍加拿大人身上踏上了一隻腳，隨後，他還勒住了正要起身的邁克的脖子，死命往下摁。
這個鏡頭讓全日本沸騰了整整半個世紀，當場就有不少上了年紀的激動得不能自已當場休克昏倒被送進醫院搶救，事實上直至今日，一些日本老人在談到格鬥話題的時候，都會用顫顫巍巍滿口漏風的話音說道：“美國佔領軍又怎麼了，比肉搏戰的話，我們也不見得會輸啊，看到了沒？力道山不就把美國人給打得頭破血流了！”
據說當時僅在東京新橋車站西側廣場街頭電視前看這場比賽轉播的人數就超過了兩萬。然後很多人看完之後都相邀相擁地跑去酒店喝酒慶祝。
對於他們而言，這不僅僅是一場看過鬧過就算完的普通比賽，在這場格鬥中，很多人都看到了希望，既是民族的希望，也是自己的希望。
因為他們是戰敗國的國民，所以總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尤其是在將自己親手打敗的美國人面前，甚至會有一種抬不起頭來的感覺，老認為自己做什麼都不行。
這個民族在那個時候，真的是非常需要一種東西來告訴他們，你們不會一直是戰敗國的，你們如果願意的話，也同樣能在很多方面超過美國人的，當然，盡管肯定不是戰爭方面。
或許對於力道山他們來講，也正是感受到了自己背負著這樣的希望，才會在擂台上面對兩米的巨漢卻絲毫不畏懼地勇往直前吧。
而把這種希望傳達給日本民眾的，正是街頭電視。
不過在進入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格鬥在老百姓心中崇高的地位便被慢慢地取代了，當時的日本一方面經濟高速發展，從原本貧窮落後的戰敗國一躍成為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先進國，而另一方面，因為二次世界大戰戰敗的原因，使得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政治地位非常低，並且長期以來很多方面都要受制於美國，這讓很多年輕人感到非常不滿。於是有的人便行動了起來，通過罷課，遊行來宣揚自己的觀點，甚至還有搞起恐怖活動的，比如聞名遐邇的日本赤軍，就是那個時代的產物；然而，更多的人雖說確實心懷不爽，但卻並不想這麼鬧騰，所以他們選擇了另一條路——眼不見為淨，反正這世道就這樣了，你們弄你們的，我們只要還有口飯吃有好日子過就行了，人生苦短，及時行樂吧。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音樂便開始在日本流行了起來，最開始流行的是披頭士，昭和四十一年（1966）Beatles登陸日本島，立刻受到了近乎狂熱般的熱烈歡迎。不過在那不久之後有些日本人發現這搖滾玩意兒不怎麼符合自己的口味，於是一大堆本土所產，曲調柔和，說好聽叫反應老百姓對幸福生活追求說難聽叫資產階級靡靡之音的歌曲便誕生了，比較著名的有吉田拓郎的《結婚吧》，井上陽水的《往夢裡》，荒井由美的《想回到那一天》等等。

音樂的流行，使得一大批少男少女開始心懷明星之夢，各種選秀節目也就應運而生了，那會兒的大致情形就跟現在中國選超女達人一樣，既充滿著夢想，卻也有著相當殘酷的一面——成千上萬人爭幾個名額，被淘汰的永遠是絕大多數。

值得一提的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在一個叫《明星誕生》的選秀節目裡，一位時年13歲的小姑娘原本只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跑來重在參與一把，結果卻意外獲取了第二名，從此正式步入娛樂圈，並且一發不可收拾，成為了天王級的巨星人物。
她便是山口百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