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至 - 工作而等待 （1943）

[chioky]

在我們抗戰的第二年，英國詩人奧登因為同情中國來到武漢，那正是前線不利、武漢岌岌堪危的時刻，他當時寫了一些詩，其中有一首十四行，卞之琳曾經把它譯成中文：


當所有用以報告消息的工具

一齊證實了我們的敵人的勝利；

我們的棱堡被突破，軍隊在退卻，

「暴行」風靡像一種新的疫癘，


「邪惡」是一個妖精，到處受歡迎；

當我們悔不該生於此世的時份：

且記起一切似被遺棄的孤靈。

今夜在中國，讓我想起一個人，


他經過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

直到在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

一舉而叫什麼都有了個交代：


於是帶了完成者所懷的感激，

他在冬天的夜裡走出去撫摩

那座小古堡，當一個龐然的大物。


奧登在武漢的任何一個旅館裡的燈光下會「想起一個人」，這個「想起」使我感到意外地親切。第一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的命運我們無時無刻不在分擔著；第二因為他所想起的那個人正是我10年來隨時都要打開來讀的一個詩人，里爾克。我從這人的作品中得到過不少的啟發，他並且指示給我不少生活上應取的態度。現在來了一個第三國的詩人，他居然把中國的命運和里爾克融會在一首美好的十四行裡，這能說只是詩人的奇異的聯想嗎，也許裡邊不是沒有一些夙緣。

中國對於這個奧地利的詩人是一個遼遠的世界，除卻李太白的名字和磁茶杯外，在他的集子裡找不到什麼關於中國的事；他是一個純粹的歐洲人，他不像他同時代的一部分詩人、畫家，每每遠渡重洋用異鄉的色彩不著實際地煊染他們的幻想。里爾克的詩，由於深邃的意念與獨特的風格就是在他的本國也不是人人所能理解的，在中國，對於里爾克的接受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竟有人把中國和里爾克這兩個生疏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也許最生疏的事物在生命的深處會有時感到非常的親切吧。

人需要什麼，就會感到什麼是親切的。里爾克的世界使我感到親切，正因為苦難的中國需要那種精神：「經過10年的沉默，工作而等待，直到在繆佐他顯了全部的魄力，一舉而叫什麼都有了交代。」這是一個詩人經過長久的努力後的成功，也就是奧登對於中國的希望。

里爾克在他「10年的沉默」之前，就寫過這樣的詩句：


……他們要開花，

開花是燦爛的，可是我們要成熟，

這叫做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


這裡很顯著地表明了詩人所決定的態度，他與熱鬧的世界判然分離了。至於他沉默的時期，正是在第一次的世界大戰中間和戰前戰後，他看著世界一切都改變了形象，他在難以擔受的寂寞裡，深深感到在這喧囂的時代一切的理想都斂了蹤跡，再也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但是他銳利的目光無時放鬆時風的轉變，他只向他的友人們傾吐他的關懷。他的信札集，在戰時和戰後那幾年內，成為最能感人的一部分。在1915年的一封信裡，他寫道：


在城市中有多少曲飾，多少最壞的消遣，

……被貪求獲利的文藝和可憐的劇院所支持，

被報紙所諂媚。……惡劣的謊語自一年以來的

確常常成為真正發生的事件的原因了，幾百的

謊語在世界上製造出幾千的事實，於是那不斷

發生的崇高的、犧牲的、果敢的事都被編入可

憐的虛偽混濁中了……


這是一個真偽混淆的社會，他希望這混飩的狀態能夠在偉大的人物的面前澄清一些。但是他所最推崇的兩個同時代的人，法國的雕刻家羅丹和比利時的詩人凡爾哈侖，據由戰線的西邊輾轉傳來的消息，他知道，他們都在這時期內與世長辭了。他證實了這些消息以後，在1917年感慨地寫給他的夫人：


若是這可怕的硝煙（戰爭）消散了，他們

將不再存在，他們將不能協助人們重新建設和

培育這個世界了。


世界在紊亂著，而在這紊亂的世界能夠指給人一些方向的人正在這時死去了，這有多麼使人悲痛！歐洲經過四年的混戰，停戰後一般的情形比戰時更為紊亂，更為龐雜，他在1919年向一個女友表示他的熱望：「在這樣多的顛覆、囂雜、惡意的傾軋之後，並沒有從事於真實地改變和革新的意志，這意志，人們早就應該準備著分擔合作了。」
這是他在戰時和戰後所有的心情，外邊任何一件不合理的事都會成為他深切的痛苦。但是他在外界不願顯露，他隱伏著，只暗自準備將來的偉大工作。1918年，奧地利政府因為他過去的文藝上的貢獻曾經頒給他獎章和獎狀，他拒絕了。他在12月17日上的呈文，讀起來也非常感人：


具呈人於本年五月，展讀報紙，知將承受

一最高之褒揚，當時曾決定，不擬接受：因彼之

心意從來如此，即規避任何頒獎之勳章。但當時

友人促其注意，因彼正服務於陸軍協會，應無權

予以拒絕。

今具呈人已收到頒贈獎狀及勳章之正式公

文，彼在此具有根據其信念行事之自由：因此望

能准許將勳章及一切附帶之文件向頒發處退還。

具呈人實為冒昧，人將視此行為為缺乏恭

順；惟彼之拒不接受只由於維護其個人之信念；

蓋其藝術工作絕對使其渡『不顯著』之生活也。


不顯著地生活著，也正是前邊所引的那三行詩裡所說的「居於幽暗而自己努力。」當他早期的作品在戰壕裡被許多青年人誦讀時，他個人早已在紊亂的時代前退卻了。如果沒有那些信札傳下來，人們會不知道這些年的歲月他是怎樣渡過的；現在卻從這些信札裡知道，他當時對於人類所有的關懷並不下於指揮三軍統帥在戰場上所用的心機。在戰後，他懷著那個「從事於真實地改變和革新的意志」，經過長久的徬徨和尋索，最後在瑞士繆佐地方的一座古宮裡，在1922年，一舉而完成那停頓了10年的巨著，《杜伊諾哀歌》，同時還一氣呵成寫了一部《十四行致莪爾菲斯》，10年的沉默和痛苦在這時都得到昇華，一切「都有了個交代」。這兩部詩集成為20世紀——至少是前半世紀——文藝界的奇蹟，顯示著一種新的詩風。如今，里爾克早已死去了，他的詩、他的信札，卻不知教育了多少青年，而他的名聲也一天比一天擴大，由歐洲的大陸而英國，由英而美，一直波及我們東方，甚至奧登在武漢的中心，有一天夜裡會想到他。

現在距離奧登寫那首十四行的時候轉眼又是五年了。在這五年內，我們有成功，也有失敗。成功，是我們當時所熱望的，所想像的，如今有些事漸漸具體化了，把握得住了；失敗，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一般的社會裡顯露出道德崩潰的現象。在這局面下，有人過分樂觀，覺得一切都會隨著抗戰勝利而得到解決；有人在悲觀，幾年的流血並沒有把人心洗得清潔一些，一切反倒越攪越混濁了，他們看著這情形，感到激憤，他們擔心戰後的社會裡有許多事怕會更難收拾，恐怕需要比抗戰還要艱巨的努力。在談到這些問題時，我常常想到另一個英國人所說的一句話。在民國10年的一個夏夜，北京大學大禮堂裡聚集了許多青年，在送別羅素的集會上聽取這個英國的思想家的臨別贈言。那時我還是一個沒有走進大學門口的學生，也坐在人群中間傾心靜聽。那晚羅素說了些什麼話，如今已經記不清，但是其中有幾句卻始終沒有忘記，而且現在越想越有意義了。他說，中國這樣大，人口這樣多，其中只要能有1000個真實努力工作的人，中國就會有辦法。現在，22年的歲月悠悠地過去了，當時參加過這個聚會的青年，如今多是40左右的壯年，分散在這廣大國土的許多地方，回想起來，不無一些傷感。但是中國之所以能夠有今日，大半還是多虧在這20年內不缺乏真實努力工作的人。我們只希望這些人的數目能夠增加。

我們不要讓那些變態的繁華區域的形形色色奪去我們的希望，那些不過是海水的泡沫，並接觸不到海內的深藏。我們應該相信在那些不顯著的地方，在不能蔽風雨的房屋裡，還有青年——縱使是極少數——用些簡陋的儀器一天不放鬆地工作著；在陋巷裡還有中年人，他們承襲著中國的好的方面的傳統，在貧乏中每天都滿足了社會對他提出的要求。他們工作而忍耐，我們對於他們應該信賴，而且必須信賴，如果我們不對於中國斷念。無視眼前的困難，只捕風捉影地談戰後問題，有些近乎痴人說夢，但真正為戰後作積極準備的，正是這些不顧時代的艱虞、在幽暗處努力的人們。他們絕不是躲避現實，而是忍受著現實為將來工作，在混飩中他們是一些澄清的藥粉，若是混飩能夠過去，他們心血的結晶就會化為人間的福利。到那時他們也許會在夜裡走出去，撫摩他們曾經工作的地方，像是「一個龐然的大物」。


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