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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澍：中國建築界的異類
JANE PERLEZ 報道 2012年08月15日
王澍是第一位獲得普利茲克獎的中國建築師。幾乎每天早上，他都會來到他的工作室，坐在書桌旁。桌上放着幾張柔軟的淡棕色宣紙，一個用來調墨的杯子和一支毛筆。他先讀一會兒唐詩，然後開始練習書法，只見行筆悠悠、落筆生花。他說，這樣做能給即將開始的一天帶來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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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藝術，不是把王澍的作品跟中國城市隨處可見的炫目大理石玻璃商業建築區別開來的唯一因素。他大膽而精緻的建築，循自然之天成，集古今之風格；使用的建築材料都很便宜，比如可回收的磚瓦。他的工作室名叫“業餘建築工作室”。工作室里沒有Mac電腦，桌子上只有幾台20世紀90年代的終端機，被一堆舊報紙包圍着，布滿了灰塵。中國美術學院坐落於寧靜、秀美的湖濱城市杭州。王澍的工作室就在美院附近，他的六個助手是他在美院的學生，他們只在需要的時候才來工作室。這個下午，王澍和陸文宇（王澍的妻子兼同事）打開工作室的前門（一大塊厚木板），四周空無一人。
今年2月，評審團把普利茲克獎頒發給了現年48歲的王澍，把這位建築師推向了舞台的中央。王澍非常不贊同中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並用他獨特的建築風格表明自己的反對態度。王澍在中國的西部邊陲新疆長大。在中國的建築圈裡，他是個異類。他只設計過一個公寓樓項目，位於杭州， 由幾座高14層的樓房組成，陽台很深。他設計的博物館、大學、家宅和老式磚瓦壘成的公園，都深受中國古代建築的影響。5月份，在人民大會堂舉辦的普利茲克頒獎儀式上，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擁抱了王澍，儘管後者對前者掌控下的經濟體造就的城市深感厭惡。中國的各大媒體上都是他倆的照片——一位是很可能在今年秋天當選的總理，另一位是身着黑衣的建築師。
急着模仿西方，卻將中國的特色棄之如蔽，這是讓王澍最惱火的地方。為什麼要把中國變成別國的翻版，他問道。“我們想模仿曼哈頓，”在他的工作室附近吃午飯的時候，他說。“我很喜歡曼哈頓，那是個很有趣的地方。但是它是經過200年時間形成的，你想複製它，可太難了。紐約不是設計師設計出來的，它是時間沉澱出來的。”
他批評過度城市化的其中一個原因是，他意識到政府官員和投資者狼狽為奸，拆除舊房子和破爛的公路，騰出地方來建設高速公路、機場、火車站和住宅，從中牟取巨額利潤。“60%的政府收入不是來自正常的稅收，而是來自賣地的收入，”他說。有些報道說這個比例還要更高。鳳凰新媒體是一家同情中國政府的香港媒體，最近引用了國土資源部的一份報告，上面說，2010年政府收入的74.1%來自出售土地，而在1989年，這個比例是零。
王澍同情貧窮的農民，他們渴望去大城市生活，因為那裡有空調，有超市。但他認為，如果有機會用可持續的方法改造農村，農民的生活會富裕起來。他最近的一個項目是勸說杭州附近的一個村莊的黨委書記不要推倒房屋，而是用原來的磚瓦進行改造。“人們以為非此即彼，”他說：“但實際上我們有很大的選擇空間，用一些簡單的方法，就能過上現代而舒適的生活。”
了解王澍作品的兩位建築師強調，王澍特別善於古今結合，中外結合。“可以把王澍的作品看作是一種新的本地化，”哈佛設計研究院的院長莫森·莫斯塔法維(Mohsen Mostafavi)說：“他實際上深深植根於現代主義。他的作品既不是對中國建築也不是對西方建築的簡單複製，而是兩種風格的融合。”
麻省理工學院建築規劃院院長、傑出的華裔建築師張永和說，王澍能“讓我們看到了傳統元素在當代文化中的活力，讓我們知道現代化不等同於西化”。他稱讚王澍身上有一種不同尋常的正直：“在今天的中國，能像王澍那樣對抗市場的壓力、堅持獨立的價值觀，不容易。”
王澍的作品很多元化，包括博物館、大學和住宅。在榮譽證書中，普利茲克獎的評審團特別提到了寧波歷史博物館，稱讚該建築集“力量、實用和情感於一體”。從遠處看，博物館看起來很厚重；從近處看，灰色、橙色和藍色的可回收的瓷瓦和老式的磚塊給人一種質樸的感覺。位於杭州市象山區的中國美術學院的六個建築，最顯著的特點是白牆，讓人想起了中國古典水墨畫里的傳統中式庭院。蘇州大學文正學院圖書館是他2000年的作品，其特色是一個白色的立方體小屋伸入湖中，正面的牆全是玻璃做的。
儘管普利茲克獎給王澍帶來了極高的聲望，他仍然沒有尋求在國外發展。他獲獎之後的其中一個項目是美術學院供訪問教授們下榻的酒店，是一個夯土建築。
他總是儘可能使用可回收的建築材料。20世紀90年代，他在這方面的技藝日臻成熟：他把正式的建築設計放到一邊，跟工匠和施工人員一起，把舊房子改造成畫廊、音樂廳或美髮店。2000年時，他被任命為中國美術學院建築系教授，重新回到一流建築師的隊伍，參與競爭，接受委託。
當前些年省政府和大學為新注入的資金興奮不已、把博物館和新增的建築（比如圖書館）委託出去設計時，王澍的想法也成熟了，這些也引起了他的興趣。他強調中國特色的價值，但他不是新民族主義者。他和妻子喜歡帶着11歲的兒子出國旅行。過去幾年，他們一起在哈佛設計研究院授課，主題是以中國傳統農村為基礎構建“質樸”新郊區。
他們是形影不離的夫妻和工作夥伴。他們的合作看起來很輕鬆，有時也充滿樂趣，而且配合默契。普利茲克獎的評審團曾考慮過把該獎項頒發給他們倆。他們相識在南京工程學院的建築課上。他注意到那個“穿綠色毛衣的女孩”，他說，結果發現她也來自新疆。“工作中，我更多地負責設計，她更多地負責施工，”他說。王澍個性嚴肅，有學者風範。陸文宇更加外向。他們相識後，她說，自己提了一個條件：她可以做他的女朋友，但是不會參加他在宿舍里為有興趣的學生舉辦的課餘研討會。
去年秋天普利茲克獎的評審員參觀中國時，印象最深刻的一個作品就是中國美術學院的象山新校區。王澍經常開車帶妻子去學校。更準確地說，是妻子開車。王澍沒有駕照，坐在乘客的位置上。他們的車是普通的旅行車。有些中國建築師更青睞保時捷，但王澍不好那一口兒。
在評審團參觀校園的時候，贊助普利茲克獎的凱悅基金會主席托馬斯J.普利茲克(Thomas J. Pritzker)向王澍詢問修建校園的成本，王澍回憶道。“我說第一期是每平方米1500元，第二期是2500元，”王澍說他是這樣回答的。在聽翻譯換算成235美元和392美元之前，普利茲克憑直覺就知道很便宜。“可以說基本上沒花錢，”他對同事說。根據香港威寧謝工程諮詢公司(Langdon & Seah)的統計，北京著名的寫字樓每平方米造價952美元。
大學校園那個項目是我夢寐以求的，王澍說。招標要求是在廢棄的稻田上用較低的預算，建設一個可容納5000名學生的、擁有國際化水準的校園。美術學院的院長許江是個藝術家，也是王澍的朋友，這次是他的客戶。第一個決定是：盡量不破壞自然環境。把學校建在稻田的邊緣上，這樣四周有開闊的空間。第二個決定是：不像杭州市中心的美院校區那樣在混凝土柱子外麵包上大理石，那樣太浪費了。這個校園與眾不同，莫斯塔法維說，它不受總體規劃的束縛。“這裡的每幢樓都很獨特，聚在一起又有一種整體感，”他說。
展示校園的時候，王澍承認最後的成品並不完美。校內走廊的外牆上參差不齊地打了很多洞，這樣可以看到外面的風景。牆和門取材自當地的紫杉樹，顏色微紅。“這些樹很便宜，而且長得很快，”他說。20年後，這些木頭需要換掉。竹子做的圍欄的更新時間是5到7年。“這些都是可持續的，”他說：“都很容易替換。”
中國總是歡迎外國的建築師來設計大城市裡的建築——包括往屆普利茲克獎的獲得者諾曼·福士特(Norman Foster)和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所以這樣一個非主流的設計師獲得普利茲克獎震驚了中國建築界。王澍稱他們是“正常的群體”，這個群體對王澍獲獎集體沉默。
在頒獎儀式上發表獲獎感言時，王澍對體制提出了質疑。很少有人做出這樣大膽的舉動。是否有可能，他問道，除了保護“自上而下的現代專業建築體系，也能保護普通人開展自己的建築活動的權利”？中國真的需要“龐大的、象徵性的和標誌性的建築物嗎”？有沒有“更明智的解決環境和生態問題的方法”？在政府高官面前表達這樣的異見很是驚人，持自由立場的新聞雜誌《南都周刊》的專欄作家洪晃說，“是這樣的聲音在改變中國。”
中國年輕的建築師們受到王澍作品的鼓舞，開始追尋不同的建築風格。私下裡和這些年輕的建築師在一起的時候，他很健談。“年輕的建築師們很高興，”他說：“他們看到了希望。”
感謝Bree Feng對本次採訪的幫助。
翻譯：王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