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浪網 (2009-04-30 19:38)
「到了災區，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志願者，而且是一個體力不佳的中年志願者──我的腰有傷，拿輕的東西不好意思，重的東西又拿不了，很尷尬。在災區看到沒有倒塌的房子時，我尚且覺得自己是個建築師；但看到那些倒塌的房子時，我又根本不敢承認自己是建築師；另外，坐在辦公室裡每天都會感到搖一搖，收藏的很多東西也都摔碎了，就覺得有點疑似災民。」
地震後，很多建築師都像劉家琨一樣遇到身份認同的問題。地震把地給震裂了，同時也把這個社會震了一條縫，前所未有的開放狀態讓他們成為災區重建中一股特殊的力量。在主流體系之外，民間建築師群體試圖將生態環保、地域文化、社區價值重建等理念在鄉村實踐。正如長期在地震災區推行協力造屋的台灣建築師謝英俊所說，「災難也是一個機會，重建我們這一代人對未來的想像」。
記者◎賈冬婷 攝影◎關海彤
由一塊磚開始
地震後的那段日子，身在成都的建築師劉家琨一趟趟往災區跑，滿眼都是發白的廢墟，『就像是一次成功的定向爆破的現場』。由一個情感上被震撼的『人』回到建築師的理性，這現場又成了長久的隱患：那麼多殘梁斷柱、碎石亂磚，5月麥收期一堆堆燃燒的秸稈，甚至致使救災飛機都降落不下來，到處是『燃燒秸稈，污染空氣』的標語。『那麼大的廢墟怎麼處理？』作為建築師，劉家琨不轉彎就會想它本來就是房子，要把它重新做起來。
『再生磚』的想法本能地冒出來：用破碎的廢墟材料作為骨料，摻和切斷的麥秸作纖維，加入水泥、沙等，由災區當地原有的制磚廠，做成輕質砌塊，用做重建材料。劉家琨認為，它既是廢棄材料在物質方面的『再生』，又是災後重建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再生』。
劉家琨希望，『再生磚』是一種只要願意，人人都能動手生產的低技低價產品。看似與建築無關，其實這一思路延續了他以往建築中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低技策略』，又是一種最直接的『處理現實』。他調查認為，在農村大量存在的磚廠和作坊中，利用手工或簡易機械就能生產這種磚，而且相比流行的紅磚，免燒、快捷、環保。況且現在紅磚的價格更因重建的大量需求漲了近一倍。
但真正落實起來卻沒那麼簡單。為了第一批樣品磚，劉家琨往來於大廠、作坊間，返工三次才算基本合格。最後一次去作坊驗貨時迷了路，在田間y衋Y橋下涵洞亂轉了兩個小時，兩公里一問路，其間按照完全不同的指點在相反的方向上來回往復，終於趕到作坊時已經是一點半鐘。這段路程幾乎是一種象徵：『試制、檢測、資金申請、生產、推廣、地方溝通，一樣都不能少，打個磚都這樣，建房更難，牽涉到錢、地方利益、生活u芠ㄡ葴D等等，我對日後協助建房充滿憂慮。』他感嘆，要想在日後的鄉村重建工作中當個『赤腳建築師』，沒有有意識的自我改造，到時候未必能脫得下鞋來。
有反諷意味的是，現在再生磚幾乎成為一種文化上的觀賞物。它已被訂製成為博物館等城市公共建築的牆面裝飾材料，回到土地、回到災難的低廉產品，並不被它自身的文化體系接受，反而被社會的另一極所欣賞。
『為什麼再生磚之前沒人做？』中國建築西南設計研究院承擔了災後重建的大量工作，其總建築師錢方分析，從市場因素看，納入到社會化大生產中的再生利用材料的成本大多會高於目前普遍使用的紅磚材料。廢墟中有抹灰、磚頭、水泥、鋼筋、木頭……要細緻分檢，然後破碎、整合、加工。紅磚則很簡單，對原料不需分檢，馬上可以破碎生產，廠家多，技術成熟。而且再生磚的技術規範、安全要求、國家檢測，都還沒有完全跟上。
『現在卡殼在那兒了。』錢方說，普通的頁岩磚或水泥磚對環境污染大，但再生磚又沒有相應的公共政策支援，所以大量的重建還是沿用原來的方式。都江堰政府曾呼籲過震後建築垃圾的危害，說要發動多少輛汽車，運一年才能運出去，數量驚人。錢方建議，應該從整個系統考慮推廣再生材料，『比如再生磚每塊1.6元，政府給生產廠家免4毛稅，使用者再免4毛稅；頁岩空心磚現價6毛，政府給使用者獎勵2毛稅。價格在同一平台上，再生磚馬上就有市場了。』
光有磚還建不成房子，劉家琨又在此基礎上提出一種建造體系：再生磚──小框架──再升屋。這種結構是對農村普遍推行的磚混結構進行改良：『採用磚混結構也可以造房子，但要達到抗震要求，就必須按照規範要求加強圈樑和構造柱。我們的方案是把圈樑和構造柱再加強一點，變成小框架。這樣抗震性能和靈活性等就提升了一個等級，圍護牆可以用再生磚，或其他材料如竹編泥抹牆、石片牆等。目前先做一層，以後有了錢可以加建二層，所以叫做再升屋。』但在實踐中，這種體系只在少數幾個點得以實施，大多數推廣點只願意試試再生磚。
『一方面是鄉村建房的習慣問題，他們更容易接受磚混結構。另外，鄉村也有鄉村的系統，有它的食物鏈，由村民、鄉鎮政府、材料商、包工頭等形成的技術的和經濟的食物鏈。再加上目前主要的重建方式v陴帠W統建、統規自建，少量原地自建。由於主流是統規，因此到處都是政府主導，民間的機會很少。』劉家琨說，『在非常時期的狀態其實就是它平常時期狀態的濃縮，集中的更集中，快速的更快速，粗放的更粗放。』準建築人手札愛你唷
地震震出了一個新的鄉村想像。劉家琨說，外來公司迎合地方政府的新訴求，在山裡的小村小鎮裡面，打造北美式、歐陸式、地中海式別墅，當然是別墅的簡陋版。因為地震把四川震成國際化的一個平台了，也震成了一個大市場，雖然是低端的大市場。
建築師顯然有另外一種想像。在劉家琨看來，災區重建就像回到土地，就是在鄉村裡面最基本的造價、最基本的條件下，滿足最基本需求的設計。『我們想要修既堅固又實用的房子，同時想就地取材，保留地方文脈，而不是完全一個虛浮的、飛來的、廉價的歐美版。做得好的話，也可能是改變和提升農村面貌，同時又讓它和地方文化、生態環保發生關係的一個機會。』準建築人手札愛你唷
協力造屋，不僅僅是重建房子
一直紮根四川的劉家琨總覺得自己應該做得更多。地震後，他這裡臨時充當了資訊中樞和組織平台，各地建築師都在給他發信，想要做點什麼，但是總覺得插不上手。『插不上手』好像成了一個焦點問題。『我也能理解現在應急狀態下政府的想法──建築師提交來的圖紙是真完美、真漂亮、真沒用。』
這其中，台灣地區建築師謝英俊是個異類。這個紮著小辮，自稱成天『裝吊車、打牆壁、做鷹架、釘範本、做木工』的建築師已有10年的台灣震區重建經驗，他對協力造屋信心的來源在於：『有 1000萬名農民等在那裡，任何想用工業化大量生產，將農民勞動力與創造力排斥在外的觀念與作為，均不切實際。』
『有點失控的亂、失控的拙，逸出手掌奔流而去。』站在地震後的現場，謝英俊總是想起卡爾維諾《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所指失控的複雜。他認為，四川的重建經驗會是全新的，不只是生計或房屋的重建，而是生態等級的重建，也是人際、文化與經濟紐帶的重建。台灣『9·21』地震後，謝英俊將工作室遷入震中附近的邵族部落，至今已經 10年，幫助邵族重建房屋和拯救族群和文化滅絕的危機。去年『5·12』後，他又將工作室搬到四川。
謝英俊總是一身戶外裝束，背上背包隨時準備去現場的樣子。這一天正趕上他要去楊柳村，那裡有他幫助重建的全村56戶人家。楊柳村位於茂縣太平鄉，是茂縣最北的一個羌族鄉，是為數不多還保留有羌語的村莊之一。從成都過去有7個多小時車程，但最近路封了，我們只能坐飛機到附近的九寨，再搭兩小時汽車過去。
茂縣位於地震斷裂帶龍門山脈以西，相對東部降水量少，為藏羌聚居區。從川主寺到茂縣沿途所見，建築多為穿斗式木結構，磚石砌牆，逐步演化為羌式建築，楊柳在地震前就是這樣一個居住在山坡上的羌寨，經歷了一次次向下搬遷，仍將傳統的建築結構和建造技術的民間智慧保留下來。謝英俊說，上世紀這裡經歷了30年代的松潘地震和70 年代疊溪地震，這也是自然選擇的結果。
大山環抱間，一排排鋼質屋架閃著光，勾勒出未來房屋和村莊的模樣，就是楊柳了。簇新的工業化材料帶著脫胎換骨的新鮮，又與山上古老的羌寨有種奇異的反差。男人們都在鋼架中穿梭忙碌，按照熟悉的方式砌上板岩。女人們和老人們帶著孩子，充當著勞動力和觀看者。整個村子都搬到了山下，在岷江邊搭起帳篷。
『謝老師來啦。』村支書楊長清熱情地迎上來，身後的勞動場面襯著他自豪的神色。謝英俊多年的鄉村經驗認為，農房重建的真正權力在村一級，或者說，掌握在村支書手中，鄉鎮領導未必有決定權。
楊長清說，這次地震時，村民們都在山下勞動，所幸無人死亡，但山上80%的房屋損毀，沒毀的也隨時面臨泥石流和山體滑坡危險。當謝英俊去年10月份到這裡時，全村已經將地基更改了3次：像棋盤一樣，切豆腐一樣切成一塊一塊的。他們對房子的要求：用石頭建有羌族特色的房子，家畜集中於村外飼養。而他們參照的效果圖就是用照片『拼』的幾張列印紙。完全依靠自己力量的重建方式u蕃P謝英俊的營建體系不謀而合，只是缺乏抗震的結構體。
謝英俊提出了自己的輕鋼結構體系。輕鋼結構，是國際上主流的獨幢住宅結構，普遍認為抗震性能好，但通常非常昂貴。謝英俊將這個結構簡化，降低成本且易於裝配。建造過程中，強調儘量用本地化、可回收利用或天然降解的天然材料，而少用磚、水泥等製造過程高耗能高污染並且無法回收降解的建材。
『看到樣板房搭起的鋼架，我們覺得踏實了，覺得它是抗八級地震的。外牆依照用傳統板岩砌築，看上去和我們本地房屋也很像。』楊長清回憶，村民在經過一個上午的討論後，全體接受謝英俊的方式，推倒重來。
謝英俊重新做了規劃，將孤立的房子改成四聯戶、二聯戶，留下來更多的道路和活動空間。他給楊柳村描繪了多重的可能性：中間的場子可以辦儀式，搞活動，還可以修個羌族特色的寨門。村民們的附加要求是，村子要有一個軸線，對著山頭，屋頂以此左右分水，所謂『門對青山』，這一傳統始終貫穿在村子的各種儀式中。起架也以他們傳統的方式──喊著號子完成。『對於傳統，他們並非不重視，甚至是過分堅持了。』謝英俊說。
這套結構體系的建造方式，與傳統穿斗木構方式非常接近，對當地村民來說很容易理解，當一個基本的鋼架呈現出來時，骨架之外的東西似乎並不需要像村民解釋，他們自然而然地就會賦予其生活經驗和智慧。『謝老師，你看我們能不能把樓梯移到外面？這樣可以增加屋內面積。』『沒問題！』類似的改動隨時都會被提出。『我們羌族人人都是建築師。』楊長清很自豪。
謝英俊已經在四川災區建了近500套農房，『比在台灣10年建的還多』。但打破鄉村特有的食物鏈並不容易。像楊柳村這樣整村組織的是極少數，他們在平原地區就很難進入。前兩天謝英俊趕到綿竹的一個村子，連夜搶出樣板房鋼架，『第二天施工隊的人傻眼了，來交涉，但總不能給推倒吧』。
『重建本身就是一個生產活動，需要很多勞動力，但問題是災區民眾自己是否有機會參與。在台灣，重建多半被大的承包商和包工頭壟斷，災區民眾只是等著接收房子。』按謝英俊的設想，四川災區的重建如果讓受災群眾參與，可以保證他們過渡期的生活，而不是坐等救濟金。還可以通過集體參與，讓瀕臨消失的鄉村傳統得以保存。
這樣建立起的小區域的『自主性的建築體系』，讓建築材料和勞動力本地化，帶來的最直接優勢是成本。因為就地取材，石頭、土等，都可以轉換為建材，另外村民自建也省下了請施工隊的錢。他算下來，這樣自己建每平方米大約400塊錢，請工要花500塊，而普通的磚混農房要700到800塊錢。
這一環保型建造方式得到慈善機構的支援，彌補農村金融體系的不足。『比如一棟150平方米的房子，碳排放就減少40噸。我們呼籲這些慈善單位，可以蒐集這些減排量做碳交易，當然必須達到一定的量。比如援建1萬戶，就可以有40萬噸二氧化碳，非常驚人。按照歐盟的碳交易價格，平均z鴩C一個農房可以獲得5000到1萬塊錢。』
『我們的方式最易被接受的是磚運不到的地方。』謝英俊說。他遇到的最大障礙是審美，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條件較好的地方，村民覺得水泥、鋼筋、瓷磚才有面子，石頭和土不夠時尚。『因為建房子是很社會性的，在馬路旁邊蓋房子，太矮了要蓋高一點，太高了要蓋矮一點。左鄰右舍講幾句話，你就做不下去了。在一個村裡蓋很多房子，其實就是一個群體的作用，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經濟問題或經濟因素。』
也正因為如此，謝英俊認為在農村協力造屋才更有意義，重建過程就是重新建立鄉村關係的一次機會。『今天大家都要離開鄉村，農村的價值崩解了；在都市中產階級的生活經驗對農村的印象只有「農家樂」。如何以農村為基地來重建新價值、重建城鄉的平衡關係？如何讓災區的農村可以保有自主性與社區意識？』準建築人手札愛你唷
紙房子：美好而脆弱的「新校園計劃」
四川大地震後第5天，香港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朱濤正好去台灣出差，他便採訪了參與台灣『9·21』震後重建的一部分建築師。給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台灣的『新校園運動』。這一運動是在『9·21』地震多所校舍損毀後，在民間團體的推動下，由『台灣教育部』提出的災區校園重建工作中的核心部分。它號召建築師熱情投入校園設計，並鼓勵校方和社區人士積極參與討論，共同探索融合現代教育理念的新型校園空間。『新校園運動』創造出40餘所新校園，佔校園重建的1/5，被公認為台灣震後重建最大的亮點。
『我在地震之初的心態是──大地震會帶來大變化。因2008年奧運會建築，國外媒體稱北京是「未來的城市」。我覺得，有可能地震重建才是真正的未來。』朱濤和眾多深圳、香港建築師發起『土木再生』組織，希望實現建築師、NGO、政府之間的橫向聯合，搭建一個民間的災後重建平台。
理想主義滿懷的建築師們討論認為，在重建的三個階段中，臨時安置很難插手，3個月的過渡性安置進入也不容易，而瞄準長遠的重建還來得及。而地震中大量損毀的中小學重建，兼有專業層面和社會層面的雙重意義，建築師應該能起到更大作用，他們由此發起了『新校園計劃』，提出整體規劃、公眾參與、開放校園、靈活空間、安全舒適、環保節能、文化傳承七原則。『為什麼不能像台灣一樣藉機完成鄉村教育的升級呢？』
但台灣『新校園運動』不能脫離它的社會背景。台灣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教育改革，以及社會中諸多探索新型教育空間的努力是它誕生的基礎。長期以來所有的學校都要沿用統一的『設計標準圖』來設計校園。更有甚之，政府還按照『標準圖』來控制建築造價，統一調配年度建築經費，從而製造出一大批千篇一律、毫無生機的校園建築。所以地震前教育改革的呼聲已經高漲，『新校園運動』不是在『9·21』震後一夜之間無中生有的。
謝英俊正是台灣『新校園運動』的發起人之一。他說，當時建築界也要尋找一個出口，因為政府、施工隊、建築師環環相扣，構成一個嚴密的食物鏈，造成的後果是，設計評標只選最低價的，不選最合理的，系統外面的人很難進去。地震後正值台灣『教育部長』換屆，新官上任三把火要推行教育改革，校園重建成為載體。新部長採納了謝英俊的建議，把設計遴選權收歸中央，重建信用體系，鼓勵好的設計出台。在這次四川災區的『新校園計劃』中，謝英俊也順理成章地作為學術委員會成員。
他們一開始找到『明星災區』，正醉心於國際化的開發圖景；找到偏僻災區，又忙著重建無暇顧及；找教育部，卻無權力和資金推廣。轉了一大圈回到深圳，一位市領導的第一反應是：『民間力量能做我們政府做不到的事情』，他們終於拿到深圳援建的甘肅文縣8所小學的專案。組織競賽、找錢、監管施工……『生生從建築師被逼成了NGO'。朱濤說，最終5所學校在『新校園計劃』下開始實施，其他的還在找人捐錢──災區真正要恢復重建的或維修加固的達1.1687萬所，從數量看，這5所實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朱濤協助香港大學教授建築系王維仁參與了北川中學的國際競賽，評標會反覆了9輪他們都名列第一，最後一輪落敗。『就像參加一場身不由己的接力賽，最終被新選手把接力棒搶過去了。』集各方關心於一身的北川中學要容納5000人，相當於一所大學的規模。而北川縣城才幾萬人。朱濤認為，災區學校重建有大集中的趨勢，雖是出於集中教育資源的考慮，卻又帶來住校成本增加，與鄉土社會割裂的問題。
在文縣，大部分是山區，平地都種莊稼了，僅剩的唯一一塊平地就是校園。在『新校園計劃』設計中，這塊地同時也是村子的多功能廳，向村民開放，開個會、喝個茶，也加強學生與鄉村的互動。此外，建築師考慮與山區地形、朝向、文化的關聯，依傳統為場地量身定做。但在數量和時間壓力下的絕大部分校園重建中，仍是傳統的『大立櫃』，唯一提出的口號是『建地震震不垮的學校』。
『新校園計劃』的理想遭遇多重現實。朱濤說：『官方和民間仍是兩個割裂的整體，隨著一切納入正軌，地震之初打開的那扇門又關上了。民間建築師只能利用空隙，但越往下走越艱難。而援建方的官方設計院在批量生產壓力下，難以深入每一個個體。』這就像是個圍城，城裡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進來。
位於成都的華林小學是『新校園計劃』中最早實現的一所，它最著名的標籤是『紙房子』──用紙管做結構支撐的過渡性校舍。這三排九間樸素校舍由日本著名建築師阪茂設計，紙管是他的個人標誌之一，曾在日本的震後建築中使用過。華林小學專案中方協調人、西南交通大學建築學院副教授殷弘說，紙管建築『輕─固』的構造特性和美好的建築意向給有『重─危』建築震後恐懼感的人們帶來一種災後的撫慰。
做成『紙房子』也是偶然。去年6月『新校園計劃』想要盡快啟動，但國內的建築師都沒有應急建築的經驗，正好遇到來四川幫忙的阪茂。華林小學校長鄧永健如今也在一間紙房子裡辦公，屋頂均勻排列的圓洞製造出簡潔美感和光影效果。最讓他感動的是，這是大學生和學校合作一釘一瓦完成的校舍，留下了珍貴的志願者精神，『對孩子們的教育意義遠遠超過了重建的意義』。
鄧校長說，地震中華林小學兩棟老舊的教學樓成了危房，當時面臨兩個極端的選擇：普通板房，或者紙管校舍。板房的口碑為人詬病，主要原因是隔熱、通風設計和用材的不合理。錢方說，工業板房所用的夾芯板中聚苯乙烯泡沫板燃燒有毒，回收成本較高，板房廢棄垃圾的處理成了災區面臨的一大問題。彭州某小學老師曾告訴朱濤，在剛搬進板房校舍裡的第一個星期，他班上一個女生因室內悶熱，每20分鐘會暈倒一次。為了降溫，老師就往教室地面上潑水。但他不知道的是，因為板房窗戶太小，位置太低，又沒有高窗透氣，地面蒸發起來的水汽鬱積在教室空間內不能有效散出，結果適得其反。相形之下，紙管校舍物理性能更好，也更環保。
鄧永健願意試試新生事物，但直到紙管運來，他還是心存疑慮：紙管能抗壓、防水、防火嗎？靠中日大學生和小學體育老師自己建，能趕得上9月開學嗎？最終建好的『紙房子』由370根紙管構成，剛啟用一週，就遇到了成都幾十年不遇的大暴雨，它安然無恙。鄧校長放心下來──在新校舍建好前，用上三五年沒什麼問題了。
『紙房子』畢竟只是一個個案。如果不能大批量生產，非常規建材和建造勢必帶來高成本、低效率。美好而難以大量複製的紙房子，似乎成為『新校園計劃』的一個象徵。
為了忘卻的紀念
劉家琨用再生磚和小框架實現的第一件作品並不是民房，而是一個小小的個人紀念館。這是為在地震中死去的聚源中學初三(一)班學生胡慧珊修建的。以災區最為常見的坡頂救災帳篷作為原型，表面施以鄉村最常見的抹灰，像災區常見的一樣，室內外均採用紅磚鋪地，只是門前種了一棵桂花樹。在劉家琨朋友樊建川提供的地震博物館旁的田間va塊上，這個小房子單純、樸素、普通，但足以勾起人們對地震的集體記憶。
劉家琨是5月28日在一次去聚源中學時遇到胡慧珊的父母的。現在回想起來，是劉莉珍藏的女兒的臍帶、乳牙那份細微具體的東西和胡明的堅強驕傲緊緊抓住了他。『再生一個女兒，還是叫胡慧珊！』這成了劉家琨和失去兒女的父母間的一個約定。
6月21日再去聚源，劉家琨吞吞吐吐說出這些天來縈繞於心的想法：為他們的女兒建一個小小的紀念館。接下來的感激讓他始料未及。『我一直有點懷疑我這個想法在目前的生存現實下也許太過詩情畫意，也許對他們不是實際幫助，而胡明的話使我不再懷疑。那些實際的物質困難，都是身外之物，對心靈的安慰才是最深切的安慰。』
一束光從屋頂圓孔射進來，投下希望。劉家琨打算按胡慧珊的喜好把室內裝飾成粉紅色，裡面陳列她短促一生中留下的少許紀念品：照片、書包、筆記本、乳牙、臍帶……『她的一生沒來得及給社會留下多少痕跡，她不是名人，她是個普通女孩，是父母的心肝。』
『這個紀念館，是為胡慧珊，也是為所有的普通生命……對普通生命的珍視是民族復興的基礎。』前幾天，劉家琨聽到一個好消息，胡慧珊的媽媽又懷孕了。他覺得自己的設計有了超越建築的意義。■
(實習記者趙燕波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