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阮慶岳建築師提供本文予準建刊登
輕觸大地，重擊社會
作者：阮慶岳
2002年美國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Prize)，頒給了當時年紀66歲住在雪梨的一人事務所建築師穆卡特(Glenn Murcutt)。
這項決定不僅出乎大多數人的意外，我更相信也希望其後續的衍生意義與影響，能持續如水中漣漪般，一波波向廣大四際蔓延開展。
西方現代建築自八○年代起，與商業主義的依存關係越來越密切，建築師因此也越來越無法自外於整個商業的操作大機制，自覺或不自覺的似乎都必須隨著這股時代波潮起舞（這是一個饑渴般期待並大量刻意製造建築明星的時代）；而全球化現象，更讓地區性的小明星，無所選擇的必須盡全力向上躍昇，以成為像王菲、金城武一樣國際品牌明星，否則可能終不免要被時代所無情吞噬（小型社區性品牌的生存，將越來越難）。
這種將建築師當作品牌般操（炒）作，以換取附加價值的現象，也正是目前世界甚囂塵上的流行趨勢，例如台中市政府日前意圖藉蓋瑞（Frank Ghery）的個人光環，來照亮台中在世界舞台地位的古根漢美術館構想。當然因為建築師介入這樣大量社會資金的運作，而使媒體聚光燈得以強力打照到少數明星建築師身上，使建築彷彿因此有著顯學般的社會光彩，但這現象對整個建築生態的正常運作，是益是蔽則尚難樂觀定論；其最直接可見的影響是，當建築師與這樣的商業體制掛勾結合後，是否仍有能力（或道德勇氣）再對社會的公義是非做出不違良心的價值判斷呢？也就是說建築師是否還敢批判操作資本與利益的那雙隱形大手了呢（那也是餵養建築師名與利的同樣大手）？
整個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前輩們，因見到工業革命與急劇都市化現象，衍生出大量社會缺乏公義與不平等問題，因此將建築的技術與美學發展，都定位在解決受苦社會大眾的目標上，使建築師可以清楚的維持住自身面對社會時，所應具有的專業良心角色地位，並依此衍生自身的建築思索。這樣具公義的角色地位，在世紀末資本集中與全球化現象過程中，正被鯨吞蠶食的逐漸消逝去，建築師也由百年前具社會良心的改革實踐者，逐步化身為被資本與媒體操控失去靈魂的明星布偶。
穆卡特此時的得獎，就十分適時的傳出了清晰異質的訊息來。對於這樣的受獎，穆卡特雖然沒有如當年的沙特一樣，以拒絕領獎來傳達對社會大體制的拒絕委身與被收編，他也還是堅定的表示，他無意因此改變他一人事務所的經營模式，並依然只做他熟悉環境案子的態度，他甚至抱怨因得獎蜂擁而至的電話與信件，干擾了他平靜的生活。
穆卡特曾在受訪中，說到他的父親對他人生重大的影響；他父親在13歲就離家，說是要去尋找這“醜陋人生”以外的事物，在最後成家生子前，他在澳洲到處打零工，兩度赴新幾內亞（New Guinea）掏金，並一度與朋友自己蓋船想橫渡太平洋。他自己動手蓋了自己一家居住的房子，並在穆卡特幼年時訂閱美國的建築雜誌，兩人一起閱讀討論，穆卡特就是在那雜誌裡，讀到也對他有深遠影響的萊特作品專輯。他更是極愛大自然，見到有人劈伐森林時，就安靜的自己去種植樹木幼苗，他也一直喜歡閱讀美國作家梭羅的「湖濱散記」，這書後來也影響穆卡特極為深遠，穆卡特在三十多歲赴美時，特地到波士頓附近的華登湖，去探看梭羅當時在湖畔的故居，他形容自己當時的心情是：「深受震撼泫然欲泣。」
但是穆卡特並非是個反都市的隱居者，他反對的只是人類為了追求商業利益，對土地與大自然生態無情且不尊重的蠻橫手法；他說人應該試著與大地景觀為友，尤其該懂得學會如何能不粗魯的以建築輕觸這塊大地。
穆卡特說他從未想要創造所謂「澳洲式」的建築風格，他說：「我總依個別的基地場所來思考設計，我的設計只是對環境的回應而已。」他拒絕把自己的建築，與國家民族主義劃上等號，尤其當傳統文化已大量被政治引為糖衣護身符的現時，但他並不迴避對地域性文化風格的承傳，例如他對澳洲原住民傳統樹皮茅屋與農民羊圈農舍建築語彙的沿用，以及對於如何處理現實建築問題，例如採光、通風、散熱、防災等，都可見到他以前人經驗為師的例子。
這樣對在地人文環境經驗的承傳態度，就讓評審之一表示說：「他的作品不但未墜入地方沙文主義廉價的悲情氣氛裡，反而能在其更嚴肅的思索下，連接上與現代主義思維的血緣關係。」
穆卡特的建築常將量體架高，儘量不衝擊地貌的「漂浮在大地之上」；他的建材選擇以生產過程中耗損最少能源者為優先，構造工法求其簡易，一間住宅常可由兩名工人數週就完成，除了節約資能外，在財務的經濟性上更是顧全社會不同階級的現實考量。
穆卡特的建築案裡，所觸及與當代建築思潮相左的問題，其實既深且遠，但他從不敞言高空，就僅經由對在地人文與環境理性深刻的思索、與對人道與大地謙卑的關懷，在個人可觸及的現實範圍裡，一步一腳印的實踐下去。
他的得獎，的確是實至名歸令人敬佩！
穆卡特的得獎，事實上也引發我對以「邵族家屋重建案」受矚目謝英俊的再省思。謝英俊在操作建築時，和穆卡特不約而同的，對建材環保與在地化、工法輕便簡易、造價便宜化，甚至對在地物理環境（採光、通風、隔熱等）情況的敏銳度，都有相類似的看法；另外兩人操作建築時，從對基地觀察到設計、施工，也都是一樣親身的全程投入，並不採取專業分段分工的一般事務所運作模式，不以產能與量化為營運目標，對設計對象所具有的涵構背景，也能以單一真實感受的態度、而非無動於衷數據資料化的處理方式應對。
但是謝英俊的邵族案中，卻觸及穆卡特似乎並不談及（但這也可能是因穆卡特向是只做不說），偏向社會性議題的思考；其中尤其以社會弱勢族群（少數邊緣族群、貧病殘障、低收入所得者等）的居住權，與建築專業被菁英壟斷化現象，兩個議題可為代表。
謝英俊藉由邵族案，提出人類是否有權宣稱擁有地球土地權的質疑，這與穆卡特認為人類無權（因地球不僅只屬於人類）破壞土地的觀念遙相呼應，而弱勢族群不僅失去土地權，也因房屋本身已被轉化為資本的計量貨幣，因此被不合理的高價化，也就同時失去擁有居屋住宅的權力；這個問題事實上已經逐漸衍生為普遍性的社會問題，試想這樣高房價的年代裡，一般年輕人除了貸款，並以餘下精華一生（三十年）來償還貸款外，還有什麼擁有自己家屋的選擇呢？
謝英俊嘗試以自立造屋來作對這問題的回應思索。在2001年12月暨南大學的座談會記錄中，謝英俊表示：「如果自己動手蓋，材料和部份工料外包費只要十五萬。…這點安身立命的基本生活條件，難道不是基本的人權嗎？」的確就連人類遠古的祖先，都能自立造屋的解決自己與一家人的住宅問題，像大自然的鳥獸一樣，無屋可住與無錢付貸款的問題，似乎並不是人類與生既來當就背負的宿命問題。
謝英俊認為現代人無法如祖先般自立蓋屋，是因為蓋屋的技術，已經被專業壟斷化（組件的工業規格化，以及構築機具與工法的特殊專業性），弱勢族群因無這些現代工法技術、也無資金可雇代工，不得不淪為無屋可住的族群。因此他嘗試單純化材料與工法，盡量可由自己社區鄰近範圍取得簡單生態工料，並由自己與鄰居朋友換工施作完成，用簡單、低科技、便宜、互助的方式，來為自己蓋出房子。
這樣的邏輯思考裡，其實也有著對全球化過程中，弱勢者如何應對資金與技術的傾軋、甚至因此可能被人類生態圈所淘汰的思索。看似簡單的邵族家屋重建，其實也和穆卡特一樣，有著對人類現在所面臨共同處境（綠色、永續、商業資本掌控、甚至生命意義）的深刻思考內涵在內。
他們倆人都用委婉的語氣、真實實踐的成果，向這個自以為正處在文藝復興輝煌無比、其實可能正是黑暗時期開端的社會，提出彷如暮鼓晨鐘般深遠的誠懇話語，但是我們聾啞般的社會，真的能聽得見嗎？
真的叫人擔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