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障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召開，大規模的城市改造與建案已擠滿了東京的建設計畫。這些建設計畫在未受到人們關注的情況下靜靜地進行，令東京的面貌煥然一新。
這之中有許多由大型地產公司主導的大型城市開發計畫。稍早之前，由某鐵道集團公司開發的超大型複合設施的大幅廣告，佔據了報紙的整個版面，其廣告文案相當典型地代表了近期的同類大型計畫。作為新型城市開發計畫的宣傳，類似「足以向世界誇耀的嶄新街區在東京誕生」，或「創造集生活、工作、娛樂於一身的完美居住環境」等用語，雖見諸紙面，我卻從文字中感受到了一些違和。
舊時的住宅區接連迎來改造，被高樓大廈所取代。實際上，這類形式的開發在東京已反覆上演多次。這種建築與地區的持續更新，對人們的生活而言是否真的形成了良好的環境以及足以向世界誇耀的城市，是我一直以來所質疑的事情。因為我感到，有些用語言無法表達的，十分重要且難以找回的東西，在城市更新的過程中被丟失了。
東京被認為是世界上有著高精度建築物與基礎設施，最為安全、安心的城市。本次東京奧運會的申辦過程中，「世界上最安全的都市」成為申奧標語。不過，如果逆向思考的話，東京的高度均質與高效管理又令人感到恐懼。恐怕對生活在這裡的人們而言，只有安分與順從才是被需求的品質。
在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東北地區的災後重建中，「安全、安心」這一詞彙以令人生厭的程度被頻繁使用。然而所謂安全、安心，又到底指的是什麼？修築高達幾十米的巨大防波堤使海洋與陸地涇渭分明，將山體削平創造新的居住用地，傚法現代均質主義建設千篇一律的公營住宅，再將人們遷移至嶄新的城鎮之中。以上做法，除了理解為將受災者從之前的環境與生活中抽離，並囚禁於人工環境之中外，再無其他解釋。
借助現代土木與建築技術實現的安全、安心，更加助長了通過技術手段克服自然條件限制的思想的盛行。即便是被宣稱為絕對安全的核電設施在世人面前展現了出奇的脆弱之後，依然如此。
東京這座城市，如同前文所述，是成型於江戶時代，活用自然地形，並實現與綠地與水體相調和的稀有存在。它歷經江戶時代的多次地震、明治維新、關東大地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摧殘，幾度遭受破壞又完成重建。每一次重建，都是在尊重歷史、遵從自然法則的基礎上，追求內在法理的城市建設。
在前文提及的陣內秀信所著《東京的空間人類學》一書中，有如下內容：
正如陣內秀信所指出的一樣，迄今為止在東京持續進行的城市建設，其基本構想在明治時期之後仍一脈相承。然而最近，像是要將這座城市已形成的歷史文化、自然調和、鄰里羈絆徹底抹殺，將其特有的平民性格與親和體感完全稀釋一樣，盲目地用技術至上的高精度人工空間，來頂替東京的江戶風情。無視歷史與自然製造出的都市，又是否真的足以向世界誇耀？
對於城市系統與基礎設施的精度也可以展開同樣的討論。東京交通系統的精度之高，已經到了哪怕電車晚點一分鐘也會令人們焦躁的地步。偏執地沿著提高精度的道路走下去，除了神經質般沒有緩衝、容錯能力低下的社會以外，難以想像出其他形態。不過，日本人應該會將其視作社會的理想形態而努力使之成為現實吧。我們這些人，對未來到底有著怎樣的憧憬啊？
均質的網格世界
對東京建築的評論，也僅僅是圍繞著無謂的高精度與經濟合理性而展開。
2005年，我本人以及山本理顯、隈研吾等六家建築設計事務所，一起參加了由UR都市機構在東京灣岸地區的三菱制鋼工廠舊址上開發的，名為「東雲Canal Court」的大型公租集合住宅建案。
我在設計這個建案之初，對其公租型住宅定位的理解，僅停留在為了獲得比銷售型住宅更大的靈活度的程度，而並未意識到這個建案將在各個方面都以經濟合理性與管理便利性為最優先條件。UR在全日本建設了大量的集合住宅，將眾多案例經驗提煉成標準化手冊，作為本建案的設計條件，幾乎不存在變通的可能。
舉例來說，各戶的結構跨度被規定為六米，這是由經濟合理性推導得出的數字。我從空間的角度出發，提出了更具靈活性的三米跨度箱型單元的方案，希望借由對單元的組合，使居民自身在某種程度上自由地進行空間創造。這個方案既可以使住民根據生活方式與人生階段自主選擇住宅，又可在各單元之間的空當處設置露台，形成共享空間。建案負責人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對我的想法表示理解，但終以露台的管理及單元制有風險等理由，未將我的意圖導入到建案之中。
如今在這座集合住宅的周圍，林立著由民營開發商建立的高層公寓，形成被峭壁包圍的窪地一般的慘景。對開發商而言，公寓是重要的商品，提升遠眺風景與建築檔次等所謂的商品價值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大樓一旦竣工，原來的居民們收穫的將只有失去景觀與日照並飽受城市風侵擾的苦果，最熟識的景象也會成為過眼雲煙。這些對心理層面的關照，並未被考慮到開發行為中。愴然於東京的此般現狀，我與事務所的年輕員工一起試著描繪了不遠的將來東京的意象：城市是被無休止重複著的均質格子所吞沒的網格世界。身處無限均質的世界之中，無論選擇在哪裡工作，決定居住在某棟建築的北側還是南側，或是弄清到了二層還是五十層，都改變不了同一的人工環境這一事實。
在濾除了自然要素並被徹底管理著的人工環境中生活，與被塞進籠子裡的蛋雞過著日復一日接受下蛋指令的日子，又有什麼不同？換言之，將經濟發展擺在首要位置，為了實現發展而追求生產性與效率性的結果是，我們成為了恐怖的均質環境的居民。在這樣的都市中生活，人類將以毫無生氣的中性形態存在。
如果放任均質化的推進，可以想見，今後的世界將在一片死寂中凝結，如同活在冷庫中的日子將成為常態。人們在平靜、安全、無慾、無求地苟活中走完一生。
四十五年前，三島由紀夫在1970年7月7日的《產經新聞晚報》上刊載的《未能兌現的承諾》（果たし得ていない約束）一文中寫道：
我認為如果將現代主義思想貫徹始終的話，日本將不得不向著三島想像的形態接近。誠然，這種傾向在世界範圍內隨處可見，但最為極致的代表想必仍是現代的日本及東京。現代主義的本質內涵，簡而言之，是以斬斷同自然、歷史的聯繫為核心內容的。
可延續的都市，可存活的建築
圍繞在突然辭世的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新國立競技場方案的爭議，其癥結正在於此。大批市民和具有良知的人們無法容忍在明治神宮內苑與外苑這塊歷史悠久的神聖土地上，楔入宛如現代主義象徵的巨大建築，並將其標榜為未來意像這一無視歷史的行徑。特別是大量女性對設計方案表現出的反感，令人印象深刻。
此事件的大環境是，持有「東京應該還有更多其他方案可選擇」，以及「東京應該以更加獨立自主的姿態示人」的想法的人們佔據多數。如果繼續放任千篇一律的樓宇對歷史痕跡破壞，東京將真正淪為喪失魅力與活力的都市。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探索如何使江戶時代開始的都市文脈傳承延續至現代，已迫在眉睫。新國立競技場的重建也迫使我直面問題，並展開思考。
去年，為了參觀常以動物為主題、追求個體真實感的現代美術家名和晃平的展覽，我拜訪了坐落於山谷中的SCAI THE BATHHOUSE藝術畫廊。這是一處將澡堂改裝成為富有現代感展廳的獨特空間。畫廊代表白石正美又帶我參觀了附近一處叫做「萩莊」的地方，它是由二層木造住宅改造成的餐廳、咖啡館與活動場地。聽說這座建築被附近的居民稱作「大家的家」。
我以玩笑的口吻回應說，「大家的家」已經被我建在東北了哦。同時，我對在東京的核心區存在這樣一家興旺的場所一事抱有好感。「大家的家」這個名字，源於希望東北災區的爺爺奶奶們把它當做「大家共同的家」這一初衷。雖然這個名字在最初被認為不夠響亮，但是希望使用者將其視為自家一樣的這一視角，在我看來是極為重要的。
我希望從現在開始成長起來的年輕建築師們，即使沒有被報紙雜誌大規模報導的機會，也能將視線投向類似街道保護與閒置房屋改造這些促進場所新生的計畫，以及貼近當地生活、被居民們所喜愛的活動。原因在於，新的可能性正蘊藏於這些工作之中。
實際上我也接受了大阪UR委託的場地活用與建築再生的顧問工作，在千里新城的青山台團地進行。千里新城是UR參考了為防止人口向倫敦過度集中的大倫敦規劃而建設的，是與多摩新城齊名的典型性大都市郊外型新城。
其中的青山台團地，因結合地形高差種植草坪、設置兒童遊樂場地等設計手法的運用，營造出良好的外部空間，並形成了如今像公園一樣充滿綠植的環境。另一方面，從過去居住至今的居民們，隨著年齡增高，雖坐擁難得的美景，卻不再出門活動，如何改變現狀成為業主諮詢的主旨。
我在從前曾想到過一個名為「圓坑計畫」的實驗方案：在小區內提供圓形用地，請居民們在其中製作花壇、農田或帶有遮陽棚的小型休息場所，並允許他們自主管理土地。如此一來，居民們在對室外環境提高興趣的同時，在競爭意識的作用下互相炫耀成果，從而獲得新的生活樂趣。幸運的是，UR的負責人接受了這個提案。為測試效果，首先在集會所的庭院前設置了燒烤桌，並在其周邊製作了幾個香草植物的圓坑（農田）。
由於組成青山台團地的五層住宅並未安裝電梯，高齡者很難在上部樓層居住。於是上部樓層被重新裝修以吸引年輕群體，從而推進小區內住戶的更替。因著無印良品的參與，改裝後的住宅人氣頗高，年輕的居住者數量徐徐增長。
以高齡居住者為主的一層，由我進行改造。為了滿足令各戶出入方便的設計條件，我計畫從空置的住戶開始，依次創造與室外露台直接相連的素土房間，作為附加出入口，以提高住戶間的可達性，從而使全體居民更容易看護高齡者。
如此看來，UR與東雲Canal Court時期相比，也有了巨大轉變，正向著追求將既存的房屋變得更好，令室內外的往來更加暢通，讓鄰里間的交流更易發生的開放性住宅進行探索。
2011年去世的建築評論家多木浩二在1984年出版的著作《可以生存的家：經驗與象徵》（生きられた家 経験と象徴）中，雖然將建築師設計的住宅作為現代主義的產物進行論述，卻也同時指出，居住者經歷的時間與遺留的痕跡，才是賦予住宅以生命的重要價值所在。也就是說，建築師努力創造著的現代形態的住宅客體，與人們進行著生活行為的住家概念之間，不可以簡單地劃等號。
那本書發行時，日本正處於現代化進程之中，建築界也侷限在無視歷史與地域性（場所的區別）的階段之中。不過時至今日，著眼於人類生活，審視歷史延續意義所在的時代終於到來。重返過去以彌補錯誤雖已不能，但應用尖端技術創造與歷史、自然相聯繫的住宅卻仍有希望。以建築師的立場而言，像設計當下這些批量生產的、看著漂亮而已的均質化公寓這類簡單輕鬆的差事，今後將不會再出現。
新國立競技場的問題同樣如此。對於拆舊建新的造城運動與國家方針持懷疑態度的人們，達到一定數量並發出聲音，最終演變為如此強烈的反對運動。新聞媒體僅僅圍繞預算問題進行報導，但反對聲音的本源卻是來自人們對設計、對尺度，以及對踐踏城市歷史的行徑所感受到的巨大違和。
戰後的日本，以現代主義及其支撐的資本主義為信條，改變了都市人群的價值觀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