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邱文傑
邱文傑是1962年4月出生的牡羊座，邱文傑建築師事務所（大涵建築事務所）負責人，1985年淡江建築系畢業，1990年取得到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建築與都市設計碩士，1995年為美國紐約州註冊建築師。
1990至1992年間，在美國紐約的Rafael Vinoly Architects事務所工作並參與Tokyo International Forum設計案。
1992至1993年間，在美國洛杉磯Stone, Marriccini and Patterson Architects事務所工作。1994年回到台灣工作，在成為中華民國註冊建築師前，曾與莊學能建築師共組大涵學乙建築師事務所，後來莊學能加入AECOM擔任艾奕康台灣區執行總監，邱文傑考取建築師執照後開設事務所，擔任邱文傑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大涵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曾任教於實踐大學空間設計系、淡江大學建築系、國立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設計組、實踐大學建築學系，並在國立成功大學擔任駐校建築師。回國20餘年，累計獲得三次台灣建築獎、兩次遠東建築獎、WA中國建築獎及2007年獲選全球華人青年建築師獎、2008年中國南方報傳媒獎最佳建築詩入圍、2009年淡江建築傑出系友、2011年獲選百年傑出建築師、並分別於2008、2012年代表台灣參加香港-深圳建築雙年展及2008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2014年La Vie10大文創人物。
精英主義到社會主義
從早年風景優美、崇尚清談的淡江大學對建築的開放包容，到美國十年深受現代主義思潮影響；從現代主義對建築好與壞清晰的批判標準，到更注重台灣城市的現實性和當代性；從缺乏生命力的台灣房地產作品，到與公共部門「血淋淋搏鬥」的公共工程，到尋找對的業主的民間工程；從007式的單打獨鬥，到懂得以退為進的合作配合；從實現個人理想的精英主義到為大眾做設計的「社會主義」…… 10月20日上午，在由《設計家》主辦，簡一大理石瓷磚承辦的「中國設計精英之旅——2016台灣設計之都考察之旅」活動的走進知名事務所環節，來自上海的設計師一行走訪了邱文傑建築師事務所，其創始人邱文傑用幽默風趣的語言向來訪設計師講述了他從業30年的心路歷程。
邱文傑以A、B主體性論述二元共存
邱文傑著重介紹了自己設計生涯中兩個里程碑式作品：新竹東門城廣場美化工程和台灣921地震教育園區的設計過程，至此，他的心境和事業都得到了較大提升。
設計中，邱文傑注重就地取材，對話歷史，彰化縣地方產業交流中心設計正是運用這一原則。等到他完成南投新故鄉見學園區作品後，邱文傑開始更關注更貼近社會大眾的設計。現階段邱文傑對「二元共存」的設計理論非常感興趣，「A、B兩個內容共存並相互影響，試圖去蕪存菁，保有A、B的主體性，但仍鼓勵或共享彼此部分的空間，可以是視覺、聽覺的交換。」他的新工作室就是基於這樣的理論進行設計的, 混合了住宅、辦公室、書店、屋頂農場、共同廚房和咖啡館。但他同時也指出：「不是什麼都可以混搭，不好的混搭是混亂的根源，反而消耗了正面的能量。」
這應該也是邱文傑建築師將其事務所的網站名稱取為「AxB Architecture」的原因。
邱文傑設計生涯里程碑
第一個里程碑：新竹東門城廣場美化工程（新竹之心）
我今天要與大家分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簡單介紹我的作品，二是談談「混居」。
設計生涯的前十年，我在國外讀書，又在國外工作了六年，受國際影響較多，設計偏現代主義，很摩登。十年後，我經歷了人生的轉變，開始往自己的土地上找尋設計的養分來做創作。這個過程很有趣，也很辛苦，因為往內尋找自己源頭的過程並不容易。如果用獎項來介紹我回台灣這20年的經歷，大約得了四個台灣比較重要的指標性建築獎：台灣建築獎、遠東建築獎、WA中國建築獎，還有一個是全球華人傑出建築師獎。2015年，台灣舉辦了一個「十大文創人物」評選，我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入選文創人物，大概是我在華山文創園做了一個作品，與台北近幾年的文創產業相關。
我最早在台灣做的案子是一個公共工程「新竹東門城廣場美化工程」，這個作品也是我的事務所能夠成長到今天的重要原因。這是我的第一個案子，那時，我剛回到台灣，正充滿了理想，為這個案子與台灣公共部門上演了一場「血淋淋的搏鬥」，打了很多次官司，有陣子我覺得快被關了，人生完全是灰暗的。但當我覺得快要被逮捕時，正是這個作品，給我贏得了一堆獎項。我還記得去領獎的那天正好要宣判我到底有沒有罪，我都不敢跟別人講。那時的狀態很複雜，在台灣，尤其在20年前，我那時候就想要好好做事情，但在公共部門看來，這其中可能有問題，他們認為我拿了回扣等等，其實設計是很單純的。
基地本來位於地面上，我去看過基地後覺得地面只保留城門就好，其他部分全部搬走。我把原來水溝的地方變成人行道，水溝挖掘出來作為地下通道，人們通過地下通道可以進入古蹟區，古蹟區裡保存著清朝時期的護城河的橋墩，這是一個有歷史風味的地方。台灣很多人喜歡這個設計，因為又有了一個安靜的去處。這個作品是我34歲剛創業時很重要的一個里程碑式的設計。
做完後這個案子，我做了幾個小案子，我喜歡做小案子，大案子做得沒感覺。在大陸可能有這種現象，因為案子很大，主設計師只是畫出簡單的概念，就丟給手下去做，然後作品建好了，設計師本人可能忘了這個作品。我很怕這種事，也儘量避免，但大作品也很重要，因為要有面包，我做的大作品不多，一般是與伊東豐雄那些大師合作，比如富邦天空樹。
2001年，我改造了一個日據時期的老房子，房子僅一層，是個很小的作品。我把屋頂增高，加入一個玻璃盒子作為會議廳，又在房子另一側加入鐵皮屋，屋頂被拉成一個不對稱的平行四邊形。整個設計是在歷史建築裡，嘗試用一些新手法、新材料、新工藝，有一種與歷史做轉換和對話的感覺。
設計生涯第二個里程碑：台灣921地震教育園區
繼東門城廣場美化工程之後，我的第二個里程碑式的作品是在臺中霧峰的台灣921地震教育園區，921地震造成台灣兩千多人死亡，四五千人受傷，是台灣很大的一個事件，災後需要重建。當時全台灣找了六位建築師去比賽，我剛剛出道，能拿到這樣的作品當然是很開心，而且對我是一個肯定。那時我膽子也大，什麼都敢做，有時候想想年輕真可愛。當時事務所才五個人，我也沒有懂那麼多，混凝土、懸臂、工藝等，搞得天昏地暗，整天在工地混。
有一陣子，我只要到了工地，工人就不見了，因為我每次去都要改，他們說這明明是公共工程，怎麼你說改就改。可那時候我有種「擋我者死」的氣魄，認為自己要做的就是真理，就是正義。基地被一個斷層線切過，我當時的想法是在什麼地方跌倒就要面對它，就好像你有一個傷口，那就用針線去縫合它，不要太激情，不要太平淡，就是真實地面對。借用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來說，我就是用這種態度去看整個事件。
人生有時候就是這樣，當你傷痛時，覺得全世界都對不起你，但昆德拉說，傷痛之後呢？這件事情給我很大震撼，人必須去面對這件事，無論什麼災難，人總要讓自己、讓社會繼續走下去。這就是當時的設計理念。我採用了一些元素，比如我形容為針與線的「縫合」，「針」是預製混凝土板，共98片，一片重十噸，每天把它一片一片放在定點的位置澆灌。兩側的柱墩與斷層線平行，斷層線的中心線，就像繃帶一樣，把它復原。這個結構系統，同時涵蓋了室內、室外、半室外三個空間架構，對整個場域的策略是儘量保留地震後原始的狀態。切斷的跑道我也賦予它新的生命，做這個作品幾乎沒有用到新材料，就是讓舊東西「活」起來。我喜歡的空間沒有那麼的純理性，而是有一點有機，有一點混亂，混亂裡找到秩序的空間感。
就地取材，與古蹟對話
彰化縣地方產業交流中心（福興穀倉）也很有趣，作品是一棟老房子，設計團隊把它變做一個產業交流中心，怎樣做？我不是古蹟建築師，但常常與這種老建築打交道。作品有三棟倉庫，我可以選擇拆掉倉庫重建，預算建一個新的展覽館足夠了。雖然它不是古蹟，但如果可以再利用也不錯，沒必要拆掉新建。文化局又要求三棟老房子至少要有一棟不能改變原來的外觀。我說如果其中兩棟各保留一半，算不算保留一棟？他說可以，我就這樣保留了兩個半邊。剩下半邊我把牆推到，把皮剝掉，大量地噴透明漆，又在室內做了排水溝，這個半戶外的空間，很通透。隔壁那棟有80年歷史的米倉是真正的古蹟，業主不讓我動太多，所以設計在雙人字形的屋頂中間藏了一座天橋，從外面看不到，再把瓦拿掉，走在天橋的玻璃地面上可以看到室內，玻璃地板下是以前送米的輸送帶，走在上面可以看到兩邊的米倉，米倉現在變成一間一間的展覽館，這是與古蹟對話的一個作品。
我的許多設計都是就地取材，如果給我一塊空地，我反而不知道怎麼做了，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知道像Frank Gehry是怎麼在想設計的，他為什麼可以設計那麼厲害的東西？設計團隊形容這種設計是太空來的垃圾，太迷人了，到任何國家、任何地方都不用管那個地方長什麼樣，丟過去就造，很瀟灑。這個路數我也挺佩服的，但我真不是這種人，我都是就地取材。這個作品中很多都是既有的東西，只有空調、鋼柱、上面的棚架、鐵皮是新的。
對社會精英主義的批判
還有一個重要的小作品是南投新故鄉見學園區，是與日本建築師阪茂（Shigeru Ban）合作設計的，這個作品開始孕育我現在的設計觀。作品採用了台灣本土的C型鋼，街上那些鐵皮屋都是這種材料，我把C型鋼做得很精緻，結構、柱子、粱、牆、天花板全都用一種材料。有一陣子我在想，不管什麼作品，能不能就用一種材料就做完？施工圖又好畫，材料編預算又簡單，又好看，一個很純粹的設計怎麼會不好看呢？這個作品有點這種想法的試驗性，也是這種輕鋼構的一個代表作。
阪茂的紙教堂從日本搬來以後，我幫它做了復原，它是紙做的，紙站起來可以變成一個結構，軟的東西可以變得很堅硬。我做的這個設計是很堅硬的，堅硬的東西也可以變成繞指柔，我把剛硬的材料變得很柔軟，用這種方式去與紙教堂做對話，一個輕柔，一個堅硬，輕柔也可以撐起一棟房子，堅硬也可以像紙一樣彎折變化。這個作品也做得很辛苦，全部材料都是用七公分就要焊三公分，焊鐵工說他每天回家都眼冒金星。
從這個作品我學到一些有趣的東西，也因為這個作品，我後來對社會精英主義有一點批判，反而傾向於貼近社會大眾的設計。這個作品的業主去日本神戶參加紙教堂建成十週年紀念，原計畫此後紙教堂會被拆掉，業主本身是基督徒，他聽到後就忽然說，你們不要拆，我把它帶回台灣。他也沒錢，但他說了這件事後，很多人都幫他，政府也幫他募款，最後真的把紙教堂搬回來了。
我後來問他為什麼找我做設計？他說1995年神戶地震後，阪茂就在那裡建了紙教堂，1999年台灣地震後，我建了921地震教育園區，我就明白了。後來他們搞了個紙教堂重建「千人立柱」的活動，邀請很多老百姓、貴賓參加，十人抱一根柱子，把它立起來，只有幾個專業工班，幫忙固定這些柱子，就這樣把紙教堂的結構立起來了。從此我越來越喜歡「社會主義」了，去年我還辦了一個社會設計展，就是有一點反叛精英主義。大陸有一種草根的力量，比如劉家琨、王澍這些人，還有一些設計師用更原味的材料做試驗，貼近社會的設計在慢慢變成主流。
我在台灣的華山文創園區設計了一座別院，我想做一塊會呼吸的磚，因為整個華山都是磚，怎樣把磚的意義放大，路易斯•康說，就算是一塊磚也要做一點什麼，這句話很感人。一塊磚都要做點什麼，更何況這麼多磚，一定要做更多一點事情，設計的理念便源於此。
三年前，雲頂舉辦農業博覽會，請我去做了一個模型，我以台灣辦婚喪喜事用的棚架作材料，做了一個大展覽館。我的想法是連最卑微，最簡單的事物，都能夠做出一些有意義的東西。
突破傳統，設計二元共生的混居業態
我在台北長大，台北街頭巷弄始終有種混亂但卻吸引人的現象，令人有感於在地的能量。其中混合使用扮演者不可或缺的角色，相較於有型的外觀，內容本身的「跳TONE」更令人驚奇。住宅區、傳統大廈、二三層樓的小酒館、辦公樓中的挑空廟宇、騎樓的多功能使用……這些混合使用的狀態雖然帶來了能量、新奇，但也伴隨著危險、髒亂等負面形象。我對於混居的設計理念一直是「二元共存」，A、B兩個內容共存並相互影響，試圖去蕪存菁，保有A、B的主體性，但仍鼓勵或共享彼此部分的空間，可以是視覺、聽覺的交換。但是，這種設計也不是無限制的空間交融策略，不是什麼都可以混搭，不好的混搭是混亂的根源，反而消耗了正面的能量。
台灣的房子有活力但不好看，那我就想把它們變得好看，這大概是我做設計的初衷。對我而言，很多臨時性建築，不好看，但很有感覺，比如小時候在眷村看到違章建造的鐵皮屋，它們很糟糕，很危險，但我想是否可以把它們做一種內化轉換，使人感覺台灣的建築是輕盈的？
最近設計團隊做了一個作品，建築內部包含了我自己的工作室，被選為台灣五個前衛作品之一，馬上就要建造。這是一個很小的作品，但我已經做了五年，這個作品總結了我後十年的一些建築思路。房子有四層，一樓採用混泥土，並進行加高，上部採用輕鋼結構，這幾年，我一直走的是輕鋼構的路線。設計中使用的輕鋼結構全是9*9的方管，沒有混凝土，再用鐵絲網和玻璃兩種元素做搭配，顏色採用了金色。
這個作品有兩個重點，第一，台灣有騎樓，所以我把它抬高，滿足地域性的需求。第二，這棟房子有兩個功能，一是作為工作室及屋頂住宅，二是作為商用。作品混合了住宅、辦公室、書店、屋頂農場、共同廚房和咖啡館。一到三樓是辦公室，四樓做了一個山屋書店，銷售各種與山相關的書籍，頂層設置了向公眾開放的農場、共同廚房和咖啡館，還有兩間供同事居住的宿舍（內部有小樓梯可到達）。我對二元論非常有興趣，比如陰陽、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狀態，這個作品中有住家、辦公和商用。這幾種設計混在一起，各有各的貢獻。我不太建議做設計時把什麼都混在一起，看起來熱鬧，往往互相之間會有干擾。以我這麼多年的經驗看，很關鍵的一點是不要什麼空間都Open，有時候隔一層玻璃，看得見人卻聽不到聲音可能更有趣，否則，一片混亂就成了一個公共空間。但是為了突出自己的特色，有必要鞏固自己的設計內容後，再去與其他業態做對話，這個作品就是在實驗這種想法。
現階段，我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作品是六龜山地育幼院，這是一家山地基督教育幼院，中心是一間教堂，我把教堂拉高，使空間更大，可以容納整個育幼院的孩子們。這是一種新的形態，一般設計會把育幼院和教堂分開，我是直接把兩者合併，我認為教堂是處於核心位置，但是教堂的意義必須現代化、輕鬆化，就是說，神很重要，但是山地裡建一個這麼大的教堂意義不大。在建築形式上仍採用輕鋼構，一層是水泥，二層以上是輕鋼構，還做一個輕鋼構的穹倉，像山洞一樣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