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衛斌
近期，在美國出版由 Bianca Bosker 所撰寫的《原創性翻版—中國當代建築中的模仿術 Original Copies: Architectural Mimicry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書(臺灣發行之中文版為《誰把艾菲爾鐵塔搬到了中國？》，列舉了上海、廣州、杭州、石家莊、濟南、無錫等地一大批「山寨建築」。許多建築師為了做成項目，紛紛琢磨領導和開發商的喜好，看他們的臉色做設計。「有的領導一時興起時，都是直接畫圖的。」一位建築師無奈地說，「如果出版他的圖集，不比專業的設計師少。」
讀了這則新聞，終於明白為什麼當下中國閃爍著「土豪金」的地標建築層出不窮、摩天樓越來越多了。這些「高端氣派上檔次建築」不是城市環境的要求，也不是實用 功能的需要，更不是建築技術發展的必然，而是某些地方領導人的拍腦袋的傑作。只不過，這種借助建築師之手的「炫技表演」，不僅違背建築師們的意志，也違背 建築的本真。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的建築業經歷了前所未有的高速發展期。據報導，2012年中國的建築規模達到27億平方米，接近當 年世界建築規模總量的一半。大體量、超高層的新特建築在中國城市拔地而起。包括一些內地城市在內，追求「國際化大都市」形象正成為一種時尚。在此過程中， 雷同的、呆板的、毫無生氣的水泥森林不斷湧現，「千城一面」現象日趨嚴重。有人甚至形容，中國200個城市如同「一母同胞」。
200座城市如同「一母所生」，人們馬上就想到了中國的建築師們。但將「千城一面」的罪過完全歸咎於建築師，顯然是有失公允。某種程度上，這是中國建築師尷尬生存狀況的寫照。
首先，中國建築師要看某些領導和開發商的臉色搞設計，這無異於「帶著鐐銬跳舞」。有報導，一些青年建築師在偏遠地區做的扶貧項目或公益項目，反而能贏得國際 建築界關注。清華大學建築學院教授李曉東在雲南麗江做的玉湖完全小學項目，獲2006年亞洲建築師協會建築獎金獎，在福建永定做的下石橋上書屋項目獲 2010年阿迦汗建築獎（Aga Khan Award for Architecture）。對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崔愷認為，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這些項目的建築師較少受到業主對創作自由的干擾，更能夠自由發揮。另 外，這些公益項目的資金有限，也讓建築師更能夠回歸建築本體。
二者，當代中國的建築史，某種程度上正在由外國的建築師們書寫。中國工程院 院士程泰寧的團隊，對北京、上海、廣州三地的城市核心區約1平方公里的區域內的建築做過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在該核心區內，上海36幢建築有29幢出自西 方建築師之手；廣州12幢建築只有4幢為國內建築師設計；北京核心區內8幢建築則全部由西方建築師設計。
其實，中國從來就不缺有眼界的建築大師，比如貝聿銘，比如梁思成，比如2012年獲得有「建築界的諾貝爾獎」之稱的普立茲克建築獎的王澍。令人遺憾的是，中國的城市建築正陷入一種怪圈： 要麼最高，要麼最怪。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總建築師崔愷介紹，一些實驗性非理性的建築，應當反思決策機制的缺失。
建築是一門遺憾的藝術。要改變城市如「一母所生」的窘境，讓建築藝術少一些遺憾，讓建築師們少一些尷尬，城市的管理者不僅要尊重本土建築設計師，還要尊重生活在城市的市民們。須知，高大、現代的城市，或許不是市民想要的，也不是建築設計師們的真實構想。
相關連結
相關圖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