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紐約之心曼哈頓、城市廢舊設施的再利用、綠色慢行空間，The High Line高線公園作為一個社區更新計畫，自建成以來便獲得極大的關注，吸引了世界各地的遊客，這不僅歸功於其出色的空間設計和成功的公眾參與，更重要的是，人們對於這樣一條似乎違背經濟規律的空中綠帶得以存在感到無比好奇。
另一方面，高線公園的出現也刺激了周邊地區經濟的增長，飆升的地價為社區帶來了士紳化的影響。因此，人們對它的評論褒貶不一。
隨著時間推移，高線公園帶來的顯著的士紳化影響引起關注，人們開始多角度審視光環及其背後的負面效應：高線公園無疑是成功的，它誕生於寸土寸金的紐約，已成為一個國際化的地標，通過吸引遊客和刺激周邊地價拉動了經濟增長，其設計元素和手法也已經被很多城市所認可並借鑑。但高線公園在社會和經濟方面產生的影響改變了它作為鄰里休憩空間和社區振興催化劑的設計初衷。
面對這些未曾預料到的改變，人們應該如何在複雜背景下深刻地理解高線公園存在的緣由，作用與意義？
Highline 紐約高線公園分析
911與去工業化
在計畫開展的早期，擺在高線之友眼前的是不容忽略的911事件：在距離高線公園僅一英里半的地方，3000名美國同胞死於自內戰以來最嚴重的暴力行動。
紐約瞬間失去了15萬個工作崗位，這個數量比波士頓整個市中心的全部工作崗位都多。毫不誇張的說，紐約成了一個被圍困的城市，也是一個見證了大量重要崗位在流血中消失的城市。 華爾街交易平台關閉，倖存的投資銀行也變成了臨時性住所，人們對紐約金融服務行業能否存活產生疑慮。
更糟的是美國以發動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爭作為對9‧11事件的回應。經濟重創加上戰爭升級為當地社區帶來嚴重的心理創傷。高線公園是帶有正面和積極色彩的計畫，它的出現有一定的情緒安撫作用。 另一個大的背景是紐約的去工業化發展。如今的紐約是世界技術、金融及創新產業的中心，但這並不是它過去的樣子。三個世紀以來，這座城市一直是美國製造業和運輸業的中心：它生產了全國98%的婦女所穿的衣物，釀造了全國一半的啤酒，鍛造了全國30%的鋼材；它還是重要的進口歐洲貨物的港口。
因此，可以說紐約傳統經濟的基石是製造業，或者說是製造業成就了紐約。
而在今天，製造業產業鏈正在撤離這座城市，轉而去尋找更合適的生存地。當製造業完全消亡的時候，它曾在整個城市留下的痕跡也會隨之消失。巧合的是，當時紐約的切爾西遠西區中心的再分區規劃做了一個「允許社區居民擁有決定社區發展的實質性權利」的重要決定，時任社區委員會成員之一的Joshua借此機會提出了利用社區範圍內的廢棄軌道（高線）建設公園的設想。若沒有這個決定，高線公園就不可能建在切爾西遠西區的社區內，因為這在當時是不合法的。規則的變化也反應了過時的製造業經濟區向充滿活力的居住區的轉變。
協商，再協商
在切爾西遠西區區劃開始的時候，人們按照不同的觀點分為三派，第一派提倡拆除高線鐵軌，建設高密度保障住房，這也是規劃的主要負責人朱利安的想法；第二派提倡拆除鐵軌建設保障住房，但要控制密度和層高以順應周邊歷史街區的風貌；高線之友是第三派，提倡保留高線並做成景觀空間。
高線之友極力促成不同觀點的群體產生對話，通過群體之間的折中妥協達成了以下共識：1.保留高線建造公園；2. 在與歷史街區相鄰的地塊建設低密度的保障住房，以協調歷史風貌。該結果兼顧了多方利益群體，但也產生了兩個問題：首先，根據傳統，社區發展計畫中的保障房的建設量應達到所有住房開發量的30%。低密度的限制使得高線所在的區域僅建成了700個住房單元，遠遠不能滿足需求；其次，建築密度降低，保障房又要佔一定比例，這使得房屋產生的稅收大大縮減，間接減少了高線之友能得到經營資金。
紐約高線公園The High Line受到的限制
高線公園在從開始到實現的過程中有很多限制因素，首先私有產權人在城市中擁有永久土地權，為了取得高線上部空間的發展權，城市政府必須和這些產權人簽訂協議，讓渡給他們必要的利益。在當時關於城市地塊上方的開發權如何被轉讓、出售，以及經濟模式如何設置的相關規則和可行性研究還沒有出現，這意味著只要有一個產權人不同意，計畫就無法啟動。
而Bloomberg政府設法成功地與22位難纏的產權人分別達成協議，可以說沒有這些協議，也就沒有高線公園。 其次是爭取軌道建設許可。高線之友要說服政府來發行城市內部軌道的使用許可證，即允許一段鐵軌恢復其原功能或用作其他設施。回望這段歷史，這是能夠建設高線公園的唯一途徑。 「
高線公園確實是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誕生的，有力的政府支持是關鍵。
」 如果有人向現任政府提出建設高線公園的想法，他一定會被拒絕，理由無非是建設資金短缺和保障房比公共空間更重要。高線地塊的面積足以讓房屋租賃產生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政府很可能會通過修改區劃實現大體量居住建築的建造，以此來容納大批中低收入人群。由此看來，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同時擁有高線公園和充裕的保障房在任何時期都是不切實際的。但所幸當時布倫伯格政府同意建造公園，而不是一股腦兒建設保障房。
社會公平
高線公園的建成使周邊社區每平方英呎的地價上漲了500美元，年收入50—80萬美元的富人被迫遷出，讓位給年收入100萬美元的超級富人。坦白地說，如果人們認為富人無需被同情，他們也就一定不會為這樣的置換感到難過。
令人欣慰的是，至今有三分之一的低收入原住民留在這裡，這得益於延續至今的出台於新政時期的房屋政策，該政策讓最具種族和社會結構完整性的社區得以留存，因此他們逃過一劫。 但大部分非白人和不富裕的原住民則根本無緣遷回入住，這是士紳化帶來的結果。而高線公園並不是至使周邊社區紳士化的唯一推手，因為切爾西的士紳化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早於高線公園建設20年。 高線公園刺激下的社會不平等現象涉及到層面更廣的問題——紐約失控的發展局面：首先，房地產市場越來越商業化，這個趨勢完全符合經濟規律，不可逆轉。
其次，美國兩大執政黨在25年前就達成了關於聯邦政府大幅削減低收入群體住房補助的協議，削弱了城市政府應發揮的作用；兩個因素共同導致整個紐約城市系統無法提供公平的住房條件，無法滿足種族、經濟和社會需求的多樣性，所以，弱勢群體的住房問題或許才是紐約所面臨的最根本的挑戰。
高線公園本身只是這種大趨勢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出現只是導致了由給富人建造房子轉變為給超級富人建造房子的局面，它不應承擔一個城市發展失控帶來的一切嚴重後果。在認識到這一點之後，高線之友也清楚自己無力改善城市的住房問題，他們明確了自己的使命：繼續聚焦於滿足已有社區產生的需求。 並不是每一個公園都能像高線公園、中央公園、布萊恩特公園、哈德遜沿河公園和炮台公園那麼幸運，私人的管理機構會為這些美麗的公共空間花上一英畝土地幾百或上千美金的管理費。 許多其他默默無聞的城市公園則面臨資金捉襟見肘和管理不善的問題。
「簡單來說，富人去的公園美麗迷人，而窮人去的公園就衰敗蕭條，這種不公平源於令人苦惱的紐約政府和財政限制。」 已經獲得豐富資源的公園如何能與城市中的其他公園發生資源共享？ 現任市長啟動了「城市公園計畫」，政府通過與資源豐富的組織機構合作來幫助資源匱乏的城市公園良性發展。私人的公園運營機構予以具體某些社區公園資金支持，並幫助該社區創建必要的景觀設施（如植物溫室和圍欄）及教授花園的日常維護。
高線之友就選擇幫助紐約市其他5個低收入社區的公園進行更新。然而關注度低但又需要更新的地方性公園數量眾多，公園之間的互助只是杯水車薪。 要想打破公園發展不均衡的現狀，聚焦於整個城市的公園運營系統對於至關重要，這不僅要求脫離富人引導的政治結果，轉而從城市公正的角度來構建公園體系，還要求政府管理部門投入更多的資金。
如何參與？如何服務
高線之友在公園的規劃設計之初就牽頭組織社區參與，希望將社區居民的想法納入其中。他們邀請居民開會討論如何設計公園，並認為這就是公眾參與，但參與者寥寥無幾。後來高線之友向專業人員尋求指導幫助，重新制定了社區參與工作框架，對周邊居民進行上門問卷調查和訪談，去一一瞭解他們對社區公共空間的期望和訴求。
這個過程教會了他們如何更好地讓居民參與社區事務：當面交流是讓人們真正參與社區計畫的有效途徑，而參與產生共鳴，這是電子郵件、社交媒體或電視廣告無法產生的效果。
在建設高線公園之前，高線之友的代表曾來到巴黎向Promenade Plantee計畫的設計師和負責人學習經驗，該計畫與高線公園類似，位於巴黎西岸Bastille附近的社區。而兩個計畫最大的區別就是：Promenade Plantee的計畫由市政府和州政府共同主導，完成後把它當作禮物送給巴黎市民，它不涉及公眾參與，只是作為一個美麗的公園供人們使用；而高線公園是市民推動的草根運動，在發展的過程中要求社會各界的參與和支持。所以高線公園擁有眾多的支持者，因為他們對它投入了深厚的感情，成就它並真正擁有它。 「
正如其他偉大而不朽的城市公共空間，高線公園的功能逐漸融合了多元的社會目的，能被不同的時代做不同的定義，展現了適應經濟和社會動態變化的能力。
勒內‧杜蒙綠色長廊實景社區士紳化的現象也同樣值得思考：很多低端社區的居民懼怕社區品質的提升。這些社區居民一直生活在矛盾的心情中——既期望有大量的資金投入以創造便利的設施和安全的社區環境，又恐懼因無力負擔社區生活而被迫遷出。紐約兒童哮喘發病率最高的某個社區就因此而拒絕了高線之友與政府合作通過植樹緩解兒童哮喘的提議。他們寧願讓孩子病著，也不願全家流落街頭。
由此可見，一個社區計畫的立意也許是好的，但它可能不是居民現階段最需要的，或者說它的實現可能帶來弊大於利的影響。這提醒了社區服務機構和社區計畫組，必須首先明確社區的訴求，再考慮可以為他們提供什麼服務和產品。 從廢棄的鐵軌變成人們樂於聚集的交往空間，高線公園的成功與其背後的社會力量密不可分。從最初資源的接受者變成資源的給予者，在此過程中，高線公園對城市源源不斷地產生影響。
雖然美國和台灣國情不同，但高線之友的討論仍能引發我們對一系列問題的思考：
如何衡量城市設計的成功與否？
是否有可能規避或補償城市計畫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
能否用不同的方式去思考和開展計畫？
如何有效地進行計畫的交流和相互學習？
如何在現實中如何打破部門之間的結構壁壘，促進利益相關者之間建立對話和聯繫？
能否更多地從社會和經濟的視角來審視城市計畫？
希望以上思考的問題能在台灣今後的公共空間規劃中找到答案。
高線之友簡介
高線之友：由Robert Harmmond 和 Robert Harmmond 於1999年共同創立的非營利組織機構，在該機構努力下，高線（廢棄鐵軌）得以成功保留並發展成高線公園。高線之友在公園計畫的早期負責空間設計的視覺美學研究，並連同紐約市一起招標設計團隊。該機構目前主要負責籌集公園日常維修和運轉的資金。2017年，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獎第13屆Veronica Rudge 城市設計綠色獎頒給高線公園，並授予高線之友5萬美元的獎金，肯定了他們對公園的長期良好管理。這種管理模式被奉為城市更新與社會合作計畫的典範。頒獎後的第二天，高線之友的代表和哈佛大學城市設計學院的教師一同組成了座談小組，就高線公園帶來的諸多影響進行探討，以期在自我反思的同時為其他城市空間的設計計畫產生借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