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都市東京的思考
近一段時間，如果在首都高速上開車行駛，你會被接二連三冒出的新建高樓震驚。東京正以驚人的勢頭向高層化的方向發展，就連我家附近的木造獨棟住宅和低層公寓（アパート），也在難以察覺的轉瞬之間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高層公寓（マンション）的施工建設。
每當清晨我在家周圍散步，發現已難尋那些為自家門前的盆栽澆水，或是灑掃街道的老人們的身影時，都禁不住去想：他們如今都在哪裡，過著怎樣的生活。
2001年3月11日，那場大地震發生的時候，我正在東京辦公樓的四層工作。受到突如其來的強烈搖晃的驚嚇，我拚命奔下樓梯，同僱員們一起跑到街上避難。我所在的辦公樓坐落於澀谷地區，是一棟躲過了一波又一波高層化浪潮的四層老舊建築。當我跑到街上抬頭仰望時，緊鄰的一棟高層公寓正以緩慢的頻率大幅度搖擺著。雖然還不至達到傾塌的程度，但光是看到這光景就足以讓人極為不適。當時的情形至今仍如同噩夢一般，在我的腦海裡揮之不去。如果「三一一大地震」發生在東京的話，當時的我們又會陷入到怎樣的危機呢？
不僅限於東京，在大都市反覆上演的城市更新，基本上都是以20世紀初起源於歐美的理想都市構想為指導而進行的。所謂理想都市構想，就是將低層高密度住宅一掃而空，代之以高層的辦公樓及公寓，並在其周圍設立綠地與公共廣場。
比如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於1925年提出的巴黎中心區改建設計（瓦贊規劃）。將不利於公共衛生與居住者健康的住宅群落改建為高層寫字樓與集合住宅，從而使陽光普照、充滿綠色的居住環境得到確立，這一光明大道看起來完美無缺，卻並未受到巴黎市民們的青睞。比起能被陽光照射到的高層公寓，熟悉的街道歷史與環境無疑是居民們更加珍視的要素。
東京有著與巴黎極為不同的歷史演變，從江戶時代起就由具有豐富植被以及近人尺度的街道所構成。將這樣的歷史完全抹去而推行的高層化運動，絕不能說是一種進化。況且，於改造後的住宅裡居住的人們中，幾乎找不到原來居民的身影。歷經時代變遷沉澱下來的鄰里社區，就這樣被單方面地消滅殆盡。如此看來，城市更新並非為了居民福祉，僅僅是從一部分企業家的經濟利益出發的行為而已。
反覆經歷上述更新的洗禮後，如今的東京已是喪失了場所性，即地域獨有的歷史與環境，變成了與世界上其他大都市無二的均質化城市風光。在這座城市的人造環境中工作與居住的人們，受高層化的影響，被生生切斷了與土地的聯繫，也走上了均質化生活的這條不歸路。
一言以蔽之，此番空虛的結果，實為受現代主義思想所累。現代主義堅信可以憑技術克服自然條件的限制。遵循這一信念，衍生出「世界中的任一地點均可以建造完全相同的建築」的理論。這一理論雖然為20世紀人口向城市集中提供了切實的解決方案，但當它與全球化經濟體系結合後，存在於大都市中過度的均質化，正一味地向著無視人性的道路上前行。有鑑於此，我有了「都市型建築時代的終結」這一感受。
換句話說，現代主義建築正立於巨大的十字路口。
為了扭轉這一局面，暫時將視線從城市之中轉移出來，或許可以找到建築應有的全新形態。這一強烈想法成為我執筆的重要初衷。
我從1971年開始設立建築事務所，在至今的四十五年時間裡，作為建築師持續對「城市」進行著解讀。對我而言，東京既是世界上具有最為豐富的親身體感的城市，又是我絕大部分建築意象的靈感源泉。
順便一提，正如我之前所說，我感到東京在這十幾年間，在城市意義上對我的吸引力正急劇下降。
接下來，我想先從東京這座城市的形成、變遷，以及未來的發展目標開始進行探討。
與自然相協調的庭園都市江戶
東京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城市是在江戶時期。當時東京（江戶）的城市形態，即使在世界範圍內也是稀有的。這一點可以從文獻與浮世繪的記載中得到佐證。
距今約兩百年的19世紀初葉，活躍於江戶時代後期的浮世繪師鍬形蕙齋創作了名為「江戶一目圖屏風」的著名屏風畫。從這幅鳥瞰江戶的畫作中可以看出，江戶這座城市，遠眺富士山風景，按照以城為中心，漩渦狀環繞其四周佈置綠地與水體的規劃而建造。綠地中建有大名和武士的宅邸，庶民的房屋設於水邊，形成了一種歐洲城市難以企及的，與自然一體化的高品質「庭園都市」。
江戶的城市規劃巧妙利用了關東沃土層這種高地與低地錯落的獨特地形，是具有相當水準的城市規劃設計。現在的東京，基本上仍在遵循江戶時期的城市肌理而發展。
建築史學者陣內秀信所著《東京的空間人類學》（東京の空間人類學）一書中，有著如下描述：
江戶的選址，可以俯瞰整個武藏野的突出部分——東京灣，同時對於城市環境與景觀的創造也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江戶有著壯觀的街市規模，巧妙地利用自然地形，對武士、市民、農民等不同階級的居住區域進行劃分，道路、溝渠的建設在強化這一劃分的同時又形成了有效的交通體系。
大名與武士階級在高地區域活用坡道與山谷等變化豐富的自然地形，創造供其居住的城市空間；市民與商人在低窪地區建造由水路與溝渠組成的平民街市。同時，在不同階級的居住區中，又各自產生出與本階級生活、文化相呼應的獨特生活空間。
與以巴黎、羅馬等為代表的歐洲城市不同，江戶的房屋並未試圖通過堅固的外牆及大門的包裹而與世隔絕。以市民居住的長屋為例，木柵門與拉門等日本建築特有構件，使室內外空間融為一體，室內空間通過簷廊與素土房間等過渡空間向室外延展，使建築與自然之間保持著親和的關係。可以想像，江戶曾是一座對自然、地形靈活運用，合理地營造和諧美感的城市。
城市與水的和諧關係在平民區得到集中呈現。與架設彩虹橋、建造防波堤、林立工廠倉庫的東京海岸的乏味相對，江戶時期的隅田川等河岸處，是伸手即可觸及水面的親水空間。同時，河川與溝渠的交通機能，也擔當了促進物流與商業發展的重要角色。夏季的煙花與遊船等多姿多彩的遊樂設施，以及戲棚等娛樂設施也常聚集於此，人群自發地在水邊開展活動，使這裡成為了文化層面上的重要地點。
對水資源的利用成為了在江戶的城市建設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事實上如同義大利的威尼斯一樣，江戶也是可與其比肩的重要水城之一。江戶時期的東京，在做著與自然相協調的努力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不經意間成為了高度發達的享樂型都市。
如今，在東京的街市中仍然可以找到江戶時期的種種痕跡。如果在港區的居住區中行走，可以發現諸如「新富士見阪」、「狸阪」、「南部阪」等大量「阪」字地名。從地名中可以聯想這裡曾經「可以看到富士山」、「狸貓經常出沒」或是「建有南部藩大名的宅邸」的光景。在城市中遊走時只要多加留意，就會發現各種能夠喚起江戶風情的地名或場所。
不過，現在東京的真實情況卻是，這些可以感受到舊時光印記的場所和風景正在一個接一個地消失。這種消亡速度極端表現為，每當我從海外出差歸來時，都會陷入「原來那棟建築已經被拆除了啊」或「這塊空地之前是做什麼的來著」之類的苦思。更令我無法釋懷的是，雖然這種急速的消亡已成為日常，自己對住區周圍發生的變化卻仍渾然不知甚至不聞不問。
從奧運會到泡沫經濟時期的東京
我意識到東京以都市的概念存在是在距今約半個世紀前，於大學學習建築時的1964年。那一年新幹線通車，地鐵貫通，國道完成整修，在河流與道路上架起的首都高速也已竣工。為了確保奧運會的召開，彙集了日本技術精粹的城市改造工程正以極高的效率在東京推進，舉國上下士氣高漲。
在建築領域，那是丹下健三主持國立代代木競技場體育館的設計工作，全體國民翹首企盼奧運主會場建成的時代。當時的情形，與圍繞在本次東京奧運會新國立競技場的一連串騷動相比，可謂天壤之別。
丹下健三在當時雖然是我的大學教授，但因奧運會的緣故極為繁忙，幾乎沒有在課堂現身。不過，他完成了極為出色的建築作品，同時向世界展現了日本建築設計的實力。如今經過半個世紀的時間，人們對前次與本次奧運會表現出的熱情差別，是對巨型都市——東京的看法轉變的如實體現。
日本的現代化進程，在1964年東京奧運會至1970年大阪世博會這段時間之後，進入了停滯期。進入1970年代後，高度經濟增長放緩，建築行業進入了探索建築新形態的思考期。我在此時成立了自己的小型建築事務所。
到了1980年代，日本再次找回了經濟增長的生機。本田、索尼、豐田等企業躋身海外市場並收穫成功，加之「廣場協議」等政策的影響，1980年代末期的日本沉浸在泡沫經濟帶來的空前繁榮之中。與1960年代不同的是，城市開發的主導權由國家轉移至民間。
我至今對泡沫經濟時期東京的面貌留有很深的印象。究其原因，是那時的東京正從由民間主導的富有個性的中小規模城市改造中找回活力，滿懷吐故納新的氣概憧憬著全新的未來。雖然今天人們對泡沫經濟普遍抱有負面評價，但從文化層面來看，卻並非只收穫了惡果。換個角度講，那時的人們不僅對資本主義制度充滿信心，而且也確實經營出比現在更為健全的資本主義市場。
同現在的中東國家與中國一樣，日本吸引了眾多當時世界上的先鋒建築師與設計師參與諸如餐廳、酒店等大量建案的設計。例如，於倫敦的AA建築學院執教的建築師奈傑爾‧科茨（Nigel Coates）設計的洋溢著復古氣息的餐廳，曾一度成為話題。同他身穿短褲在倫敦街頭騎車閒遊等怪誕舉止一樣，科茨發表的多件作品所引起的討論與關注，使他在建築界成為了英雄般的存在。我同他在東京一起參加工作營的過程中，思想上受到了很多衝擊。還有義大利設計大師埃托‧索特薩斯（Ettore Sottsass）設計的家具與燈具的發售，倉俁史郎設計的商店與咖啡廳接連開業等事件，均產生了廣泛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