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丹尼爾‧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4個月前公開表示，建築師去中國大陸工作前，應該三思，還說：「我不會為威權主義政權工作。」他的言論在建築界引爆爭議，一些建築師指控他偽善，因為他自己的事務所最近就有一個案子在香港動土開工。
不過，自從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在北愛爾蘭伯爾發斯特一個房地產與都市計畫活動上發表演說，建築界爭辯數十年的一個老問題又浮出檯面：為專制領袖主政或人權紀錄不佳的國家工作，是否合乎職業倫理。
愈來愈多名建築師在中國、伊朗、阿布達比和杜拜等開發案暴增的地方設計大樓，這些地方的公民自由或剝削民工等問題受到更嚴格的審視，這個辯論議題也再度成為關注焦點。
建築部落格有許多相關爭論，人權團體則強力呼籲建築師，接案時留心各該國政府的政治主張和勞動條件。
意識形態爭議和建築同樣古老。建築師設計了幫助勢力強大的客戶提高威望的大樓，是否等於默許客戶的行動，或者和客戶合夥以這些建築符號打造迷思？
易言之，建築到底能否超越政治或意識形態？如果建築師本人的目光進步，建築能否成為推動正面改革的工具？
對這一行大多數頂尖從業者，這並不是一個黑白分明的議題；除了李伯斯金，接受本報採訪的建築師中，沒有一位公開拒絕為那些飽受批判的國家工作。但這個爭議也凸顯設計建築所涉及的複雜決定，更提醒建築師必須反省孰重孰輕。
承攬案子包括上海一座企業總部的洛杉磯建築師湯‧梅恩(Thom Mayne)說：「這事牽涉複雜。建築是一種折衝的藝術，政治性濃厚，你想蓋房子，就得懂外交手腕。」
「我 一向對充滿反抗性格的建築很感興趣，就是那種足以影響我們生活方式的建築，」梅恩又說，阿布達比、哈薩克、俄羅斯、中東地區與印尼一些新案子最近找他面 談，「在不利條件下工作，也算是一種優點，因為提供當地另類選擇。不過，還是會有些情況使你自問：『我要不要沆瀣一氣？』」
毋庸置疑，現 在是這行全球氣勢昂揚的一刻：亞洲和中東建築景氣欣欣向榮，加上各地對名家設計需求若渴，都為建築師創造無可比擬的機會可以留名青史。據瞭解，每個城市都 希望有個畢爾包，這話形容法蘭克‧蓋瑞設計的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1997年啟用時即引起世人驚嘆，每位建築師都渴望以高曝光的案子一舉成名天下知。
一些建築師說，對他們而言建築比政治更重要。洛杉磯建築師艾瑞克‧歐文‧莫斯(Eric Owen Moss)提到那張1989年天安門廣場示威抗議的著名照片時說：「我牆上有一張男子阻擋戰車前進的照片，我就是那種人。但是我從來不會拒絕俄羅斯與中國的案子。」
莫斯設計了廣州的廣東省博物館與歌劇院，以及哈薩克阿拉木圖(Almaty, Kazakhstan)的典禮廣場「共和廣場 Republic Square」，哈薩克從1980年代至今，都由同一位獨裁領導人納札巴耶夫統治。
也有建築師主張，建築師若自以為能改造社會，或能與客戶的行為保持距離，太不切實際，而且自私自利。
美國建築師學會紐約分會執行主任弗瑞德瑞克‧貝爾說：「有時候建築師以為自己能超脫於政治戰場之外。我想這有點虛偽。有時候，要拿到那些政治立場與自己不合的國家的設計案非常困難。」
政治建築和非政治建築可能難以劃分，不管焦點是曼哈坦的911恐怖攻擊事件爆炸點（「自由塔」），還是成為國族自豪感來源的中國奧運新建築。
阿 布達比希望透過法蘭克‧蓋瑞(Frank O. Gehry)設計的古根漢分館、尚‧努維爾(Jean Nouvel)設計並收藏巴黎羅浮宮巡迴展品的古典博物館、札哈‧哈蒂(Zaha Hadid)設計的表演藝術中心，及安藤忠雄設計的航海博物館，化身為中東與亞洲文化重鎮。
人權團體則警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長期剝削來自窮國的建築工人，這幾位建築師冒著和這些剝削掛鉤的大不韙。
「人權觀察」中東與北非事務副主任喬‧史多克說：「我們極力要求建築師採取措施，確保他們或他們的包商遵守最高人權標準。」他說：「他們的回應往往是：『我們遵守國家法律。』但是那些國家法律達不到人權或公平勞動法標準。」
一些建築師並未表明自己在這個涵蓋廣泛的倫理爭議中站在哪一邊，但認為應該分別考量每個案子。努維爾說：「在法國，我拒絕為極右派政黨工作。但是放眼全世界，接案是有好理由的，因為你不只為一個客戶蓋房子，而是為一個城市服務。」
個人談話在上個冬天又引起多方討論的李伯斯金說，他未曾尋求在中國大陸主持任何建築計畫，但他為香港城市大學設計了一棟多媒體大樓，因為香港法治比較嚴明。他說：「我的建築設計必須經過一整套公開審核過程。」
他還說，他也沒有斬釘截鐵拒絕為北京政府工作。
他說：「如果他們問我：『你能不能幫我們蓋一棟民主中心？』我會搶第一個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