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多·梅雷萊斯（Cildo Meireles），1948年出生於巴西里約熱內盧，而他的童年時期大多在現代主義首都巴西利亞（由建築師奧斯卡尼邁耶與盧西奧科斯塔設計）度過。1960年，他見證了恢弘的「新巴西利亞」的誕生，這也是巴西歷史的轉折點。
梅雷萊斯對繪畫有著持續不斷的興趣，於是在巴西利亞加入了聯邦文化基金會（the Fundação Cultural do Distrito Federal）開設的藝術課程。
梅雷萊斯極具創造力，年僅19歲就創作出了較為成熟的作品，並在薩爾瓦多巴伊亞的現代美術館舉辦了首次個展。三年後，梅雷萊斯回到里約熱內盧，受邀參加了紐約現代美術館舉辦的「資訊（Information）」展，這是他首次參加重要的國際展覽，也成為了他藝術事業的轉折點。此後他的職業生涯中共參加過兩次威尼斯雙年展（1976、2003），三次聖保羅雙年展（1981、1989、1998），和一次卡塞爾文獻展（1992）。
在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裡，梅雷萊斯都是巴西最受好評的藝術家之一。他贏得了同行、批評家以及收藏家們的廣泛認可。1970年代巴西軍事政權嚴苛的審查制度對藝術家的創作構成了持續的威脅，而這也成為了梅雷萊斯作品中反覆出現的主題。
從表現主義到後來的建築繪畫再到探索物質性的裝置作品，再到關乎文化的觀念藝術作品，他的所有作品都以多感官體驗和理性思維為特色。梅雷萊斯巧妙得遊走於政治和詩意之間，也因此贏得了舉世的矚目：1999年紐約當代美術館新館專門為他舉辦了一場回顧展。
Surge of the Sea
2008年，梅雷萊斯於歐洲舉辦的首次大型回顧展於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開幕。此次展覽充分凸顯了他作品的實力以及創作的力量，以至於人們至今仍對他的作品記憶猶新。盡管他的作品尺寸巨大，他們所產生的巨大衝擊力卻不限於此。即使像‘南十字星座Southern Cross’這樣尺寸微小的作品都令人難忘。真正的區別不在於尺度而在於細部，比如他會在貨幣或工業體系中插入小的干預（「意識形態的干預：可口可樂計劃和鈔票」）.
倫敦展開幕的幾周後，梅雷萊斯回到了里約。在自己堆滿了作品的工作室內，他向「Studio International」詳細講述了許多關於他持續創作了40餘年的各類作品背後的故事。他的全部美學中的物質性、記憶和經歷在這些故事裡都有跡可循，也都呈現在梅雷萊斯作為製作者與觀看者之間對話的語境創造者的自我感知中。
Zero Real, 2013. Billetes, impresión offset sobre papel. . Foto: Pat Kilgore
Cildo Meireles Fontes (detail) 1992/2008 Photo: Tate Photography © Courtesy the artist
Coca-Cola Project 1970
梅雷萊斯的創作並不是按照一個系統的方式，在每件作品中都有自己獨特的生成記錄，靈感的來源常常出乎意料。有的來自於一段早期的記憶，有的卻來自於平凡而日常的經歷，其中的一些連他自己也無法記得清楚。
例如：「巴別塔」 (Babel 2001) 就是來自於兒童處於黑暗臥室時常有的體驗。梅雷萊斯說在他兩歲時，夜裡會從床上看到一束紅色光線還會聽到類似收音機的響動。有時候，陽光照到橡膠管內的蜘蛛網上，也會成為他一件作品的起源。
Babel 2001
Babel 2001
Babel 2001
當自我記憶與持有的問題在某一時刻的契合，靈感便誕生了。例如在創作’紅移Red Shift’的第一部分時，梅雷萊斯正在製作「虛擬空間：角落」，他對這些圖紙感到非常興奮。然後突然之間，兩個想法一下變得生動起來。第一個想法與「虛擬空間」圖紙有關，在那裡場景的變化是採取不存在的虛擬線發生的。梅雷萊斯當時想在他的藝術生產中建立某種秩序，試圖孤立對待他所感興趣的問題。
很長一段時間之後才發現，這兩件作品本質上其實是同一件事情的兩個方面。因此，梅雷萊斯停止了單純為了繪制藍本的表現主義繪畫。想像一個跨越多個房間的平面，盡管是一個虛擬的平面，卻是可以採取在平面的遊走、再定位來追蹤的。它將會切分部分傢俱，以至於當人觀察這個房間時，它雖然仍是同一個房間，但卻被這個不可見的「超存在物」穿過。第二個想法是某人因為某種未知的原因，在一個房間裡累積了各種紅色調(從粉色到紫紅色)的東西。
使用紅色完全不是因為類似「政治隱喻」的原因，梅雷萊斯的想法是某人將自己置於同種顏色的物體中間。後來在1978年寫下了另外兩個房間的的想法：一個是傾斜下沉的流水，另一個是一隻藍色的小瓶子，它流出的水製造了一個藍色的水池。這三個房間被一種錯誤的邏輯關係連接起來。紅色房間可以聽到瓶子的流水聲，而藍色瓶子也解釋了紅色房間的成因。當你從黑暗中遇上紅色的流水，在這時，我決定讓一切成為紅色，出於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一個是，它是一種極具象徵性，擴張性，和物理存在感的顏色。而當1998年在聖保羅雙年展上重組這件作品時，Paulo Herkenhoff給出了一個高度政治性的解讀。
這完全可以理解，當人們讀到標題瞭解到梅雷萊斯作為藝術家的履歷時，就非常容易將這件作品與政治掛鉤。當梅雷萊斯初次看到他的解讀時，就打電話給他，說自己不同意他的解讀但是可以理解。
當梅雷萊斯完成「紅移」的安置後，便告訴Herkenhoff，他的作品完成了，並且玩笑道「我將會證實你的解讀」。然後，打開了茶櫃，在那裡放置了唯一一件不是紅色的東西——一顆黑白相間的切格瓦拉按鈕。許多人都用政治的、意識形態的視角看待這件作品，而對梅雷萊斯而言，它完全可能做成藍色或者黃色。
Surge of the Sea
Surge of the Sea
Surge of the Sea
Surge of the Sea
Surge of the Sea
但Herkenhoff的解讀很大程度上成為了梅雷萊斯作品的標記，策展人在展覽中賦予了作品特殊的語境，比如你在泰特的展覽的導覽資訊中就可以讀到梅雷萊斯作品的政治意涵。隨著時間的推移，藝術家自己也會改變了作品原初的概念。
突然間，你可以在作品中發現一些之前從未想到過的東西，一種接近自己，用靈魂觀看自我的方式。一些作品，如「植入意識形態回路」（Insertions into Ideological Circuits），就無疑是政治性的。
「Insertions into Ideological Circuits」不只關乎印有其它資訊的可口可樂瓶，它採取投入市場的流通而獲得了更多的意義，但這件作品也可能在這個流採取程中被曲解。「合著焦慮」總會產生，但作品的呈現必須是民主的。「植入」大部分靠口頭傳播實現。通常，梅雷萊斯所展示的是可以用任何語言傳達的指示，他一直認為這些基本的指示足夠有效，但事實情況並不總是如此。說明這個作品的最佳方式可能是將插入的內容翻譯成每一種語言。這件作品始於一次在餐廳內與朋友的探討，他提到沒有人會察覺可樂瓶內放入的一顆橄欖石。受此啟發，梅雷萊斯一回到家就寫下了這件作品提案。而看作品提案本身，沒有人會認為這兩件事之間存在什麼關聯。
當回顧某一階段的巴西藝術時，我們看到似乎所有人都在挑戰獨裁政權。藝術家們似乎都對他們所做的事情有一種政治意識。梅雷萊斯覺得反對政權是一個共同的目標，但每個人顯然都有自己的側重點。藝術家之間存在一種同志友誼因而對彼此缺乏防禦，他們經常會一起討論和展示自己的作品。
但梅雷萊斯性格較為內向，不能在有他人在場的時候工作，所以這種探討減少了很多。為了創作，他需要孤獨的環境。此外，大多數時間，梅雷萊斯是躺在吊床上塗塗寫寫來進行創作，而我們躺在彼此面前都會感到尷尬。梅雷萊斯的創作可以只是簡單的一個詞、一句話或是一點涂鴉，過了很多年後他自己也不記得當初的記錄是什麼含義，有些作品甚至起來自於他35年之前的筆記。
聖保羅的Lusia Strina畫廊呈現了Cildo Meireles的個展《Pling Pling》。畫廊與藝術家的合作關系已經持續了十多年之久。和聖保羅雙年展同期舉辦，探索了感官和理性，政治和倫理之間的關系；這一主題反復出現在梅雷萊斯過去半個世紀的藝術實踐當中，該展覽展出的作品都從未在聖保羅展出過，其中大量來自2013年於西班牙聖索菲亞皇後當代中心（Museo Nacional Centro de Arte Reina Sofia）切爾多·梅雷萊斯大型回顧展。後者還巡展到了波爾圖和米蘭。
展覽包括了一系列裝置和繪畫，覆蓋了藝術家整個藝術生涯，既有他1960年代廣負盛名的《Esoacos Virtuais》系列，也有近期作品。展覽的重點是2009年創作的大型裝置《Pling Pling》，該作之前在第53屆威尼斯雙年展就曾展出。這一裝置由畫廊內六個不同房間構成，每個房間都塗成不同的顏色，並配有一個屏幕放映互補色。這是典型的梅雷萊斯風格：當觀眾穿梭於房間時，大型的飽和色會創造多重的感官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