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教授拉胡爾·梅赫羅特拉（Rahul Mehrotra），橫跨波士頓與孟買的建築實踐，成為印度經濟自由化時代的關鍵橋樑。出身印度勒克瑙，他創立的RMA建築事務所融合全球視野與區域現代主義，作品收錄於Kenneth Frampton《現代建築》權威著作。從齋浦爾Hathigaon到艾哈邁達巴德Lalbhai圖書館，其設計弱化社會界限，主張「軟邊界」與漸進主義。曾任職於 Charles Correa 事務所，他透過交叉補貼模式平衡商業與公益項目，如孟買威爾士親王博物館改造，展現建築的社會責任。
拉胡爾·梅赫羅特拉（Rahul Mehrotra）是一為主要在波士頓和孟買進行創作的建築師，他一直在哈佛大學設計學院教學，現在擔任城市規劃與設計系主任和城市設計建築碩士學位課程的主任。拉胡爾·梅赫羅特拉（Rahul Mehrotra）出生於 1959 年，在勒克瑙（Lucknow）長大，一個印度北部的城市，也是重要的文化和藝術中心。他的父親是一家大型機床公司的經理。隨著父親晉陞，一家人也頻繁搬家，這也導致他公司所屬的住所不斷髮生變化。除了在勒克瑙（Lucknow）和德里（Delhi）呆了幾年外，他們還在孟買的其他社區住過。
拉胡爾·梅赫羅特拉（Rahul Mehrotra）曾就讀於艾哈邁達巴德建築學院（CEPT），1987 年於哈佛大學設計學院（Harvard GSD）畢業。在波士頓和孟買結束了學徒工作後，他於 1990 年，也正是印度開始實行經濟自由化、從社會主義經濟轉向資本主義經濟的前一年，在孟買開設了自己的建築事務所 RMA。這位建築師和教育家將印度這個新時期的建築定義為“急躁的資本景象”。他作為 20 世紀印度建築關鍵的過渡人物脫穎而出——成為了尼赫魯時期的建築師和那些在印度經濟自由化後職業生涯才開始的人之間的關鍵紐帶。
Three Court House © Tina Nandi
拉胡爾·梅赫羅特拉（Rahul Mehrotra）在他《1990 年以來的印度建築》（Hatje Cantz，2011 年）一書中定義了當今印度的四種實踐模式：全球實踐、區域現代主義、非傳統類實踐和反現代主義。然而，當我讓 Mehrotra 定義他自己的關注點時，他解釋說：“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跨越所有這些界限。我認為這些實踐模式都能同時成立，而且我們必須具備能夠在所有這些模式下工作的能力。”
他四件已竣工的作品都收錄於 Kenneth Frampton 最新第五版《現代建築：一部批判的歷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比任何其他印度建築師都多），包括了圖爾賈普爾的塔塔社會科學研究所鄉村校園（2004 年）、齋浦爾的 Hathigaon（2010 年）、海得拉巴的 KMC 公司辦公室（2012 年），以及艾哈邁達巴德 CEPT 的 Lilavati Lalbhai 圖書館（2017年）。
齋浦爾的 Hathigaon © Tina Nandi
以下橫跨紐約和波士頓兩地、對 Rahul Mehrotra 精簡的 Zoom 採訪中，我們討論了他在教育里程上一些值得令人關注的地方：在孟買 Charles Correa 辦公室的工作經歷、印度發展的里程碑、在營利性和自營利性的公益項目上保持平衡、如何削弱傾向於將人與人之間分隔開的建築界限、如何避免為即時需求制定永久型方案、區域主義的相關性，以及 Mehrotra 在一部關於年輕建築師幻想破滅的電影中所扮演的學生角色。
海得拉巴的 KMC公司辦公室 © Tina Nandi
這些經歷教會了我們如何變得更加細心和善解人意。我也利用這個機會開始環遊歐洲。這些旅程也對我受益匪淺，例如探索阿爾瓦·阿爾托、勒·柯布西耶、義大利城鎮等。即使在我回來之後，我也花了五年時間才完成 CEPT 的學業，因為我還做了許多其他的附帶項目，例如參加浦那電影學院的朋友導演的電影。我在一部關於一位年輕建築師幻想破滅的電影中扮演了主角。[笑]。
Shanti, Alibaug © Rahul Mehrotra
RM：沒錯。那個時候，其實我已經下定決心了。不得不說，我在 GSD 的經歷非常自由。在印度，我學會了如何深入解讀定居點和城市，因為我在艾哈邁達巴德的教育相當紮實，但它偏向於設計方向，在理論上較為薄弱。GSD 更關心研究方面，並試圖更好地瞭解一個地方並將其反映在建築上。我的論文是關於孟買及其歷史的。當然，那是 Kenneth Frampton、Alexander Tzonis 和 Liane Lefaivre 等人開始討論和推廣批判性區域主義的時候。就在畢業的那會兒，我和 William Curtis 一起上了一門簡短的課程，他講述了他所認為的真正的區域主義的理論——這對我的影響很大。
Three Court House © Tina Nandi
Three Court House © Tina Nandi
Three Court House © Tina Nandi
我 1987 年畢業，然後在美國呆了九個月，在 Stull and Lee 工作，這個公司是由波士頓的非裔美國建築師 David Lee 經營，主要從事少數民族人口眾多的社區項目。與少數群體社區接觸以及參加社區會議和演講的經歷，教會了我許多不僅是通過建築來瞭解建築環境的方法。GSD 的經歷和與 David Lee 的合作給我帶來了雙重影響——我覺得有必要通過自我批評和觀察人們建造建築環境或設計來不斷反思你正在做的事情。這兩個方面決定了我如今的做法。
Three Court House © Tina Nandi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Ahmedabad University © Rajesh Vora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Ahmedabad University © Rajesh Vora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Ahmedabad University © Rajesh Vora
海得拉巴的 KMC公司辦公室 © Tina Nandi
海得拉巴的 KMC公司辦公室 © Tina Nandi
尼赫魯和其他早期國家領導人的關鍵思想是——在參與建立實際的基礎設施之前，讓我們先提出社會解決方案或關注社會基礎設施。因此，重點是建設社會公共機構以創造社會公平，例如為窮人和未被充分代表的人提供機會和教育。但我們忽視了建設有形基礎設施等問題。一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都沒有人談論重大基礎設施項目。當然，中國的方向正好相反——它把社會決議留到晚些時候，首先跳轉到建設基礎設施。因此，雖然他們現在的挑戰是解決社會基礎設施問題，但我們的噩夢是解決有形基礎設施的問題。
海得拉巴的 KMC公司辦公室 © Tina Nandi
威爾士親王博物館 © Rajesh Vora
另一個例子是我自己的項目，完全自創的。該項目分析了孟買的威爾士親王博物館的宣傳情況。我們與他們分享了我們的想法，僅僅五年後，博物館就回覆我們，說董事會籌集了資金，我們提出的一些想法可以向前推進建設。還有許多其他類似這種情況的項目。我本著交叉補貼的精神經營我的實踐工作，其中一些事情在財務上交叉補貼了其他的倡議或別的事物。換句話說，如果我為比較有錢的客戶做公司項目或者房子，那麼這些項目可以支援著我完成更多公共項目的興趣。因此，與其每個項目都以利潤作為核心，我更像確保我的工作室是可持續的，並保證其中的一些利潤可以用於支援對我來說感興趣或者十分重要但需要內部額外補貼的項目。
威爾士親王博物館 © Rajesh Vora
威爾士親王博物館 © Rajesh Vora
JS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IIM) © Rajesh Vora
JS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t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IIM) © Rajesh Vora
RM：我開始得很慢。我們從不遵循第一張草圖，因為我們的項目一直在不斷髮展。我也從沒做過那些個神奇的草圖。我需要先看看周圍的環境，有時這意味著要開車離開場地 25 英里去看看周圍發生了什麼。我們的流程更多的是口頭的、粗略的和不斷進化的。我會為設計過程注入許多問題。這與從草圖開始的流程正好相反，因為一旦你有了草圖，項目就會變成被圖像所驅動。但看看我們的項目，它們都非常與眾不同。當然，它們有一些一致性，例如，在如何組織內部空間和門窗開口的方面。但是，在形式和原料上，它們都非常不同。我們總是嘗試去盡力超越語用，並且希望我們的項目能保持足夠地開放，以便在它們被改進時，思維能足夠豐富。整個設計過程非常直觀。
齋浦爾的 Hathigaon © Tina Nandi
齋浦爾的 Hathigaon © Tina Nandi
艾哈邁達巴德 CEPT 的 Lilavati Lalbhai 圖書館 © Tina Nandi
艾哈邁達巴德 CEPT 的 Lilavati Lalbhai 圖書館 © Tina Nandi
艾哈邁達巴德 CEPT 的 Lilavati Lalbhai 圖書館 © Tina Nandi
Filmmakers House in Alibaug © Rajesh V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