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啟示錄：日本經驗觸動台灣建築身分叩問
徐岩奇建築師親歷2025大阪世界博覽會，目睹以「為我們的生活設計未來社會」（Designing Future Society for Our Lives）為題的全球盛會，不禁在臉書發文，以「什麼是文化主體性？」做為標題，反思台灣文化座標何在 。
徐岩奇建築師觀察到日本設計力量的根源，在於對自身文化進行深度挖掘後的轉化實力，即便如明治維新初期(1868年後)曾全面西化，引進外國建築師與風格，甚至經歷神佛分離的文化震盪 ，後續仍有如崛口捨己等前輩，提醒著回歸傳統的必要（儘管其具體思想細節待考 ）。世博會本身即是文化認同的競技場，藤本壯介設計的巨型木構造圓環，靈感源自古老寺廟，運用在地杉木與檜木，結合傳統榫卯與現代技術，便成為日本文化認同與永續理念的強力宣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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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之下，台灣建築教育體系深受西方現代主義薰陶，特別是國際現代建築協會（CIAM）早期強調理性、標準化的機械論思維 ，可能與強調文化差異、在地連結的有機建築（Organic Architecture）哲學形成對比。後者如萊特（Frank Lloyd Wright）所倡導，追求形式與功能合一、與基地環境整合 ，此觀念或與東方「自然系」哲學有著內在的共鳴，為台灣建築界提供擺脫文化鄉愁、尋找自身優勢的可能路徑，進而探索屬於斯土斯民的建築語彙。
道法自然：尋找台灣建築的內在羅盤
在對台灣文化主體性的追尋中，徐岩奇建築師進一步點明方向，主張回歸「道法自然」的東方哲學基石 。此思想並非玄虛空談，而是強調順應自然規律，追求人與環境的和諧統一，如同《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這也體現在中國古典建築對環境的尊重，以及「天人合一」的宇宙觀 。
更重要的是，需深刻理解並轉譯東方獨特的空間觀念。古代中國以「宇」涵蓋四方上下，視宇宙為居所 ，而道家「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則揭示了「虛」或「無」在空間中的積極作用，這與西方較側重實體、幾何與機能的取徑顯然有別。
同時，設計必須正視在地材料的特性，並充分考量台灣複雜多樣的氣候條件——高溫、潮濕、颱風頻仍的亞熱帶環境 ，以及多變的地形 。已有案例嘗試回應，如北投圖書館引入自然光、善用木材 ，或富邦福安紀念館的垂直綠化與雨水回收 。
徐岩奇特別警示，切莫陷入淺層的符號複製貼上，那種看似便捷實則怠惰的作法，非但無法觸及文化深層結構，反可能導致緣木求魚，加劇文化身分的迷惘。真正的探索，應是向內觀照，從環境紋理、哲學底蘊、生活樣態中，提煉設計的活水泉源。
霧峰林家風華再現：古蹟修復映照文化傳承
前內政部營建署中區工程處長唐世勳，以曾經參與921大地震後霧峰林家宅園重建的經驗，為文化主體性的探討提供了堅實的案例。霧峰林家，這座涵蓋下厝（含宮保第、大花廳、二房厝）、頂厝（含景薰樓、蓉鏡齋、頤圃）及萊園的龐大建築群 ，不僅是台灣閩南式建築的瑰寶，建築本身更是一部融合史，從早期漳、泉匠師的不同手法，到後期兼容西式、日式風格的語彙 ，本身即是台灣多元文化疊加的縮影。921強震造成近八成毀損，大花廳幾近全毀的慘況 ，引發了存廢與修復方式的激烈爭論。
最終，在公私部門協力下，耗資近8.9億元，歷時十餘年，秉持「修舊如舊」原則進行修復 。唐世勳憶及當時遴選14位建築專精工程司，駐地考證執行，其細膩程度可見一斑。然而，「修舊如舊」並非僵化復古，過程中亦面臨挑戰，如珍貴肖楠木料難尋，改以檜木替代，並在主結構中加入鋼構以強化抗震 。如今，修復後的大花廳戲台、精緻木雕、門神彩繪，乃至戲台下的共鳴甕 ，重現昔日風華，而牆面新舊磚材並陳的痕跡 ，更成為地震記憶與修復歷程的見證。
霧峰林家的重生，不僅是建築體的物理恢復，更是文化記憶的延續與技藝傳承的體現，印證了唐世勳所言「吾台灣古建築，盡是文化洋溢」的底蘊，成為今日文化推廣與文創發展的重要基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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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土的回應與標準化的反思：在地風格的生成
建築師洪育成認為，建築設計的根本，在於敏銳地回應其所處土地的氣候特徵與地形地貌，這是形塑在地風格的起點。台灣多樣的風土條件，從北投的溫泉地熱、到亞熱帶的濕熱多雨 ，乃至颱風的威脅 ，都為建築設計提供了獨特的挑戰與契機。他進一步指出，文化的特殊風格，往往需要透過隱喻（metaphor）的手法來表達，避免落入直白的符號堆砌窠臼。此觀點與徐岩奇對「符號複製」的批判不謀而合。
徐岩奇更藉此延伸，提醒業界需警惕過度追求標準化、試圖以單一模式一統天下的設計思維。回顧歷史，自現代主義運動以來，國際樣式（International Style）的推行，雖帶來效率與現代化的表徵，但也常因忽略地域差異與文化多樣性，導致建築面貌的同質化，甚至與在地生活脫節 。
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台灣一般翻譯為：柯比意）提出的「新建築五點」雖影響深遠，但也因其普世性的主張而引發後續反思 。歷史經驗似乎表明，試圖建立放諸四海皆準的建築標準，最終往往窒礙難行。真正的在地風格，應是在深刻理解並尊重風土條件與文化脈絡的前提下，如植物般自然生長出來的有機體，而非工業化模具強加的產物。
木構造的契機：重拾技藝對抗工業化過剩
在全球工業化生產導致建築普遍趨同、地方社區技藝日漸式微的背景下，建築師賴澤君提出一個引人深思的觀點：傳統木構造技藝，或許能為人類建築的未來帶來一線生機。他觀察到工業化建築的過剩現象，暗示著以鋼筋混凝土為主的營建模式可能已達飽和，甚至帶來環境負擔。
相較之下，木材作為一種可再生、低碳排（生產136平方公尺住宅，木構造碳排約為RC的四分之一 ）、且具有溫潤質感的自然材料，結合傳統匠藝，不僅可能創造出更具人文關懷的空間，亦符合當代對永續發展的迫切需求 。
現代木構造技術如 CLT 和 GLT 的發展，更克服了傳統木材在強度、防火（5層125mm CLT可達1小時防火時效 ）、精度（誤差僅2mm ）上的限制，甚至已能應用於中高層建築 。徐岩奇對此表示認同，但審慎地補充，木構造的應用必須「用在正確地方，並正確使用」。這意味著不能僅憑浪漫想像，而需務實考量台灣高溫潮濕的氣候挑戰（防潮、防蟲 ）、嚴格的建築法規限制（樓高、防火間距 ）、結構安全、耐久性以及與現代工法的整合問題，避免重蹈覆轍或流於不切實際的懷舊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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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脈絡的守與捨：日台傳承路徑之辨
建築師潘天壹以文化傳承的宏觀視角，對照日本與台灣面對傳統時的不同路徑。他觀察到，日本社會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似乎更成功地守住了自唐宋以來一脈相承的文化核心。無論是作為藝道與生活實踐的書法（Shodo），即便在數位時代，仍有一定比例的國民持續學習與練習 ，其背後蘊含著與禪宗思想相連的修養觀 ；或是講求「款待之心」的茶道（Chanoyu），由千利休等人確立儀軌，至今仍是重要的文化形式，就連茶室的空間語法，也成為許多當代日本建築的參照對象；乃至於如京都清水寺（Kiyomizu-dera）這般歷經多次祝融與重建的古剎，本堂的「寄棟造」屋頂、細緻的「檜皮葺」工藝，以及懸崖上以櫸木巨柱支撐、不用一釘的「懸造」舞台結構 ，都清晰地展現了平安時代以來建築樣式與精神的延續 。
反觀台灣，由於複雜的歷史變遷與多元文化的持續交疊 ，對於傳統文化的繼承往往呈現一種「選擇性」甚至「斷裂」的狀態，可能因認知差異或現實考量而有所割捨。然而，潘天壹並未全然悲觀，他提出一種饒富興味的解讀：這種狀態或許能被視為一種「可以沒有包袱的一種創作實驗」。正因為少了單一、沉重的傳統框架束縛，台灣的建築師或許反而獲得了更大的自由度，得以在更寬廣的光譜上，進行更大膽、更多元的跨界融合與創新探索。
批判性思維：掙脫理論框架，走向在地實踐
建築師廖堅毅則直指，若要真正建立起屬於台灣的文化主體性，關鍵在於培養並實踐「批判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他認為，僅僅學習或引介外來的建築理論，無論是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或是特定大師的學說，是遠遠不夠的。真正的突破點，在於能夠對這些理論進行深刻的審視（criticize），辨識其內在的預設、可能的盲點或侷限（gaps），並嚴謹地評估其在台灣獨特的在地脈絡——包含特殊的歷史進程、社會結構、文化背景與自然環境——中的適用性。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針對本土的具體情境，提出具有補充性、修正性，甚至是挑戰性的設計觀點。這種強調在地優先、反思普遍理論的態度，與肯尼斯·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提出的「批判性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思想不謀而合 。
弗蘭普頓主張建築應抵抗全球化的均質力量，批判性地吸收現代性的進步價值，同時深植於場所的特殊性（地形、氣候、光線），並重視構造（Tectonic）的真實性與觸覺的經驗 。若台灣建築師始終言必稱某某大師、墨守某某理論，而未曾進行在地化的反思與轉化，便很難擺脫理論的框架，真正走出屬於自己的獨特路徑。文化主體性的追尋，絕非一蹴可幾，而是一個需要不斷自我詰問、勇於挑戰既有典範、在在地實踐中反覆摸索的動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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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樣式衝擊與在地紋理的回應：建築師的城市角色
網友Keep Live的觀察，點出了全球化浪潮下建築實踐的普遍困境。他提到西方建築大師們在中國經濟起飛初期所進行的大量建築實驗，許多標榜著「國際樣式」（International Style）的作品拔地而起 。這種追求普世性、標準化的風格，雖然一度被視為現代化的象徵，但在植入具有深厚文化地域紋理與特殊性格的成熟城市時，往往引發建築師個人獨特魅力與順應地域特性之間的矛盾。
這便引出了更深層的問題：建築師是否具備足夠的社會文化關懷性格？其作品除了標榜個人化的風格特質外，能否真正回應都市環境的內在需求，為城市帶來新的衝擊或是有機的張力？如同巴黎的艾菲爾鐵塔（Eiffel Tower）與龐畢度中心（Pompidou Centre），這兩座建築在興建之初都曾引發軒然大波，被批評為破壞古都風貌的「怪物」 ，然而時至今日，它們卻無疑成為了代表巴黎不同時代精神的重要印記。
建築師們總是在形形色色的思潮中不斷思考與創新，也在矛盾和脈絡中找尋自己在城市中的建築風格與敘事。對此，徐岩奇再次將焦點拉回他所認為的根本差異，強調東方人的主體性核心在於對「空間」的獨特感知與營造，這與西方慣用的二分法思維截然不同 。他認為日本人已看懂此點，故能超越外在風格形式的糾結，找到自身文化的定錨點。
身分認同的哲思：從海德格到市場需求的省思
這場關於台灣建築文化主體性的交流，最終觸及了更為根本的哲學思辨與現實考量。建築評論家郭肇立教授精煉地引用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Martin Heidegger）於《同一與差異》（Identity and Difference）中的概念：「Identy as difference」（同一即差異） 。此語或可詮釋為，一個文化主體性的確立，並非追求與他者的全然同一，而恰恰是在於辨識、肯定並深化自身與他者的「差異」性，在關係中動態地生成認同 。王為河教授則從社會發展階段的角度切入，認為當一個社會的已開發條件越趨完整時，其文化主體性也相對更容易全面地成形。
然而，在全球化高度滲透的今日，要尋找一種純粹的、未受干擾的文化「主體性」狀態，恐怕已是緣木求魚；許多標榜在地化的嘗試，探究其動機與形式本身，往往已是受全球趨勢影響下的反應與回應 。或許台灣建築界乃至整個社會，在現階段更需要追求的不是一種向內觀照、不證自明的「文化自明性」 ，而是更側重於如何被外部世界理解、詮釋與接受的「文化可讀性」 ？這或許更符合台灣社會普遍存在、需要藉由外在力量的驗證與肯定來尋找自身定位的集體心理狀態，也更能直接回應建築市場的現實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