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G..基迪恩在上世紀初提出「空間-時間」(space-time)概念，那是機動速度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震撼的時間感，移動經驗表現在立體派畫作，將多面向視像拼貼一起呈現，材料與技術的進步產生新的視覺經驗，鋼材的簡潔力量與鋼筋混凝土的塑性表達帶出新建築形式。 但他誤以為「新」要完全取代「舊」，新舊之間必須是一個斷層，否則無以突顯新時代的特異成就。 這在上世紀裡成就出一場美學上的革命，但卻也是一場「時間」的災難，除了象徵速度與服膺生產效率的時間之外，很多其他的時間向度都被無情地排擠掉，尤其是關於人與天、地、神、歷史等時間面向，又遇上整個人類生活方式的巨變，人與完整世界連結的時間大都變得模糊。
但是「現代人」也這樣走過來了，不管如何唏噓悵惘，畢竟鄉愁也無濟於事。 找回時間的方法，就是讓自己也成為時間，重新把時間看成是無可取代的東西，而不是總將它交換成錢或功利那回事。 而我們常說現代建築總以空間取代時間，大多時候是針對現代建築的同質性、標準化等追求合理與效率等特徵，因此找回時間的真實原貌，應是走出現代建築的最核心挑戰。
一、「時間滿載」 (Time-filled) 或「時間生成」(Time-Becoming)？
親身探訪大師作品的經驗總是無比豐盛的饗宴，每一次親臨現場，皆讓人流連忘返。 像是路易斯康(Louis I. Kahn)、史卡帕(Carlo Scarpa)的作品，在他們的建築中待一整天都不厭倦，隨時感嘆他們的精細巧思和空間氛圍，從空間概念落實到細節處理，處處讓我們感動，他們的作品超越教條，訴諸直接經驗，把時間都填得飽滿充實，建築大師作品經常具有如此力量。 但是，所謂的建築大師僅只是專注於把時間填滿的形式創作嗎？ 他們應該也「看見」了設計尚未啟動前的基地上蠢動著的未來契機吧？
對當代台灣正處在從「發展中」掙扎向「已發展」狀態挺進的階段來看，「如何填滿時間？」相對地並非應該急迫要回應的問題，「把時間填滿」是一太平盛世時的「鑑賞性」任務，而台灣面臨的卻比較是如何回應社會轉型所引來的「創生性」挑戰。 台灣的工業水準距離已開發狀態仍未熟夠，建築的精緻度需要更長時間來催成； 但是轉型時機稍縱即逝，有為的建築師當以建築做為加持社會轉型的載具，去想像甚麼樣的未來正在浮現、如何以他的建築來迎接新時代的可能性。
所以，時間並非只是已知狀態，充斥在雜誌或書本上的作品皆是已完成的他人回應他國狀況的成果，僅能提供參考，無助於催生屬於自已的未來。 思索自己社會所要的未來可能發展，時間應該被還原回到它本來的面貌—完整、未被分割、充滿多種可能。 所以對當代台灣建築師而言，應該提問的似乎比較是「如何釋放出時間？」這樣的問題，也就是把從屬於有效生產與理性支配的線性時間，還原回到包容矛盾、不能分類、多種價值及多種可能的時間，找回貫穿自己社會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整體性。
或許建築師的設計並不須完全避開「如何填滿時間？」(或如何佔有時間？)的問題，只是對像台灣處境中的建築師，不須要將之視為主要問題看待，而是該優先去追索「如何釋放時間？」這樣的問題。 或說，如何讓時間也有所作為？ 讓建築成為時間的函數？ 而且是真實的時間，也就是說，解放本來時間的真實性質。
二、時間境象(Timescape) — 時間的邊界
真實的時間是每個人經驗的如其所是的時間，不是機械鐘表呈現的絕對標準化的分秒刻度，不是意義空白的抽象單位，而是屬於物質與能量所交織成的有情世界。(Andrew Abbott, 2001: 232) 但是，時間永遠以時間的方式發生、展開自己的景觀，景觀這兩字太容易誘導到一種空間構成的意思，將Timescape翻譯為「時間境象」應較貼切，如此形成的「時間境象」專指只能以時間形式來想像的「生成」現象。
阿擘特以時間本質來重新看待環境，「邊界」(boundary)因此獲得全新的詮釋。 從「空間」來看邊界，它是兩事物或兩範疇之間的交界(interface)，阿擘特即以「集合」概念來描述這樣的邊界意義： M集合的邊界點是x，而x的每一鄰接點包含至少一點在M中和一點在M之外，所以邊界是M與非M之間那條交界線。 但他認為「邊界」的定義還可以更超越，在S空間中的邊界點是x，而x包含至少兩點：不是在M中的點及不在M中的點 (not one in M and one not in M)。(A. Abbott, 2001: 264-265) 於是邊界並不存在於M所在的向度上，而是存在於「不同於」M這向度的另外向度上。這是從時間的角度來定義的邊界，這種邊界更接近「地平線」(horizon)的意思。
其實阿擘特所說的「不是在M中的點及不在M中的點」，不就是佛經上常出現的「非相非非相」？ 甚麼是非相非非相，其實拿到隨時充滿變化的生命世界來想，就是指向「新相」！ 新相在生成之際—將出未出之間，既是「非M」(M之外)、又不是「M」(M本身)，因為M在變化生成中，它是「下一者」(the next)，而這就是「時間境象」！它無法以空間形式來理解，只能以時間自身的性質來想像。
所以時間境象中邊界的意義不在交界邊線或區隔線，時間邊界就是指變化發生當下即將揭示的新經驗。 基於這種對邊界的看法，阿擘特說：「我們不應該去追尋事物的邊界，而應該追尋邊界的事物。」 (Ibid: 261) 亦即，他認為「邊界先於實體」。 延伸到建築範疇來想，設計者心中要先有一個新的「邊界」概念，找出邊界事物，賦予它(們)一新形式。 邊界的意義在於，邊界內外的差異足夠明顯，意即是，差異的強度決定邊界所在。
莊子的一則關於「渾沌」的寓言透露出對時間特質的描述：
南海之帝為鯈，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 鯈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 鯈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習，此獨無有，嘗試鑿之。」 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莊子－應帝王)
渾沌無眼而能見，無耳而能聽，無鼻而能息，無口而能食，因為渾沌是在時間中自由往來的存在，所以可以感知到所有「將現而未現」的世界，當他被鑿出眼耳鼻口七竅，他就只能看聽食習到現在已現的世界，喪失了在時間中遊走的自由度，當他無能感知到未來—那將現而未現的真實、那可能升起的地平線，他就死了—或者，他寧可死去。
看懂莊子的這則寓言，於是也才能了解為什麼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要說：「單子沒有窗戶」了。 萊布尼茲將世界最基本構成單位稱為「單子」(monad)，他在那巴洛克時代，那充滿流動性想像的氛圍中，一定也體會到世界的構成不單只是在空間向度，而且在時間向度的過程中發展出來。 假如萊布尼茲讀過莊子，他會同意：單子就是渾沌。 也就是說，世界的原初構成，並非是所謂粒子的一種空間存在，而是舊約創世紀中上帝說出「這是天」之前的那狀態—那不可說、無以言說的世界，那種時間空間還未被區辨分開的狀態。
米德(G. H. Mead)也認為「現在」充滿變化之機，而非一固定時間點。 它是由新生(emergence)與認同(identification)一起促成，所謂新生是指在變化的臨界點上，總有一些同時處在不同系統中的元素(譬如新與舊的兩不同系統)，認同指的是變化一定在與他者互動環境之中發生，個體總是吸納了「被同化的他者」(generalized other)。(Mead, G.H. 2003: 82-86, 128-147) 也就是說，時間總是以新舊交疊、自他互化的方式呈現，從來沒有過純粹的時間。
三、邊陲即是前線 — 近二十年台灣建築的「位置決定論」
1990年代以來，台灣的社會力蓬勃興起，社區意識、地方認同或民間活力形成由下而上的力量，透過政治改革，也推動社會轉型向更具公民參與的開放社會形態。 有一批當時三、四十歲的建築師，完成幾個指標性作品—如新竹之心、宜蘭社會福利大樓、以及九二一地震災後重建的公共建築(包括學校重建)，蔚成一股公共空間改造運動，一直延續到二十一世紀來。
現在回看這群建築師的實踐成果，似乎不約而同的分享著一些共同信念： 他們認為在完成「時間填滿」(time-filled)的藝術成就之前，「時間生成」(time-becoming)是更急迫的議題。 而他們的建築表現，還稱不上「地域主義」(regionalism)，但相當清楚地建構出「地方性」(locality)論述，在抗拒全球化資本主義商品化浪潮的侵襲，他們以「地方性」姿態、而非以「地域性」元素來戰鬥，以行動甚於標籤、以動詞甚於名詞的方式，向全球化巨流宣戰。
但是，他們絕不是「地方建築師」(local architects)，而應該被稱為「在地實踐的建築師」(architects practicing locally)。 因為這些建築師有意的不接(或少接)房地產公司的案子，主動參加地方上公部門的競圖以獲得委託設計，他們以自由意志選擇站到地方的位置，將地方視為戰略性位置，將邊陲視為前線，與時間為友，而且是與地方的時間做朋友，在過去近二十年中，致力於在地建構出台灣地方公共性時間境象。
四、黃聲遠的在地實踐 —時間地下莖 (Time Rhizome)
黃聲遠未將事務所設在台北大都會，而選擇在台灣被稱為「後山」的宜蘭開業，將事務所設在一片水田中央。 十七、八年來他完成不少建築作品，多在宜蘭(目前僅有一件在宜蘭之外正興建中)，採取一種在台灣非常少見的「定著式」執業模式，整個宜蘭成為他的團隊工作場域—包括設計、施工、規畫、促成新案等。 他與團隊幹部經常奔走在宜蘭境內，在車程1小時範圍裡，來回談設計、看工地、發掘在地問題、給公部門施壓、參加規劃會議與各種溝通場合。
因為他們把運作空間框限在宜蘭，反而擁有最多的時間處理他們的設計。 。這個案子做完一階段，下階段經費下不來，就暫時擱著，等錢來了再繼續； 那個案子完成了、順便也幫忙改善附近社區環境、或再往其他景點延伸串連； 一旦發現或獲知某地問題，就即時與公部門各單位官員討論因應，開發出新的建築方案…時間成為他們的朋友，而非敵人，他們大多數作品皆有很充裕的時間來完成。
譬如，宜蘭市社會福利大樓1995年開始進行設計，完成後此樓西北側迎向從宜蘭河入城的人車流動，有著錯落突顯的紅磚量體，與周邊社區的民房相搭調。 面向主要街道配置有橋、梯、廊、池、廣場，形成輕鬆多樣的親切和院格局，但在東北角落，三樓表演廳卻以摺曲大屋頂破型而出，是一充滿戲劇性的刻意安排的「意外」焦點。 於是，新的公共性以多樣「演出」的方式呈現，它所表達出來的是一複合性表情—像是一種表演式的紀念性。
黃聲遠再繼續爭取往河邊蔓延，以橋的形式漫走在街道上方，越過環河道路，在車道上方抖動出一痙攣的「橋亭」(或稱西堤屋橋，完成於2001年)—一座漂浮在車道上空的塑性裝置，然後再被錨定成河堤上的三樓高眺望塔。 如此一來，藉著這「橋-亭-塔」的蔓延，以全新的身體移動與駐留經驗，再現了古早時蘭陽八景之一的「西堤晚眺」情境。
往相反方向，黃聲遠又找到原有岳飛廟旁空地再公共化的發展機會，這是在舊宜蘭城的城牆遺址旁一塊原來權屬複雜的土地，1994年委託黃聲遠設計為「楊士芳紀念林園」，內部是兩個錯開排列的矩形廣場，各為一硬(石材)一軟(草坪)鋪面，外部則是可重現舊城牆記憶的沿路弧形地景。 然後他再溝通所有位於這林園到社福大樓間的「光大巷」居民，修整他們家後的凌亂空間，並說服鄰接巷道的台電公司拆除高牆，讓這公司綠地敞開成一新尺度來與居民分享，這時已是2004年了。
從社福大樓到楊士芳公園、又從社福大樓拉出步行橋到宜蘭河邊眺望塔，黃聲遠更在2005-08年間，就在跨越宜蘭河的混凝土大橋側邊設計建造一條附掛的輕便人行橋(稱為「津梅棧道」)，專供行人與自行車穿越。 這是一系列蔓生的流動態構成，形成一地形學的構築複合(topographic-tectonic complex)，銜接起宜蘭城的歷史與自然向度，在實質生活面上，更要把被汽車與速度凌遲掉的城市碎片再拼湊回來，希望找回步行的生活節奏。
黃聲遠團隊以如此的地下莖時間模式，完成礁溪鄉公所建築群(-2002)、聖嘉民教養院(1996-2010，目前又再受委託進行增建設計)、羅東第二文化中心(200 -2012)，他們的建築成為各種的時間機器，保持不斷探索公共空間新邊界的欲望。 這些作品總像是處在未完成狀態，總是保持再成長的可能性，時間的邊界總是可被延伸擴展，時間境象的新地平線也總是不斷升起，而他們作品中不規則抖動痙攣的形式，可被歸為激進的表現主義，其實更像是賦予新地平線以新能量，網結起建築-城市-生活-地景-自然的有機關係。
五、謝英俊的異地實踐 —時間匯流 (Time-pool)
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謝英俊就帶著一種「烏托邦式現實主義」(utopian realism)精神進入災區，協助居民進行住宅重建。 首先他幾乎在第一時間(在地方政府還搞不清楚狀況下)就在日月潭邊完成邵族臨時安置區，以輕鋼架與竹子做主要材料，牆面就直接以竹子編成，但他懂得為這些族人規劃全族聚會的公共大小廣場、公共廚房，還替每間屋子設前廊，保留這些居民原來生活型態。
他把事務所搬入災區，就在邵族臨時安置區旁邊，事務所也用同樣材料搭成，他把整個災區重建團隊就此融入到災區裡。 後來他的災區事務所變成一個大基地，開發整套可供原居民自力營建的構造方式，讓一般在地年輕人可以簡易方式搭建出兩層樓房子，並促成原住民災區成立營建合作社，動員社區居民一起參與重建村人集體家屋。
他後來在河南蘭考(2006)、安徽南塘(2007)協助農村合作建房，在2008年四川512地震後，支援偏遠的青川、汶川及茂縣等山區的自力重建家屋共約250餘戶，2009年台灣南部發生八八水災，他也協助數個部落進行家屋重建近千戶，最近也到雲南參與地震後重建工作。 哪裡有災難，他就往哪裡跑，成為奔赴災區協助重建的「游牧型」建築師。
在偏遠農村或原住民部落，本來就有「換工」的習俗，村民互相協助建屋，大家在每次的建屋機會中償還上次積欠的工或料。 謝英俊的這種遊走異地的建築實踐模式，背後是低技術門檻的居民參與營建管理，重溫傳統「換工」習俗，採用傳統工法，如在地上組裝屋架，再集體合力拉起屋架的组立方式。 技術門檻愈低，愈容易讓更多居民參與施工，於是形成一集體的「時間匯流」(time pool)，本來在很長時間中互助換工的零星的交替協力造屋，就被組織成災難後在短時間內匯集眾人工作時間的自力造屋合作社模式。
全新的集村型態如升起的新地平線出現在災區新基地，外觀上是一新的低成本低技術的模矩化組合形式，回應了村民對「現代」形式想像的嚮往，但卻是經由居民熟悉的營建方法、以集體參與方式，完成各自的家屋。 如此這般，謝英俊帶著他的遊牧團隊到各災區現場，以模矩化設計與簡易營建系統，使眾人力眾時間匯集一起，完成公部門難以企及的經濟性與時效性，卻同時經由動員參與而保有讓居民認同的品質以及過程意義。
六、反芻實踐—時間轉化 (time transforming)
台灣的現代化並非一蹴而成，而是經歷一大段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由上而下而言，政府及精英階層在意的是要迎頭趕上先進國家水準，重視「視覺性」的美感經驗； 但由下而上而言，一般民眾看重的是很實際的「舒適度」的提升，是從「便利」著眼的改善過程—對老百姓或中產階級而言，「便利」是「舒適」的一個指標，但也顯現自私無公德心的環境放任作為。 台灣城市在1960-80年代間違章建築氾濫，市容慘不忍睹，造就出全世界最醜陋的城市景觀。
這種非正式部門形成的經濟社會與諸種城鄉環境現象，正是發展中國家或所謂第三世界的重要特徵。 漢寶德先生於三十多年前曾經慨嘆台灣的建築亂象：「我們尚未完成形式轉化的過程，竟提前面臨俗化的危機…近年來的快速成長及西化壓力不容許我們孕生一種本地的形式，而且也不容許我們消化西方傳統的建築…」，但是，無論如何，這就是台灣走過的過程，下一階段的台灣環境不可能完全抹掉這段「發展中」經驗、而直接把台灣速成地變成大家嚮往的歐美日國家的版本。 直接「移植」先進國家的成果是不可能也不可取的；反而，台灣從「發展中」過渡到「已發展」的過程可以看成是一項特有的資產。
毛蟲很醜，但能蛻化為美麗的蝴蝶，對「毛蟲-蝴蝶」完整的生命過程而言，美醜不二，是同一生命的兩個不同階段。 蝴蝶的時間，其實是從自己當毛蟲的時間中化生而來。 台灣當代建築師逐漸能深入到日常生活環境去汲取建築表現的養分，並思考構築性(tectonic)出路，邱文傑與廖偉立的最近作品或可稍見一斑。
邱文傑的桃米紙教堂
邱文傑曾對台灣城鄉常見的一些環境現象感興趣，如田裡防蟲黑網、屋頂鴿舍、街頭招牌、屋頂違建、施工鷹架或夜市景觀等，這些其實是屬於主結構的外附元素，且自有一套內在構造邏輯，可稱之為附加-衍生性元素 (Additive/generative elements)，看起來它們是外加於本質的邊緣性元素(或皮層性元素)，其實籠統地說可歸納成所謂正式部門之外、所衍生的「非正式部門」範疇。 這種非正式構築正是「發展中」地區的環境特徵，邱文傑企圖去處理這種附加性違建元素的轉化，以他的設計功力來加持這些「非正式」元素，創造出新的構築性表現力。
桃米紙教堂即可以從這樣角度來探討，在基地配置上，他將主位讓給千里迢迢遷來的坂茂設計的紙教堂，以C型鋼輕鋼構搭造坐落於側邊的休憩棚子，對比於坂茂將薄紙作硬作圓以原色(卡其黃)呈現，他的棚子將硬鋼作軟作方以綠色呈現。 不僅是和韻與元唱兩相媲美、難分軒輊，更因此創造出單單紙教堂所不可能營造出來的開闊迎人的整體性與層次感。
於是，邱文傑在兩個層面上與時間共舞： 一是以舊材料新構法的創意表現去消化那被用到濫的「違建」素材，將之扶正到「已發展」階段的生活時間裡來； 另一是與坂茂紙管素材與橢圓形代表的宇宙基型的應和—以C型鋼疊焊又即興的姿態。
廖偉立的救恩堂
廖偉立曾強調台灣的邊緣性文化活力，並以「雜木林」來隱喻這種不馴野性。 他的近作救恩堂以兩座混凝土量體構成，完全不作樓層分割線，特意呈現整棟建築是完整的混凝土塊體，如一高一矮兩大整塊沉穩的磐石，某些部分甚至刻意保留泥石漿黏滯地流動的痕跡。 他以玻璃皮層分割出三樓高的門廳與四樓以上的光井部分，加上兩大量塊間的橋道，在這麼多的內外空間層級的多樣化穿插中，清水混凝土牆體成為整合所有變化的背景統一元素。
教會主堂放頂層，拉出往上往下的朝聖與疏散動線，也凸顯出很另類的天空線。像一般台灣都市房子，此頂部仍是異於結構主體的附加物，這是以鈦鋅合金板包覆起來的鋼構「殼」形體，它的弧形屋頂與側凸壁面灌了氣般地膨漲，強調出殼膜的輕薄特性，另一方面也以此標明它不是簡便搭建的棚子，而是富有時代質感的聖殿。 但在教堂正面這屋頂教堂邊卻擠出一支橋管，撞在兩座混凝土塊體與弧形金屬殼體之間，這是連通主堂的空中廊道，自垂直動線核部分斜交而出，突兀地懸在主入口上方。
台灣城市天空線一向是零亂的、紛雜的，這屋頂主堂在都市充斥雜亂違章搭蓋物景觀中，相對地顯得較有「秩序感」，但又保留著不肯馴服的突兀斜廊管。 這個飽鼓的會堂，高聳在滾滾紅塵之上，守牧著一片凌亂的人間違建屋頂，它似乎宣告這片亂糟糟的天空景觀終於被開始納入治理，但又仍寬容地未全盤消滅原來亂度，反而容許幾許亂度被轉化成為新的表現力道，保留下那野性的元氣。
這兩個案例好像對當代台灣的建築發展先施打預防針，以避免因步入到已發展狀態而過早自滿與虛浮，或因以自己凌亂環境為羞恥而甚至把自己看成「他者」。 這種從自身環境中生活文化出發、以摸索構築新能量的過程，似乎是朝向一種健康的建築之路。
七、結論：「與時間為友」的建築趨向
以上這幾個當代台灣建築作品所催出的新地平線是甚麼呢？ 也許這些建築師們透露出非線性時間的實踐模式，不以進步、求新、與傳統斷裂、服務特定意識形態為絕對訴求，在建築的實踐過程中，釋放出新向度的時間—在地蔓生的時間、居民的時間匯流、過往時間的轉化…，這些異質性而又富有生活能量的在地時間性，以之來形塑城鄉公共空間或重建災後家園，接引出似曾相識、又回應集體想像的自我認同建構。
過去二十年間，台灣有一群建築師選擇站到地方/邊陲，他們獲得不一樣的視角與態度，關注地方社會的在地生活紋理與真實底蘊，從而以他們的建築實踐參與了在地時間的「生成」，因此也稍稍積蓄起可抗衡全球化資本主義浪潮的種子力量，這或許應是現階段台灣朝向變動世界而要保持開放的一種自信吧!
參考書目
Abbott, Andrew. Time Matters: On Theory and Metho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vcago Press, 2001. pp. 209-298.
Mead, George Herbert. The Philosophy of the Present. 1932. 現在的哲學，李猛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羅時瑋，〈當建築解放了時間！聖嘉民教養院區的生成過程〉，《台灣建築報導》，2010/3, no. 174: 98-102.
羅時瑋，《擾動邊界：以德勒茲、巴岱耶的觀點探討黃聲遠、邱文傑(大涵)與呂理煌(繁殖場)的在地建構》，台中：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2006。
漢寶德，〈建築形式的轉化與俗化〉，《都市的幻影》，台北：經濟與生活，1983: 7-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