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出第二輪東京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設計競圖
2015年9月18日，距2020年召開的東京夏季奧運會僅剩5年，伊拉克裔英籍女建築師扎哈·哈迪德可能度過了她人生中最沮喪的一天。
當天，哈迪德正式發表聲明宣佈退出第二輪東京奧運主場館新國立競技場的提案競圖。
「對於扎哈·哈迪德建築設計事務所(ZHA，Zaha Hadid Architects)而言，這樣的一天堪比末日，我們長達3年的辛苦都付之東流。」，ZHA合夥人帕特裡克·舒馬赫（Patrik Schumacher）在郵件中這樣寫道，他當天代替哈迪德及ZHA事務所接受了《商業週刊/中文版》的採訪。
誰都沒想到，這個在2012年11月從46件採取國際競圖徵集而來的作品中脫穎而出，被日本體育振興中心(JSC)選中的新國立競技場設計提案最後竟會遭遇竹籃打水一場空的結局。
作為一位明星建築師，哈迪德向來飽受爭議。2004年，她成為首位獲得建築界最高獎項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女建築師；其設計辨識度極高，並且極富曲線的躍動感，散發著未來主義氣息。但因風格太過超前、難以實現，她亦被稱為“紙上建築師”。
在提交給JSC的設計提案中，根據東京申辦奧運會的需求，哈迪德力圖設計一座能象徵性地代表日本文化，並在視覺上能成為東京新地標的場館。整個建築外觀呈花瓣形，屋頂是重頭戲。在設計闡述中，哈迪德說屋頂採用了“懸鏈線梁”技術，這是日本首位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建築師丹下建三曾用於東京國立代代木競技場的技術。她還創造性地用一種半透明的、採光極好的輕質材料覆蓋屋頂。白天，貼近自然的花瓣外觀呈現了四季變換的理念；夜晚，整個體育館看上去就像是一隻發光的日本燈籠。
跟2012年倫敦夏季奧運會水上運動中心一樣，哈迪德再次遭到了鋪天蓋地的批評。盡管它們的外形驚豔，但處於倫敦和東京本身深厚的歷史脈絡中，它們顯得太天馬行空和不節制了。事實上，倫敦人對哈迪德的接受度也不高。水上運動中心是哈迪德在倫敦第一件被竣工的建築，而她已經在倫敦生活了40多年。如果說有什麼不一樣，那就是新國立競技場面對的情況更加復雜，它的遭遇也更加戲劇化。
承辦東京2020年夏季奧運會是日本政府振興經濟的一項重要舉措。據估算，2020年的夏季奧運會的成本可能會在50億到60億美元，而其為日本創造的經濟效益可能會達到300億美元。
不過申請奧運會主辦權並不容易，東京先是在申請2016年夏季奧運會上輸給了巴西的裡約熱內盧，又在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申辦過程中遇到了強有力的對手——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而且，日本民間並不十分支持承辦奧運。以小田島隆為代表的不少日本國內學者反對僅僅為了振興經濟而承辦奧運。內田樹則更是指出：目前日本國民對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偏見異常嚴重，1964年的東京奧運會時曾經有過的國際間的融洽交流很難會在2020年的東京奧運會重現。為了經濟的收益而招徠客人，卻沒有招待客人的誠意，這將是2020年東京夏季奧運會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
當時，奧委會對日本的核洩漏亦是憂心忡忡。面對奧委會的詢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稱“福島核電站的污染水已經被完全控制，日本的食品和水源安全管理是世界上最嚴格的，大家不需要有任何擔心”。不過，福島核電站事故以後拒絕使用東北地區大公尺的日本部分餐館和移居海外的一些日本准媽媽們似乎在講述另一個事實。從這些因素來看，東京取得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主辦權並不容易。
因此，奧運主場館的建築提案在申辦競爭中變得重要異常。2012年7月13日，JSC決定召開“新國立競技場構想國際建築設計大賽”，徵集在東京明治神宮外苑此一運動場館雲集的狹小地區，達到“可容納8萬人”“屋頂可閉合”“佔地面積約為29萬平方公尺”的奧運主場館設計提案。總工程費預算大約在13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68億元)，預計2018年竣工。
這次競圖的高標準不僅表現在對建築主體的要求，對於應征建築師，JSC更是開出了“必須獲得過具有建築界諾貝爾獎之稱的普利茲克建築獎、高松宮殿下紀念世界文化獎等國際獎項，有設計過1.5千人以上的體育場館，或是實施設計階段的經驗”等極高條件。1995年獲得普利茲克建築獎的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受邀任審查委員長。2012年11月15日，JSC的最終審查以“符合未來的設計”“是否適用於體育賽事等大型活動”“是否具有技術上的挑戰”“是否具有實現性”四項為標準，安藤忠雄也稱此次競圖為“建築構想的競圖”。最終，哈迪德獲勝。可以說在2012年東京展現給世界的是對承辦2020年夏季奧運會的異常熱情。
但這樣的熱情就像是一次臨時性的發熱，只感染了當年奧委會的評審委員們。2020年的夏季奧運會已是東京的囊中之物，新國立競技場的提案自然也失去了它的關鍵性意義。隨著該提案的選定，日本的民間開始了對其提案存在問題的諸多討論，尤其是日本的建築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2013年11月日本建築界泰斗楨文彥發起的“將新國立競技場提案放諸於神宮外苑的歷史脈絡中討論”的研討會。發起人群體中可見到伊東豐雄、隈研吾、山本理顯、五十嵐太郎等知名的建築師和建築理論家的名字。他們指摘哈迪德設計的日本新國立競技場將是一件“巨型垃圾”，會影響到明治神宮外苑的景觀風貌。
2014年11月，磯崎新在談到已經過多次修改的新國立競技場的建設提案時說其“早已失去了原本的魄力，現在扎哈的提案宛如一隻等待水淹日本列島的笨重烏龜”。一向強調開放式空間、將建築融於自然環境的伊東豐雄在2015年6月接受採訪時對新國立競技場“封閉式”設計提案頗有微詞。他們的聲音僅僅停留於建築界自律的范疇，對建築本身的討論是不可能終止哈迪德的建築提案的。建築提案的採用權一直不屬於建築領域內部。
但哈迪德的設計提案偏偏命運多舛。2015年7月，隨著新國立競技場的成本從最初預計的1625億日元(約合人民幣86億元)激增至252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33億元)的公佈，高昂的工程造價令兢兢業業工作納稅的日本國民極為不滿。
《朝日新聞》7月11日-12日開展的民意測驗顯示，71%的參與者反對當前奧林匹克場館設計提案，18%的參與者支持。7月16日，針對新國立競技場問題，安藤忠雄在東京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在之後發表了《新國立競技場基本提案國際設計競圖審查及其後》的文章。安藤再次談及了選擇哈迪德的原因，他不同意撤銷該提案，並說:“選擇扎哈的設計，意味著選擇合作夥伴，這涉及國際公信度問題。而扎哈也表示願意再次修改日本新國家競技場的提案，以降低建設成本。我們必須使用哈迪德的設計提案，這代表日本對國際社會的承諾。如果該提案被撤銷，日本政府的公信度將會受損。”
伊東豐雄設計內部
扎哈·哈迪德設計內部
安藤忠雄的申明並未令日本國民滿意。7月正逢日本經濟風雨飄搖，不受歡迎的安保法案和重啟核反應堆的計劃引發民眾抗議，為了確保新國立競技場不再招致額外的麻煩，7月17日安倍“順應民意”地突然發表了終止哈迪德提案的決定，並聲明政府將在半年內制定新的提案，力圖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前竣工。而按照原定計劃，該場館本該在2018年竣工，可先為2019年橄欖球世界盃所用。京都大學名譽教授、建築師宗本順三表示:“扎哈的建築確實很貴。但如果現在的日本政府支持率很高，這個提案即使花錢也很可能會持續下去，可現在是日本政府支持率最低的時候，扎哈的提案也不得不被重新審視，甚至被否決了。”曾參與“將新國立競技場提案放諸於神宮外苑的歷史脈絡中討論”的建築師隈研吾在莫斯科出差期間接受了《商業週刊/中文版》的電話採訪。他說:“東京的建築環境是很嚴峻的。扎哈的建築設計提案放到明治神宮外苑確實是有點’微妙’。”
哈迪德大概是首次遭遇到這樣重大的挫折，她的團隊已經為這個提案准備了近3年，以至於提案被撤銷後，哈迪德依舊認為有機會以設計監督等其他形式參與到新國立競技場未來的建設計畫中來。9月第二次的新國立競技場競圖開始了。當日本建築公司日建集團邀請ZHA一同競圖時，“我們欣然答應”，舒馬赫說。正式參與競圖前，哈迪德公開發布了一段23分鐘的短影片和一份新國立競技場的說明書。在這份說明書中，她詳細解說了新國立競技場的設計提案，並說明第二次競圖將會保留此前設計的大多細部，她建議引進更多的承建商競價，而不是剋扣設計費用。舒馬赫表示根據要求，他們“預設過很多調整。比如去掉座位的降溫機能、減少固定座椅的數量”。
“小型傳統作品的思路也正好符合我們的建築理念，我們的拱形設計理念也恰好適用於場館的座椅變換需求，即在奧運會期間設有8萬個座位，而在賽後回歸7萬個座位的傳統模式。我們的結構提案十分有效率。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以拱形為主要設計元素會造價高昂。”舒馬赫面對即將展開的新一輪競圖如是說。
但新一輪的競圖營造出了與第一次的競圖迥異的氣氛。第二次新國立競技場的建設以承建商為主導，並且顯示出了強烈的封閉性。設計師必須在日本注冊，即設計師只能是日本人；
宗本順三表示：應該吸取1998年成本超過了原本預算56%的日本長野冬奧會的教訓。當時福岡軟銀鷹的主場福岡巨蛋可閉合的 屋頂,每次閉合都會花費高昂的電費
承建商必須在日本有大型建築的承建經驗，因此只能是大型的超級承建商才能參與；提案必須在日本遞交，並根據日本流程辦理，這又將營造廠限制在了日本本土。而日本國內有資格參加新一輪競圖的僅有五家。
其中，竹中工務店、清水建設、大林組三家承建商現已聯合起來與建築師伊東豐雄組成團隊，另一方面，大成建設則與建築師隈研吾組成團隊。鹿島建設放棄了參加新一輪競圖的機會。而ZHA和日建設計團隊沒能得到任何日本大型承建商的支持。哈迪德終於意識到他們並不能參與第二輪競圖。
不管怎樣，新一輪競圖的每一項說明都在告訴日本國民，政府在為建設一座省錢的新國立競技場而努力。建築提案要求從原本可容納8萬人的巨型體育館降低到了6.8萬人，撤銷體育館屋頂的設計，僅在觀眾席上方保留一部分屋頂，佔地面積由原本的29萬平方公尺減至19萬平方公尺。安倍後來更是為了縮減100億日元的成本，示意可以砍掉空調的計劃。“如果熱的話，不是還有冰嘛。”安倍的這句話被《朝日新聞》刊登後又引發了民間對新國立競技場的一陣憂慮。
不管怎樣，12月的審查結果似乎沒有懸念，JSC只需要在日本國內兩位建築師伊東豐雄和隈研吾之間做個選擇。
現在，日本建築師面對的問題和哈迪德一樣，那就是在明治神宮外苑這塊擁擠的地區，建起一座19萬平方需要可以誇耀於世公尺的巨型建築。對此，退出第二次競圖的哈迪德十分不滿地說，“伊東豐雄的建築比我設計的還要笨重。”
而日本的建築師們都清楚，即使沒有哈迪德，新國立競技場的成本也會比預期高出不少。宗本順三告訴《商業週刊/中文版》:“日本東北地區的災後重建、中央新干線建設需要挖掘的大量隧道、伴隨奧運而進行的東京城市改造，這些都令日本的建築營造廠異常忙碌。”在這個供不應求的市場，突然改變建築提案、縮短工期，只會帶來更為高昂的報價。事實上，“最後很可能用昂貴的價格，買來一件便宜貨”，建築史家五十嵐太郎如此感嘆。
楨文彥拒絕了日本政府邀請他擔任審查委員的請求，他給出的答案是，“我不會改變自己的立場，不會參加大賽”，“不會擔任評審委員，我不想成為第二個安藤忠雄”。事實上，楨文彥等建築師對於新國立競技場接下來的建設方針——承建商主導的建築設計，是保留意見的。因為，日本大型承建商主導的建築設計提案是以追求企業利益為原動力，很難催生出嶄新的設計提案。而且他也定然清楚自己的意見之所以在2015年8月被得到重視和採用，並非由於從建築專業內部的標準來看其意見是合理的，而僅僅是被需要節約成本的日本政府選中而已。
在現代建築的發展過程中，國家形象似乎是唯一一個還能令城市建築保持紀念碑性的驅動力，但即便是天生就追求誇耀的奧運建築，現在也可能面臨著新的選擇。建築師古市徹雄的言論似乎成了某種對於建築理想的呼喚，“(新國立競技場)需要可以誇耀於世界的高標準設計，如果建起一個很普通的體育館，這將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建築。我們需要優美的建築、令我們自豪的建築、像代代木競技場那樣可以讓我們再過50年都印象深刻的建築。”
2020年即將舉辦的夏季奧運會德場館——新國立競技場會呈現怎樣的面貌？讓我們拭目以待。
訪談Q&A
Q：商業週刊／中文版
A：宗本順三
從一座花錢的體育館到一座省錢的體育館，這是建築師決定不了的問題
Q 7月日本媒體形成了一種對評審委員主席安藤忠雄和建築設計師哈迪德個人的攻擊報道，你怎麼看這種現象？
對新國家體育館的建設問題的討論需要從長計議。當初，本想取得2020年奧運會舉辦權的城市，除東京以外還有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等。那時，東京其實是暫居第二位，遜於呼聲極高的伊斯坦堡，難以取得2020年奧運會的舉辦權。為了取得2020年的奧運會主辦權，東京自然需要有競爭力的奧運場館。暫且不論能否實現和工程造價問題，從申奧的目的上來講，扎哈·哈迪德的建築設計提案是最棒的。採取令人印象深刻的新國家體育館的建築提案，以及出色的演示說明，東京終於取得了2020年的奧運會主辦權，從此一點來看安藤忠雄選擇哈迪德的提案是沒錯的。不過，無論是安藤自己，還是大眾媒體卻沒有對此一理由進行充分的說明。我覺得安藤沒有出色地應對媒體。他沒有清楚地對媒體、對日本國民解釋正是因為選擇了哈迪德的建築提案，日本才能申奧成功。
東京取得202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的同時，對於即將面臨的新國家體育館的造價問題和技術問題本應盡早進行重新整理和討論，不過日本的國家機關卻完全沒有發揮這方面的職能。所以這次事件不是安藤的責任，當然也不是哈迪德的責任。不過，話說回來哈迪德的建築設計提案的確造價高昂。
她的提案中有一部分是以有屋頂的體育館為噱頭的。如果說起日本有屋頂的大型體育館，札幌巨蛋（亦稱“札幌穹頂體育場”）是一個鮮有的成功典範。2002年它在韓日世界盃的時候發揮了很大的機能。札幌巨蛋利用率很高，也得到了極高的評價，獲得了建築業協會獎（簡稱BCS 獎）。其他的體育館則大部分經營不善、連年赤字。當初選擇哈迪德的建築提案，可能也是考量到了日本體育場館中有札幌巨蛋的成功範例。不過，倘若在那麼大的空間使用空調，可就不是一個現實的提案了。比如福岡軟銀鷹的主場福岡巨蛋的屋頂是可閉合的，屋頂每次閉合，空調所花費的電費都高達200至3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0萬至15萬）。類似這樣不現實的電費問題雖然很多，但是考量到以後可以承辦其他體育競技賽事，也可以舉辦音樂會之類的大型活動，加之有屋頂的體育館札幌巨蛋的成功先例⋯⋯哈迪德的提案也並非完全不現實了。
札幌巨蛋（亦稱“札幌穹頂體育場”）是日本有屋頂的大型體育館中一個鮮有的成功典範
如今沒有持續下去的原因，就在於大家都在說的造價太高了。如果現在的日本政府支持率很高，這個提案即使花錢也很可能會持續下去，但現在是日本政府支持率最低的時候，哈迪德的提案也不得不被重新審視，甚至被否決了。
Q 你提到的日本機關，具體而言是JSC（日本體育振興中心）嗎？
是的。這個組織屬於文部省，工作人員雖然擅長運動，但卻不擅長大型建築工程的經營和規劃。
Q 哈迪德的建築設計提案被突然撤銷與日本政府當下支持率過低有關，能否解釋一下這背後的政治脈絡？
剛剛提到了哈迪德提案被否決的時候，正好是安倍政權支持率最低的時候。日本的政治家為了在選舉中取勝，都對國民的意見特別敏感。7月“安保法案”鬧得沸沸揚揚，中國也很關心這件事。日本有一部分人深信為了宣揚國際上的國家權力，國家應該派遣軍隊到戰爭地區，維持和平，所以“安保法案”是必要的。日本國受到威脅的時候，可以進行自衛；其他國家受到威脅的時候，日本卻不能去維持和平。此一點從國際視野來看是有些問題的。不過，日本的《憲法》是禁止戰爭的，所以需要改憲。此一行為令目前日本政府的支持率驟減。在此同時，高成本的新國家體育館問題也在安倍的支持率上火上澆油。日本體育振興中心也對營運奧運場館建設沒有經驗，2520億日元的成本基本都付給了大型建築營造廠。營造廠如果說應該付這麼多錢，日本體育振興中心也不去判斷報價是否合理，就照單全收。誰都沒有出來控制這個價格。日本的建築營造廠成為最大的受益者。
如果國家有一個大的目標，比如說中國在舉辦奧運會的時候，不管會花多少錢，因為這是一個為了國家榮譽而建的工程。現在的日本是無法想像單為了國家榮譽，就要花費那麼高昂的成本。
另外，到目前為止都是文部省，也就是日本的教育局來營運新國家體育館建設，9月重新競圖之後的新國家體育館建設會移交給國土交通省，也就是日本的國土局。在建築事項的控制和營運上，國土交通省自然是有經驗的。
Q 新國家體育館在2014年5月基本設計完成階段預估造價在1625億日元上下，可是到2021年7月份上漲至2520億日元，是什麼原因使新國家體育館的成本上漲了900億日元？
其實，2013年以來東京的建築工程費已經上漲了近五成，這是迄今為止沒有發生過的事情。一方面是311東日本地震之後的災後重建，政府在極短的時間內為東北地區投入了巨款，令日本的建築工程營造廠異常忙碌。東京即將舉辦奧運會，也令東京的公寓住宅建設變得異常活躍。現在東京各個地區如丸之內、澀谷、日本橋、銀座、新宿都在城市改建和再開發，而且每個地區的城市改造面積都在100萬平方公尺，預算都在1000億到2000億日元左右。大型營造廠忙不過來，建築工程費自然會隨之上漲。我記得倫敦好像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承辦奧運往往會伴隨著工程建築費變高的現象。而且現在日本還有一個大型的土木工程作品，即中央新干線的建設。不同於以往迂迴的東海道新干線，品川站到新大阪站的中央新干線，會直接穿過日本的多山地區，勢必會產生很多隧道工程，現在一部分日本的建築營造廠正在挖鑿穿山隧道。
另外，日本的建築營造廠對要求技術較高的建築作品都會很小心謹慎，為了確保工程不出問題、保護公司，往往會做出偏高的預算表。總之，建築師如果想要實現什麼建築提案的時候，似乎會碰上各種各樣的倒黴事（笑）。
Q 2013年，建築師楨文彥曾經以“在歷史的脈絡中考慮神宮外苑周邊”為主題，發起過反對哈迪德設計的新國家體育館的活動。
是的，我覺得這些意見是有道理的。哈迪德的建築提案雖然很不錯，但是在日本這樣狹小的國土上實施就變得很不合適了。如果是在中國那樣國土面積較大的國家，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日本的話，如果建在海上，我想哈迪德的提案會很棒的。明治神宮附近非常擁擠，為了適應那個地區，哈迪德也在做著各種調整。而她的提案也漸漸失去原本的魅力，現在她調整過的提案不能實施，我想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中國的天安門廣場附近不是建有國家大劇院嗎？我每次在中國講演都會感嘆中國人心胸寬廣，在自己的眼前建起如此龐大的建築。這在日本是無法實現的，除了海上，比如大阪的船之科學館附近就可以竣工一個的球型建築（指難波海之時空館）。對於同樣的建築設計提案而言，因施工位置不同，對提案的優劣評價也是不同的。
Q 現在日本國內活躍的建築師們，中國比較熟悉的有安藤忠雄、伊東豐雄、隈研吾，他們的作品都比較細致而靈活，建築作品的規模往往也較為適中…
中國還在成長期，目前主要在做一些較大規模的建築。發達國家很多已經開始拒絕建設巨大的建築了，比如在東京建起的六本木新城（又稱六本木之丘）其實就招致了很多爭議。歐洲亦是如此，巨大的紀念碑建築是不需要的。
巨大的紀念碑式建築是隨著現代國家的發展出現的。 但1980年代以後，這樣國家性的紀念碑式建築就在日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的建築、後現代建築，一些更為細膩的建築。所以我覺得這次對日本新國家體育館的提案爭議，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這樣的文化問題。
Q 安藤忠雄在7月16日的聲明中專門提到“東京申辦2020年的奧運成功的重大原因之一在於哈迪德設計的新國家體育館獲勝”。現在東京成功取得了2020年奧運會的主辦權，卻因為哈迪德的提案造價過高而終止了建設，這是否有失國際信義？
否決哈迪德的提案是日本國家系統的問題。如能按照哈迪德的提案實現新國家體育館建設的話當然是最理想的。但建築設計競圖也常有提案實現不了的情況。比如哈迪德設計的德國萊比錫BMW汽車公司中央大樓，和本來的提案相比是完全不一樣的。我覺得哈迪德的建築設計接近“空想建築”，建築專業的人看哈迪德的建築提案應該能從中發現很多不合理之處，不過她的建築概念是很有意思的。所以即使是競圖中選中她，也不可能百分之百按照她想的實現，特別是這種規模龐大的建築了。但確實這件事情的國際影響不是很好。
安藤在解釋選擇哈迪德提案的時候對媒體說“我就是選擇建築的造型”這個解釋也太牽強了。任何一個非建築專業的門外漢都能按照建築造型去當評審委員主席。安藤迴避了為了超過伊斯坦堡，讓東京獲得奧運會主辦權的取勝心也在驅動他選擇哈迪德的事情。雖然這可以說是一種違規行為，他也應該和日本國民解釋此一點。當然，他也沒有考慮過事後哈迪德的提案究竟能不能順利實現，這是他的責任問題。日本的媒體和國民不應該忘記，哈迪德的提案對2020年東京申奧成功做出過怎樣的貢獻。
Q 你對新一輪的新國家體育館建築提案的競圖抱有怎樣的期待？
我覺得這次的建築提案會從原本那種動線型的概念提案，變成較現實的提案吧。只要新國家體育館竣工就好了，我也沒抱多大的期待。
Q 你到過中國很多次了，對現在中國建築有什麼看法呢？
第一點是建築師問題。中國30歲和30歲以前的年輕建築師競爭是非常激烈的，他們比起同齡的日本建築師而言水平是很高的。不過遺憾的是30歲以後，中國建築師就不再成長了。從40、50歲這個年齡層來看，中國建築師不如日本建築師了。這是因為中國沒有一個良好的可以長期培養建築師的環境。建築本身是文化的一個方面，我認為中國還沒有形成協助建築師的社會系統。
另外一點是時間問題，中國的變化太快了。我第一次拜訪清華大學的時候，清華大學校園建築還很老，有很多舊建築。五年後再次來到清華的時候，我發現已經建起了很多漂亮的新樓，比很多美國大學校園都漂亮。日本當初經濟發展的時候也很快，歐洲花一百年改變的建築，日本花了不到五十年，中國則更快，十五年基本就完成了轉變。雖然建築變了，但是建築裡面的人沒有變。表面上看好像超過了歐美，但其實並非如此。接下來中國可能會在未來的五年面臨“新常態”，即國家成長會漸漸變慢。這個“新常態”可不是兩三年就結束的，大概會持續十年左右，日本當初也持續了十年。國家發展過快，在人們還沒有意識到的時候就已經進入了發展的下一個階段，我希望中國能為接下來的階段盡早做准備。
宗本順三
1945年生於日本兵庫縣。京都大學教授、建築師。1984年獲日本室內協會室內設計獎、2002年獲得公共建築優秀獎、2005年獲得義大利Marble建築獎。主要作品包括東京三洋證券本社別館、京都大學綜合博物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