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會如何用20分鐘，回溯自己一生迄今的經歷？2021年3月5日凌晨兩點到四點，來自全世界九十多個國家的三千位名觀眾線上上觀看了一場網路對談，美國建築師史蒂芬・霍爾（Steven Holl）、近年影響力激增的DS+R主持建築師伊麗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聚焦於自身經歷而非建築作品的分享。
本次對談是Architects, not Architecture（AnA）的最新一期全球線上之旅，由AnA聯合創始人Fermin Tribaldos主持。AnA 2015年創立於德國漢堡，其系列活動帶領觀眾接觸建築背後的建築師，認識建築師個人的真實歷程。此種「自傳式的敘述」吸引了全球最活躍的建築師們，而AnA有個基本原則，就是「不能講自己的作品」，讓內容聚焦在建築師個人生涯發展、生命感觸，更多的是在講「人和人」之間的事情。
以下是AnA線上對談：AnA | New York Edition Steven Holl X Elizabeth Diller 2021年3月5日影片
前面是贊助商廣告，演講於8分27秒演講開始，不想看廣告的可以直接跳到8分27秒。
在20分鐘內介紹你迄今的經歷，你會從哪裡開始？
霍爾的「起點」，是他父親在1944擔任傘兵時的一張跳傘照片，霍爾的敘述環繞家庭、從自己出生之前開始：母親是一名收票員，懷孕時的日常是在美國曼徹斯特水濱小屋裡等待渡船；父親從日本服役歸來後，帶回了日本的漆器、衣物和其他用具，給後來的霍爾埋下了好奇的種子。家庭的影響如此深遠，十歲時與弟弟挖土、造樹屋的意象，始終根植於他對建築的認知中。
霍爾隨後依時間順序介紹了生命的各階段。年少時在父親的鈑金店工作，打工之餘也創作雕塑；與弟弟開著龐蒂克車去高速路上兜風，沿途所見萊特的實習生Rowen Maiden的餐館作品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高中畢業後，他毫無猶豫地進入華盛頓大學攻讀建築。
伊麗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體貼又略帶調皮地，選擇以霍爾的高線公園（High Line）設計提案「橋屋（Bridges of Houses）」作為開場：「用這個提案作為我與霍爾演講之間的一個連接吧，它對我影響頗深，雖然AnA規定我們不能講自己的作品，但沒限制講對方的呀（笑）。」
而對影響了自己的人與實踐的介紹剖析，也貫穿了迪勒整場演講的始終。
有限的時間裡，女建築師伊麗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分享了黑達克（John Quentin Hejduk）、杜象（Henri-Robert-Marcel Duchamp）、Hollis Frampton、Hans Haacke等數十位帶給她影響甚至改變了自己人生軌跡的「影響者」。此外，在少年時從未想過要成為建築師、而是一心熱愛藝術的迪勒，一直保持著從外物汲取建築養分的習慣：賈克·大地（Jacques Tati）的《玩樂時間》（PlayTime）讓她對玻璃這種材料有了特別的感知，電影《閃靈》中的雙生意象、《窗外》裡的框景啟發她關注建築學中的類似情景，書籍A Theory of Cloud啟發她關於透視、繪畫、2D與立體的思考……又如Walter De Maria等人極具氛圍感的大地藝術作品和坦比哀多，她對極大和極小之事物都感興趣。
影響伊麗莎白‧迪勒（Elizabeth Diller）的每位創作者
紐約，紐約
1977年新年之際，霍爾從曼徹斯特來到紐約。當時他對這座城市一無所知，在這裡唯一認識的人是他的弟弟。那是一段囊中羞澀的艱難時光，為了禦寒，只能再買一件軍大衣、疊穿在原有的一件上。他在高線附近租了一處小閣樓，也作為辦公室使用。洗澡需要外出且沒有熱水，只是他居住了8年的這個家裡眾多小缺憾中的一個，「但沒關係，這就是從業建築的一點付出。」
穿軍大衣的霍爾坐在高線的廢棄鐵路上，與住了8年的簡陋閣樓
2016年，扎哈與梅恩在霍爾家中
相較於霍爾在美國本土的遷移，迪勒所在猶太家庭的移民，則帶著濃重的戰後時代色彩。迪勒一家1959年來到紐約，自大屠殺中倖存的父母放棄了此前在波蘭的生活和職業。迪勒對美國和紐約的最初印象，是幼年時和哥哥一起去送報紙的經歷。作為「從他國來到紐約的孩子」，被分入慢班，從電視上學習英語。而真正「參與一些事情」，則要到1970年代，迪勒的高中常受附近各種遊行的影響，人們談論自由、思考政治，她本人也沒有例外。
迪勒來到紐約之後的「個人軌跡」
相較於有些躁動、環境略帶危險但卻充滿蓬勃創造力的1970年代，紐約未來何如？
迪勒認為紐約已是一個高度以地產為導向的城市，寸土寸金。而建築師非常重要的一個職責，是要捍衛這裡的公共與文化空間。除非能讓管理部門對保存公共空間產生興趣、「偷」回一點空間，迪勒不無悲觀地預測，紐約的每一寸土地都將被商業蠶食。
紐約高昂的居住成本將藝術家們趕往了布魯克林，或紐澤西。而曾以每月250美元的價格在紐約租到閣樓的霍爾則認為，如果能降低生存成本，紐約有機會重新吸納藝術家、再煥城市活力。而目前紐約房地產略有回落，正是一個機會；疫情使許多店面空置下來，或許未來能有藝術家進駐。
教育與師承
在霍爾的學生時代， 建築史教授Hermann Pundt佔有頗重的份量。這位教授從布魯內萊斯基的聖母百花大教堂講到萊特，分析辛克爾、沙利文的作品，在這條現代主義建築脈絡中卻絲毫不提柯比意。另一位有重要影響的是景觀學教授Richard Haag，他的一句話讓霍爾印象深刻：「作為一名景觀建築師，你需要成為基地本身。」
Richard Haag
而迪勒在Cooper Union就讀期間，受到了很多藝術家的影響。當時的她更感興趣於2D而非3D，更關注時間而非空間。馬塔-克拉克是期間非常重要的一位「影響者」，他具有體制批判性的一系列實踐、展覽，如《切割建築》《窗戶爆裂》等，使迪勒重新思考次元等議題，「that really affected me」。
戈登‧馬塔-克拉克，《圓形》，1978，銀染漂白印相（染料漂除式照片）。 ©戈登‧馬塔-克拉克遺產
讓迪勒最終轉入建築系的「決定性人物」，是開設Architectonic課程的黑達克（John Quentin Hejduk）。 Hejduk是「紐約五人組」中最為年長的一位，他對形式、組織、結構等基本建築學要素的探索激發了迪勒的興趣。此外，迪勒提及了很有趣的一點：「在當時的Cooper Union，有些建築師ok、是可以被學習和談論的，有些則是被限制的，科比意可以，不能講Robert Venturi，奧托可以，密斯和萊特就不太行……所以當時我讀Robert Venturi《建築中的複雜與矛盾》的時候，要把它藏在抽屜裡，不能被人發現。」
當然，在Cooper Union，迪勒也遇到她曾經的老師、後來的事業與生活伴侶：Ricardo Scofidio。
迪勒與丈夫Ricardo Scofidio
將教學視為終身事業
迪勒和霍爾的一個共同點，是在設計實踐之外，兩人都同時將教學作為終身的事業。
迪勒在畢業之後一兩年後就開始了教學，並將其視作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現為普林斯頓大學建築系教授，而在哥倫比亞大學擔任終身教授的霍爾則直言「喜歡教學」：建築工作有時無可避免地把合約、流程等等毫無哲學意義的雜事塞入腦海，而在教學時，思考的問題指向更深層次的意義與價值，這對智識的平衡非常重要。
線上對談畫面 ©Architects, not Architecture
建築與藝術的連接
兩人在演講中不約而同反覆提及的另一個主題，是建築與藝術的連接。這也是二人以實踐關注的一條線索。
霍爾與Vito Acconci等藝術家多有合作，他的第一任妻子是James Turrell的助理，之間交流頗多。為了將藝術與建築更好地結合，霍爾於2010年成立Steven Myron Holl基金會，以T’Space空間促進詩歌、音樂、繪畫、雕塑與建築等領域的交流。
霍爾本次的演講以詩句結尾，來自美國詩人Robert Kelly的《What I Really Want to Say》
關於詩歌（一直是）is about poetry (always)
關於建築，我指的是音樂，is about architecture I mean music,
是的。我如何將它們分開yes. How can I tell them
談論？我會試試。apart? I’ll try.
Robert Kelly在T’ Space活動現場 ©Steven Myron Holl Foundation
而之於迪勒，藝術則是遠早於建築的熱愛。相比霍爾學習建築的堅決，少年時的迪勒從未想過要成為建築師，而是一心以藝術為志業，想成為藝術家、攝影師、製片人……高中時的她在MoMA、尤其是其中的雕塑花園裡，度過了很長時間。但最終，父母希望她在牙醫與建築師之間作出職業選擇。
藝術也是迪勒與霍爾相識的契機。在對談中霍爾說到，他與迪勒的最初相遇應是在1979年的Art on the Beach，後來對她的裝置作品The Rotary Notary and His Hot Plate印象尤其深刻。而在多年後的高線公園由千名歌者共同完成的《一英里歌劇》（The Mile-Long Opera）中，霍爾感到，迪勒的藝術性追求從未停止。
「那種精神在我們的作品中是延續的。從未離開，從未改變。」迪勒這樣回應。
Mile-Long Opera現場 圖源：DS+R官網
與霍爾嚴格按照時間順序、甚至在幻燈片上標註了時間地點等圖注的嚴謹不同，迪勒的分享更像散漫但高密度、金句頻出的散文詩，卻又紮實地以細部回溯了重要的人與事。「I was also interested in…」是迪勒的高頻句式，不難想像她歷程中豐厚的「藏品」，而本次她掀開一角，與觀眾分享。
演講尾聲，迪勒提及了DS+R「設計實踐的轉折點」——林肯表演藝術中心。但分享的核心並不是幫助團隊贏得競圖的具體設計手法，而是作品期間超過10年的「說服」過程，大型尺寸，造價高，DS+R與聯邦政府以及林肯中心的所有利益相關方合作，每一項改變都需要取得十餘個相關機構的同意。
「這件作品裡，我們可能只有1%的精力在設計和繪圖，餘下99%都是在說服人們，什麼是正確的設計。但我認為，跟那1%的設計時間一樣，那99%的說服過程同樣有其創造力。」
與林肯中心作品相關的眾多機構
迪勒隨後坦率分享了全球各大設計媒體對其MoMA增建的質疑。「我可能被全球性地討厭了」，她笑著說，但也意識到這是為了讓博物館更好地發揮作用。迪勒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課；也可能，目前的爭議是另一段漫長的「說服過程」，而DS+R再次投入其中。
MoMA增建引發的爭議
主持人Fermin在對談結束前問到，「兩位有什麼喜歡的習慣可以分享」？霍爾的答案是每天在早餐前完成一幅水彩畫，這樣往往需要花費數年時間實現一個作品的建築師，也能感受到「日常皆有所創造」的愉快；而迪勒答，「Absorb all, stay connected to everyt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