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像一下在將近九十年前的中國都會，溥儀帶著婉容坐在天津利順德飯店的咖啡廳小憩、剛剛寫完新劇本的田漢在上海霞飛路上的「DDS」咖啡館約了編輯聊稿件，而數年後這個城市的另一處，張愛玲在住所愛林登公寓樓下的咖啡館一邊寫《金鎖記》，大概還一邊惦念著起士林剛剛出爐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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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咖啡，也有文學和政治
當年的媒體人兼作家馬國亮，在《咖啡》一文中寫，那時咖啡館的女侍者甚至也是動人的，她們不光，穿得整潔，擁有美貌，甚至聽見「她們談的是文藝，國民黨，政治，什麼都談，她們說完郭沫若，又說魯迅、郁達夫，也說汪精衛、蔣介石。」
十里洋場的咖啡館是摩登城市生活的象徵，也是文藝爭鳴理想的公共空間，盡管彼時的魯迅為了反駁這一觀點曾經親自撰文，但也不妨礙他三天兩頭到訪虹口公咖啡和左聯的文人墨客聚頭。
我們大膽論斷，如若有一本民國版《Popeye》，大概少不了要出一次咖啡館特輯，記錄下那時洋場少年們的城市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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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初的咖啡館浪潮
1920 年代末，隨著猶太人和俄僑大量登陸上海，咖啡館這一隸屬於西菜館生態下的模式開始出現在法租界和虹口一帶萌芽。這一新鮮生活方式的擁護者們，主要是外僑、白領、知識分子、藝文界人士。
到了 1930 年代，上海的咖啡館已經有 67 家之多，外僑、銀行、商社、藝文界人士集中居住和活動的霞飛路、愚園路一帶，更是可謂咖啡館激戰區，外資背景的歐式咖啡館和留洋文人自己開的小店各有千秋，而那時候的生活方式媒體們也一點不客氣，點評起來頭頭是道。
當時俄國人開的西餐廳
名咖啡館 CPC Coffee House 用的是進口生豆現磨現煮，而且因為背景是德勝咖啡行（上海咖啡廠前身），同時也是滬上許多咖啡店的烘焙豆供應商，換句話說就是遠近聞名的 Roaster，連 CPC 出的咖啡粉都是時髦人士的熱門伴手禮。而俄國風格的名店 DDS、沙利文也因為有外國侍者現沖的咖啡，而各自擁有一批名頭響亮的擁躉。
相反，中正路的南京咖啡館、南京西路的凱司令，大概因為定價便宜，品質參差不齊，起士林盡管蛋糕做得響當當，連張愛玲也為之傾心，但喝咖啡的環境就一般，因此也沒少被吐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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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場少年們的咖啡地圖
約會逛街的年輕男女、懷抱紙筆寫作的文人墨客、見人談事的外資公司職員、甚至想在異鄉些許緬懷舊時的流亡沙俄貴族……要用什麼來吸引這些消費群體的眼球，洋場上的老闆們早已懂得如何在差異化上花足心思。
霞飛路上俄國人經營的 DDS 主打歐洲風情，兩層樓螺旋樓梯連接，店四周有一圈當時流行的火車座式座位，二層不光可以吃西菜，還有小舞池時不時有樂隊演出；而對過同樣是俄國人開的沙利文咖啡，沒有現場演奏的樂隊，卻准備了免費的自動唱機，常備二十多張唱片供顧客自己挑選放送，二層西北臨街長排落地窗也是亮點之一。
當年的霞飛路
個人經營的小店裡，虹口的公咖啡走的是東京銀座風格，一直都是左聯作家的據點。而另一邊一股文人開店的風潮也在進行中，留日歸來的創造社作家張資平開了「上海咖琲」，《申報》還刊登了一篇軟文介紹，作者說這家店裡能遇到龔冰廬、魯迅、郁達夫、孟超、潘漢年、葉靈鳳等 「今日文藝界上的名人」（但魯迅和郁達夫後來撰文否認了此事，引發了著名的咖啡論戰）。
之後，創造社的其他作家也涉足於此，三天兩頭泡在 DDS 的田漢開了「南國咖啡」，周全平開了「西門咖啡店」，不過也有說法講，這些咖啡店實際上都隸屬創造社旗下，不論如何，對於當時出版事業屢被查禁的創造社，開咖啡館也算是積累人脈和賺外快的一個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