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世界上總有「另外」的存在
2024年11月29日，由騰訊新聞出品，中國建築師馬岩松主持的建築人文紀錄片《狂想之城》，在北京舉行了一場線下觀影會，現場觀眾觀看了紀錄片的先導片和第一期巴黎篇，並搶先看到了第二期鹿特丹篇的預熱影片。馬岩松在談及節目初衷時指出，城市、文化和建築是千姿百態的，而作為一名建築師，他始終相信在這個世界上總有「另外」的存在。馬岩松表示，《狂想之城》的創作初衷，是想透過紀錄片，讓觀眾看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城市和文化，尤其是非西方城市和建築風格，藉此拓展對世界的認識。
從年輕建築師到邁入國際建築圈，並在多個國家和地區留下自己的建築作品，馬岩松一直以來備受推崇，甚至在業內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沒有一個建築師能在30歲成名，除非他是馬岩松」。而也正是因為年少成名，爭議也時常伴隨著岩松左右，而這也是他將第一期巴黎節目選擇庾恩利（庾澄慶與伊能靜之子）作為嘉賓的原因——網路上各種紛紛擾擾的爭議，如何面對，如何在這個過程中認識自己。
巴黎篇：與庾恩利對談
在《狂想之城》第一期巴黎篇中，馬岩松邀請了庾恩利作為嘉賓，一同探討建築與文化的關係。在節目中，馬岩松特別講述了貝聿銘在巴黎羅浮宮設計的玻璃金字塔的經歷。儘管當時這一設計遭到了諸多批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這一建築的獨特魅力，甚至為之自豪。這一故事不僅展現了建築師在面對爭議時的堅持和勇氣，也啟示觀眾在面對不同文化和建築風格時，應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心態。
鹿特丹篇：與庫哈斯對談
在第二期鹿特丹篇中，馬岩松與荷蘭建築大師雷姆‧庫哈斯（Rem Koolhaas）進行了對話。庫哈斯強調，建築師的角色並非源於英雄主義，而是基於對現實的批判與改進。他希望觀眾能夠認識到建築師的創作是從對現實的批判出發，旨在為社會帶來積極改變。這種批判精神不僅是對社會問題的反映和回應，更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狂想之城》：建築與人文的對話
《狂想之城》的導演徐瑋超表示，紀錄片最初的靈感，來自於馬岩松的《二十城記》，目前只拍攝了六個城市，未來還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呈現。北京梅賽德斯-奔馳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的傳播與市場行銷總監周娟也出席了觀影會，她表示，《狂想之城》所展現的創新和顛覆精神，與奔馳的品牌理念不謀而合，因此促成了這次合作。
觀影結束後，資深媒體人李翔與馬岩松進行了深度對話，探討了建築與文化的關係。馬岩松表示，他希望通過《狂想之城》探索脫離西方語境的世界不同文化建築和社會空間，以及這些文化與中國的聯絡。同時，他還提到了後續節目中關於未來城市形態的暢想，以及建築和人的緊密聯絡。
以下是資深媒體人李翔與建築師馬岩松的具體對談內容，經過整理刪減：
李翔：我經常開玩笑說，你這一代的建築師，是在我們這一代媒體人的眼皮子底下成長起來的大師。我們一直在追蹤你的作品。這次看到你和騰訊新聞合作的紀錄片，我的第一反應是驚訝。
馬岩松：我也未曾預料到，自己有一天會參與到紀錄片的拍攝工作中。回想起來我也覺得挺驚訝的。這次合作其實是一次雙向奔赴。我一直有向大眾分享想法的意願，最近也出了一本書，騰訊新聞正好給了我將想法視訊化的可能。
李翔：和你的建築作品相比，你認為《狂想之城》如何傾注和反映了你自身的創作想法和意志？紀錄片中我們每一集中所探討的議題，是由你設定的，還是在與嘉賓的碰撞中產生的？
馬岩松：我做這個節目的初衷，不是打造一檔純建築類節目，而是探討人文話題。我想把《狂想之城》打造成一種對話的形式，邀請更多人參與我關心的話題中，比如城市、建築這樣我經常闡述的話題，也比如文化、自由和愛這樣更精神層面的話題。
我長期從事建築，認為建築能夠對社會改造起到作用。比如，我們生活的任何場景，都蘊含著很多約定俗成的規則，而這些規則有時候需要我們質疑、打破甚至重建。所以，建築學科天然包含著討論這些人文主題的熱情，只是這種討論往往是隱性的，不像文學、音樂對這些主題的討論是顯性的。比如巴黎的城市形態是被建築所塑造的，但從巴黎這座城市中誕生的電影、文學，又再次塑造了人們的精神面貌。
作為建築師，我認為有必要把這些討論擴大到公眾視野。如何去做呢？其實當你可以真正走進一座城市，就會感受到這種人文性。當我在紀錄片裡和嘉賓恩利走進巴黎的名人墓地時，你會看到我們如此自然地開始討論起生命、自由和愛。所以，每一集《狂想之城》在選擇嘉賓時，考慮的是他們的個性、氣質是否與我們要走進的城市的氣質相符合。恩利在面對爭議的時候，所作的自我解釋傳達出來的思想和表達都很獨特。所以我覺得他適合巴黎，適合來談如何面對爭議，以及在這個過程中認識自己。
李翔：你自己面對爭議的態度是怎麼樣的？有沒有某一刻，那些負面評價會讓您特別憤怒，甚至想要去回應？
馬岩松：目前還沒有讓我特別扎心的負面評價。但這個問題我確實比較深入地假設和思考過。
拿貝聿銘舉例，那些批評他的人，其實是相當關注他的。當初那些批評貝聿銘的人，後來又因自己所在的城市有了他的建築而感到自豪。如果巴黎沒有經過玻璃金字塔所引起的那種社會範圍的大討論，那麼今天的巴黎，可能就沒有那種能接受古典與現代同時存在的包容性了。
我覺得討論和爭議，往往是包容的開始。你不可能期待沒有討論、沒有爭議，然後就變成一個非常包容的環境。所以，這個過程是必然的。
李翔：所以您覺得這種爭議其實是好事，哪怕當時有些負面聲音，但長期來看，它可以讓環境更加包容。
馬岩松：是的。像我在巴黎做建築項目的時候，作為建築師，需要和規劃師、人類學家、歷史學家，還有當地居民一起開會。大家的任務就是提意見。每天的流程是：下午大家開會爭吵，互相指責，甚至罵起來，晚上又一起喝酒。第二天繼續開會，繼續循環。你對此要有心理準備，這是一個必需的過程。最終，經過所有討論，大家會選擇信任建築師，因為你已經融合了所有人的想法。
李翔：《狂想之城》裡有一集你在鹿特丹和庫哈斯交談，他是否會關注他所設計的CCTV大樓引發的爭議？
馬岩松：他很關心，甚至感到傷心，因為確實有很多人因此批評他。我記得在十幾年前，CCTV大樓還沒建成的時候，他來中國在一個公開場合被一群教授指責。他對中國充滿了熱情，傾注了設計想法，然後長途跋涉過來維護自己的想法，挺不容易的。
李翔：在你和庫哈斯的交談中，你問他，現在是不是建築“英雄主義”的時代？他回答說，任何時代都不是“英雄主義”的時代。
馬岩松：他可能想避免被稱為英雄，因為大家對“英雄”有一些負面理解。他後來解釋說，可能有人誤認為建築師很自大，把不切實際的想法強加給世界。他其實想說的是，這一代建築師的創作是從批判現實開始的，這種對現實的批判代表了很多人的聲音。
比如，我們走在大街上，可能對看到的建築有很多不滿，但有時候甚至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不滿，莫名其妙地被環境同化了。這一代很多建築師看到了這些問題，去批判現實，用新的力量去改造城市。他們與眾不同，這種與眾不同在當時是被大家期待的，因為希望有新的變化。但同時，新事物不容易被接受，也需要一個過程。他想表達的其實是這樣一個複雜的觀點。
李翔：我印象中，盧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是你爭議最大的項目。當時這個項目在芝加哥引發了很大爭議，以至於挪到了另一個地方。
馬岩松：美國人很喜歡討論城市和建築。其實他們對所有公共項目都要發表意見，也習慣參與這種討論。很早的時候，他們也覺得城市和建築是權力、資本的產物，只能接受，但在公眾參與的過程中，慢慢學習到自己是可以影響自己的生活環境的。
我為《星球大戰》的導演盧卡斯在芝加哥設計了一個博物館，但被很多人質疑。我們的設計完成後被叫停了，現在轉移到了洛杉磯。
當時我認為這種討論是很好的，因為公眾參與了其中。但確實我也感到了沮喪，因為這種公眾參與讓事情沒法推進。
李翔：當您知道爭議導致項目無法繼續時，您的情緒是怎樣的？
馬岩松：很心碎。當時我們已經贏得了比稿，被邀請參加比稿其實本身就是一件很幸運的事了。作為一個中國建築師，能被盧卡斯選中參與這樣的項目，當時我像做夢一樣。而且我們當時工作了兩年，設計已經完成，馬上要開工，卻被叫停了。
不過幸運的是，盧卡斯敘事藝術博物館後來換到洛杉磯重新建造，也依然選擇讓我設計。
李翔：《狂想之城》巴黎那一集，您和恩利在名人墓地，看到波伏娃的墓地有很多人留下的紀念品，但蘇珊·桑塔格的墓地就很冷清。這種差別讓人覺得有些殘酷。《狂想之城》請來的那些名氣特別大的嘉賓，比如蔡國強、陳沖，在拍攝現場是不是就經常被求合影、被圍堵？
馬岩松：當時我和陳沖在好萊塢的中國劇院門口，就有人找陳沖合影，還讓我幫忙拍照。不過我最關心的是他們在當下和建築重遇的那種複雜的私人情緒。
我們邀請她來參與《狂想之城》洛杉磯這一集，是因為她曾經在洛杉磯待了十年，那是她最不為大家熟知的十年。她從中國到美國，讀書、打工，參加各種試鏡，努力奮鬥，一直在追夢。直到她能夠在中國劇院參加頒獎典禮，這一刻成為了她在美國獲得肯定的標誌性時刻。在那一集我們也見到了各種移居來洛杉磯的人，瞭解他們的追夢故事。
在拍攝過程中，我很關注包括陳沖在內這些嘉賓的反應。我更希望去傾聽他們的故事，而不是單純輸出自己的想法。
李翔：自你少年成名以來，一直是被提問、被關注的對象。去提問、關注他人，是一種自然的角色轉換嗎？
馬岩松：挺自然的。我不是特別愛表達，但成片剪輯後看起來像是我主要在輸出（笑）。我的表達節奏相對比較慢，因為我對這些城市和建築已經很熟悉了，表達主要是為了觀眾。
對我個人來說，和嘉賓交流是更重要的部分。我們談了很多話，其實很多最終被剪掉了。比如我和恩利在車上的對話，那是我們最放鬆的時刻，聊了很多很深的話題，最終播出來的內容也更多是恩利的觀點。不過，我還是看到網上有人評價說，“這個中年大叔主持人話有點多啊”（笑）。但我也覺得挺好，這說明至少有人在關注我們說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