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倫敦巴比肯出發，回顧現代建築運動的歷史進程與社會使命
《Domus》雜誌總編 Walter Mariotti 與弗蘭普頓（Kenneth Frampton）在倫敦巴比肯（Barbican）展開對話，聊聊他的人生際遇與其大作《現代建築：一部批判的歷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背後的軼事。此書自1980年首版問世後，迭有增補，迄今凡五版，已然成為現代建築史研究的不朽經典。說起這本書的濫觴，他談及早年與泰晤士與哈德遜出版社（Thames and Hudson）編輯米德頓（Robin Middleton）的往來，出版社創辦人之子諾拉特（Thomas Neurath）更是這本書的重要推手，不斷敦促他為該書撰寫新章節，讓這本書能常保生機，與時俱進。
弗蘭普頓提到，第四版時他原以為將是收山之作，無奈諾拉特（Thomas Neurath）退休前仍有壯志未酬，一心想打造一部超越歐美中心史觀的世界建築通史，為此，弗蘭普頓又勉力為之，想方設法，在第五版納入更寬廣的地域與文化視野，以期消弭「跨大西洋歐陸中心」的藩籬，展現五大洲不同國家的建築風貌，不再侷限於既往的帝國強權，此一雄心壯志，也確實替建築史研究帶來新氣象。
千禧年的建築大觀：回顧世紀之交的世界建築馬賽克計畫
千禧年之際，弗蘭普頓曾參與編纂由 Springer 出版社所策畫的《世界建築：批判的馬賽克》（World Architecture 1900-2000 – A Critical Mosaic）系列叢書，他自己更擔任總編輯。此計畫手筆宏大，將全球分為十大區域，每個區域分設委員會，各選出一百座二十世紀的代表性建築，藉此呈現二十世紀世界建築的整體面貌。他坦言，這項計畫野心勃勃，執行難度甚高，但仍勉力為之，成為第五版的重要參考。另外，他更傚法加里亞諾（Luis Fernández-Galiano）的《建築地圖集》（Atlas Global Architecture），將世界分為四大區塊，借鑑加里亞諾（Luis Fernández-Galiano）將全球劃分為四大板塊的觀點：美洲、歐洲、中東與地中海地區，以及亞洲。藉此呈現更寬闊的全球視野。
弗蘭普頓承認，這樣的分類方式雖然不免有過度簡化之嫌，但仍然不失為一種有用的框架。在弗蘭普頓看來，選擇與詮釋的過程始終擺脫不了主觀意識，難有定於一尊的客觀標準，只能盡力維持平衡。他提到，後來他受加里亞諾（Luis Fernández-Galiano）之邀為其主編的《建築地圖集》（Atlas Global Architecture）撰寫俄羅斯篇章，開啟了兩人之間的一段合作佳話。
現代建築經典論衡：回顧往昔，與《現代建築》一書結下的不解之緣
話題回到弗蘭普頓的經典著作《現代建築：一部批判的歷史》（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弗蘭普頓信手拈來，將他珍藏的各個版本一字排開，宛如小型展覽，見證這本書的改版歷程。每個版本都承載著他不同時期的思索與洞見，持續為現代建築史研究注入活水。書中，他除了梳理二十世紀現代建築的發展脈絡，更旁徵博引，論及柯比意（Le Corbusier）、密斯（Mies van der Rohe）、格羅佩斯（Walter Gropius）等一眾現代主義先驅的理念與實踐。
弗蘭普頓更進一步，將建築置於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檢視，探討現代建築與工業化、都市化、社會變革之間的互動關係。他更關注地域性、場所精神等議題，提出「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主張，成為當代建築論述的重要參照。該書涉獵廣泛，從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al）、工藝美術運動（Arts and Crafts movement）、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荷蘭風格派運動（De Stijl）、未來主義（Futurism）、至上主義（Suprematism）、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粗獷主義（Brutalism）、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等，無一不包。
封面圖像的視覺巧思：Alberto Sartori 理性主義大教堂的未竟之夢
話題轉到《現代建築：一部批判的歷史》一書的封面設計，弗蘭普頓選擇了義大利理性主義（Rationalism）建築師蘇提那（Alberto Sartoris）一幅未實現的教堂設計草圖，作為該書的封面圖像，其背後寓意深遠。蘇提那（Alberto Sartoris）早年受義大利未來主義（Futurism）影響，後來轉向理性主義（Rationalism），主張建築應當回歸幾何秩序與理性邏輯。
這幅名為「燈塔大教堂」（The Lighthouse Cathedral）的設計，呈現了一個簡潔、抽象的教堂形象，由幾個基本的幾何量體構成，色彩上則運用了紅、黃、藍三原色（Primary Color），帶有明顯的新塑造主義（Neoplasticism）的影響。
這幅圖像涵蓋了前衛運動（Avant-garde）的兩個重要面向：一方面呼應了新塑造主義（Neoplasticism）的色彩運用，另一方面則展現了對幾何抽象和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追求。此外，它帶有一種曖昧、不確定的合成感，這也是弗蘭普頓屬意於它的原因，因為它不像風格派（De Stijl）大師范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或俄羅斯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大師李思斯基（El Lissitzky）的作品那般，帶有過於鮮明的特定風格。蘇提那（Alberto Sartoris）這幅草圖的「未竟之志」意涵也值得玩味。
從華格納到班納姆：爬梳現代主義論述的經典傳承，論述的來龍去脈
弗蘭普頓在書中開宗明義，梳理了現代建築論述的幾位重要先驅，包含奧地利建築師奧托·華格納（Otto Wagner）1896年的宣言《現代建築》（Moderne Architektur）、德國藝評家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1941年出版的《空間、時間與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英國建築史學家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1936年的《現代運動的先驅者》（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以及英國建築評論家班納姆（Reyner Banham）1960年出版的《第一機械時代的理論與設計》（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
他特別強調了班納姆（Reyner Banham）的創見，後者在書中大量引用建築師自身的論述，讓歷史當事人現身說法，為現代建築史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弗蘭普頓自承深受班納姆（Reyner Banham）此一方法的啟發，並在自己的著作中進一步發揚光大。奧托·華格納（Otto Wagner）在宣言中，開宗明義地提出「現代建築」（Moderne Architektur）一詞，並預言了「現代運動」（Modern Movement）的到來。弗蘭普頓認為，「現代運動」一詞源於德文「Moderne Baukunst」，帶有濃厚的文化與社會政治意涵，認為建築變革與社會進步息息相關。弗蘭普頓也提及了1930年的斯德哥爾摩博覽會（Stockholm Exhibition），這場由瑞典建築師阿斯普朗德（Gunnar Asplund）等人策劃的展覽，展現了現代建築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的雙重意涵。
法蘭克福廚房的現代性：二十世紀二〇年代住宅與家務空間的社會變革
法蘭克福廚房（Frankfurt Kitchen）的出現，象徵著現代建築運動（Modern Movement）的另一個面向，即是將「居住」視為一項基本人權，並致力於改善勞工階級的居住品質。這套由奧地利女建築師瑪佳蕾特・舒特－李赫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於1926年所設計的廚房系統，是現代建築史上的一大里程碑。它以科學管理的原則，對廚房空間進行了理性規劃，並配備了各種節省時間與人力的設備，例如水槽、爐子、工作檯面等，以及充足的收納空間，讓家務勞動更有效率。
法蘭克福廚房（Frankfurt Kitchen）的設計理念，深受當時的「科學管理之父」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影響。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主張透過時間研究（Time Study）和動作研究（Motion Study），將工作流程分解成最小的單位，並加以標準化，藉此提升生產力。
舒特－李赫茨基（Margarete Schütte-Lihotzky）將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的科學管理原則應用於家務勞動，旨在減輕婦女的負擔，讓她們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社會生產或其他活動。弗蘭普頓指出，法蘭克福廚房（Frankfurt Kitchen）的出現，與二十世紀二〇年代歐洲各國的社會住宅運動（Social Housing Movement）息息相關。當時，許多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住宅短缺問題，特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文化、技術與地域的互動辯證：解析現代建築的三大轉型及其動力
弗蘭普頓在書中提出了現代建築發展的三大轉型：文化轉型、技術轉型與地域轉型。他認為，這三大轉型互動激盪，共同形塑了現代建築的面貌。
文化轉型方面，他特別關注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以降理性主義（Rationalism）思潮的影響，以及十九世紀以降的實證主義（Positivism）與科學主義（Scientism）的興起。
他以法國建築師佈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為牛頓（Isaac Newton）所設計的紀念堂（Cenotaph for Newton）為例，說明了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建築師如何運用幾何、象徵等手法，來表達對於理性與科學的推崇。這座建築以巨大的球體為主體，內部空間則模擬宇宙星體的運行，藉此向牛頓（Isaac Newton）的科學成就致敬。佈雷（Étienne-Louis Boullée）的設計，展現了對於「崇高」（Sublime）美學的追求，透過巨大的尺度與簡潔的幾何造型，營造出令人敬畏的空間氛圍，也呼應了英國哲學家柏克（Edmund Burke）所提出的「崇高」概念。
預鑄工法的技術革新：構築技術與營造過程的現代化，生產效率的提升
而技術轉型方面，弗蘭普頓則關注工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以來，新材料、新技術的發明與應用，如何為建築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他以鑄鐵（Cast Iron）、鋼材（Steel）、鋼筋混凝土（Reinforced Concrete）等材料的發展為例，說明了這些新材料如何改變了建築的結構與構造方式，並催生了摩天大樓（Skyscraper）、大跨度建築（Large-span Structures）等新型態建築。
除了材料本身的革新之外，預鑄工法（Pre-fabrication）的發展也是現代建築技術轉型的重要一環。預鑄工法（Pre-fabrication）指的是在工廠內預先製造建築物的構件，例如牆板、樓板、樑柱等，然後再運送到工地進行組裝。
相較於傳統的現場澆置（Cast-in-place）工法，預鑄工法（Pre-fabrication）具有許多優勢。首先，它可以大幅縮短工期，因為構件的生產與現場施工可以同步進行。其次，它可以提高施工品質，因為工廠的生產環境比工地現場更容易控制，可以減少人為誤差。再者，它可以降低成本，因為工廠的規模化生產可以降低單位成本。弗蘭普頓在書中提到了一些預鑄工法（Pre-fabrication）的早期嘗試，例如柯比意（Le Corbusier）在二〇年代所提出的「多米諾住宅」（Dom-Ino House）構想，以及美國建築師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在四〇年代所設計的「戴美克森住宅」（Dymaxion House）。
「多米諾住宅」（Dom-Ino House）是一種以鋼筋混凝土為主要結構的住宅系統，其特色在於將建築物簡化為樓板、柱子和樓梯三種基本構件，並採用標準化的模矩（Module）進行設計。柯比意（Le Corbusier）希望透過「多米諾住宅」（Dom-Ino House）的設計，實現住宅的工業化生產，降低造價，讓更多人能夠負擔得起。
而「戴美克森住宅」（Dymaxion House）則是一種輕量化、可拆卸的住宅，其外形像是一個圓頂帳篷，採用金屬和塑料（Plastic）等材料構成。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希望透過「戴美克森住宅」（Dymaxion House）的設計，提供一種更有效率、更永續的居住方式。
儘管「多米諾住宅」（Dom-Ino House）和「戴美克森住宅」（Dymaxion House）最終都沒有實現大規模量產，但它們的設計理念對於現代建築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們所提出的預鑄化、標準化、模矩化等概念，成為後來許多建築師傚法的對象。
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由於戰後重建的迫切需求，預鑄工法（Pre-fabrication）得到了更廣泛的應用，許多國家都投入了預鑄住宅（Prefabricated Housing）的研發與生產，例如英國、法國、德國、蘇聯等。
地域差異的多樣性：建築風格的在地性與全球化的拉鋸，以及建築設計的回應
最後，地域轉型方面，弗蘭普頓關注的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浪潮下，建築的地域性（Regionalism）與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ty）所面臨的挑戰與機遇。他認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建築設計容易趨於同質化，失去地方特色。因此，他主張「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強調在現代建築的框架下，仍然要關注地域文化、氣候、景觀等因素，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築作品。
關於地域轉型，他也在第五版特別著墨，試圖跳脫歐美中心的框架，將更多非西方的建築案例納入討論範圍。他借重「世界建築：批判的馬賽克」（World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Mosaic）的研究成果，將全球劃分為十大區域，分別梳理各個區域的現代建築發展脈絡。
在這樣的脈絡下，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所追求的，並非一味復古或排外，而是一種有意識地抵抗全球化均質化的力量，在普世價值與在地文化之間、在新與舊之間、在全球與在地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它強調的是地域文化的再詮釋，而非盲目地複製傳統。
章節標題的奧妙：書寫策略的更迭，從人、風格到地域的轉變，以及社會的關懷
弗蘭普頓這部皇皇巨著的章節安排也別具匠心。他提到，早期的版本確實有較多篇幅是以個別建築師為主題，例如阿德勒（Dankmar Adler）、路易斯·蘇利文（Louis Sullivan）、查爾斯·雷尼·麥金托什(Charles Rennie Mackintosh)、奧托·瓦格納(Otto Wagner)、約瑟夫·霍夫曼(Josef Hoffmann) 、阿道夫·路斯 (Adolf Loos) 、阿爾瓦·阿爾托(Alvar Aalto)、泰森諾（Heinrich Tessenow）、富勒（Richard Buckminster Fuller）、柯比意（Le Corbusier）、法蘭克‧洛伊‧萊特(Frank Lloyd Wright) 、密斯（Mies van der Rohe）等人。
這些建築師都是現代建築運動的先驅或代表性人物，各自開創了一片天地，為現代建築的發展立下了汗馬功勞。弗蘭普頓以其生平、重要作品與核心理念為經緯，描繪出這些建築大師的創作軌跡。以人物為主軸的書寫策略，有助於讀者深入瞭解個別建築師的設計哲學與風格特色。但是，到了中後期，弗蘭普頓的書寫策略有所轉變，開始以建築風格或運動為主題，例如新古典主義（Neoclassicism）、新藝術運動（Art Nouveau）、表現主義（Expressionism）、荷蘭風格派運動（De Stijl）、未來主義（Futurism）、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理性主義（Rationalism）、粗獷主義（Brutalism）、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等。透過這些風格或運動的梳理，他勾勒出近百年來現代建築發展的主要脈絡，讓讀者得以窺見現代建築的多元面貌與內在理路。他坦承，這樣的調整，是因為後來有越來越多優秀的建築師投入現代建築的創作，如果繼續以個別人物為主軸，難免會有遺珠之憾。
書寫結構的內在理路：從個人風格到建築運動，以至於地域特色的層次遞進
到了最後一個部分，弗蘭普頓則是以地域為主軸，探討不同地區的現代建築發展，並特別關注二十世紀八〇年代之後的新興建築作品。這樣的安排，反映了他對於全球化時代建築地域性的關切，也呼應了他所提出的「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主張。他認為，建築師應該要關注地域的文化、氣候、景觀等因素，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築作品，而非盲目地追隨國際潮流。這樣的調整，反映了他對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時代建築地域性（Regionalism）的關切，也呼應了他所提出的「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主張。
弗蘭普頓認為，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建築設計容易趨於同質化，失去地方特色。因此，他主張建築師應該要關注地域的文化、氣候、景觀等因素，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築作品，而非盲目地追隨國際潮流。在這樣的脈絡下，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所追求的，並非一味復古或排外，而是一種有意識地抵抗全球化均質化的力量，在普世價值與在地文化之間、在新與舊之間、在全球與在地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它強調的是地域文化的再詮釋，而非盲目地複製傳統。
建築師角色的流變：從個人英雄到集體創作，建築師在當代建築領域的定位
此外，弗蘭普頓也觀察到，隨著時代的演進，建築師的角色也逐漸發生變化。在現代建築運動的早期，建築師往往被視為「英雄式」的個人，例如柯比意（Le Corbusier）、密斯（Mies van der Rohe）、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等人，他們的個人魅力與創造力，對於現代建築的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晚期，隨著建築設計的日益複雜化，以及社會對於建築的期待越來越多元，建築師的角色也逐漸從「個人英雄」轉變為「團隊協作者」。
在當代建築實務中，建築師往往需要與結構工程師、機電工程師、景觀設計師、營造廠、開發商等多方專業人士密切合作，才能完成一個建築項目。此外，隨著公眾參與意識的抬頭，建築師也需要更積極地與社區居民、使用者進行溝通，瞭解他們的需求與期望。因此，當代建築師的角色，更像是一個「協調者」或「整合者」，需要具備良好的溝通能力、協調能力與團隊合作精神。弗蘭普頓在書中也提到了這個趨勢，他認為，未來的建築師需要具備更廣闊的視野與更全面的能力，才能應對日益複雜的挑戰。他所觀察到的這個趨勢，在當今的建築界得到了印證。
前衛已逝，後衛安在？： Reyner Banham 與蘇聯構成主義的幽靈
弗蘭普頓坦言，他深受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第一機械時代的理論與設計》（Theory and Design in the First Machine Age）一書的影響。該書出版於1960年，與弗蘭普頓1980年出版的《現代建築》相隔二十年，也恰好是佩夫斯納（Nikolaus Pevsner）的《現代運動的先驅者》（Pioneers of the Modern Movement）與吉迪恩（Sigfried Giedion）的《空間、時間與建築》（Space, Time and Architecture）之間相隔的時間。
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在書中，將未來主義（Futurism）納入現代主義系譜，並論及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的影響，擴展了現代建築史的視野。特別是未來主義（Futurism）的面向，在更早的建築史論述中是較為闕如的。弗蘭普頓深受此啟發，後來也在自己的書寫中，將未來主義（Futurism）納入現代建築史的系譜。他認為，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的論述，為現代建築史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也為他自己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他認為，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在書中大量引用建築師自身的論述，讓歷史當事人現身說法，為現代建築史研究帶來了新的視野。弗蘭普頓自承深受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此一方法的啟發，並在自己的著作中進一步發揚光大。然而，他也提到，雷納·班漢(Reyner Banham)在其大作中，卻略去不談蘇聯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是其書寫上的一大缺憾，他認為這可能與其潛在的意識形態偏見有關。
構成主義的失語與回歸：重探蘇聯前衛建築的遺產，及其在當代的迴響
弗蘭普頓指出，蘇聯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在二十世紀二〇至三〇年代的現代建築發展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卻長久以來受到西方建築史學界的漠視，他認為這是一大缺憾。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建築師主張揚棄傳統的裝飾風格，強調建築的機能性與社會性，並積極探索新材料、新技術的可能性。他們的作品往往帶有強烈的幾何感與工業感，例如弗拉基米爾·塔特林(Vladimir Tatlin)的「第三國際紀念塔」（Monument to the Third International）、金茲堡（Moisei Ginzburg）的「納康芬公寓」（Narkomfin Building）、米爾尼可夫（Konstantin Melnikov）的「魯薩科夫工人俱樂部」（Rusakov Workers’ Club）等，都是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建築的代表作。
這些建築師也積極參與社會住宅、工人俱樂部等公共建築的設計，試圖透過建築來改善人民的生活，實現社會主義的理想。弗蘭普頓認為，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的建築理念與實踐，對於現代建築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不容忽視。他特別提到，如果在未來的版本中，應該要將構成主義（Constructivism）建築的代表作品，例如米爾尼可夫（Konstantin Melnikov）的「魯薩科夫工人俱樂部」（Rusakov Workers’ Club）納入，以彌補這個缺憾。他特別提到舒可夫塔（Shukhov Tower）跟金茲堡（Moisei Ginzburg）的「納康芬公寓」（Narkomfin Building）。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批判：反思後現代主義的喧囂與「少即是多」的回歸
談到當代建築的發展趨勢，弗蘭普頓也回顧了1980年的威尼斯建築雙年展（Venice Biennale of Architecture）。那一年，由美國建築師史登（Robert A. M. Stern）等人策劃的「過去的存在」（The Presence of the Past）主題展，引發了關於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熱烈討論。弗蘭普頓也躬逢其盛，並且擔任該展的評審委員。他回憶道，當時他對於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喧囂感到不安，特別是看到許多參展作品過度追求形式上的標新立異，反而忽略了建築的本質。
他更直言，當時的策展方向，有過度吹捧詹克斯（Charles Jencks）、菲力普・強生（Philip Johnson）等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旗手的嫌疑。他認為，相較於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形式遊戲，他更欣賞那些能夠回歸建築本質、關注場所精神與社會議題的作品。隨後，他更撰文回應，並借用了宗薩克（Tzonis, A.）與勒菲弗（Lefaivre, L.）的文章標題，挪用並創造了「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一詞，引發廣泛的討論，成為當代建築論述的重要分水嶺。弗蘭普頓後來更撰寫專文〈走向批判的地域主義：關於抵抗建築的六個觀點〉（Towards a Critical Regionalism: Six Points for an Architecture of Resistance），進一步闡述他的理念。
批判的地域主義：全球化時代的在地反思，以及對於場所精神的追求
弗蘭普頓指出，「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並非一味復古或排外，而是一種有意識地抵抗全球化均質化的力量，在普世價值與在地文化之間、在新與舊之間、在全球與在地之間，尋求一種動態的平衡。它強調的是地域文化的再詮釋，而非盲目地複製傳統。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建築師更應該關注地域的文化、氣候、景觀等因素，創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築作品，而非盲目地追隨國際潮流。他以希臘建築師皮奇歐尼斯（Dimitris Pikionis）在雅典衛城（Acropolis）周邊的人行步道設計為例，說明了如何透過現代的設計語彙，來詮釋希臘的傳統文化與場所精神。皮奇歐尼斯（Dimitris Pikionis）的設計，運用了當地的石材、植栽等元素，並參考了古希臘的建築語彙，創造出一條既現代又具有希臘特色的步道，與週遭的環境融為一體。弗蘭普頓認為，皮奇歐尼斯（Dimitris Pikionis）的作品，是「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典範，值得當代建築師借鏡。
Álvaro Siza 的啟示：場所精神與設計的詩意，當代建築的在地實踐
葡萄牙建築師西薩（Álvaro Siza）的作品也體現了「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的精神。弗蘭普頓特別欣賞阿爾瓦羅·西薩(Álvaro Siza)的名言：「建築師不發明任何東西，他們改造現實。」（Architects don’t invent anything, they transform reality.）他認為，這句話精闢地指出了建築創作的本質，即在於對既有現實的理解與轉化，而非憑空創造。
阿爾瓦羅·西薩(Álvaro Siza)另一句格言：「理念存在於場所之中，而非你的腦海裡。」（The idea is in the place, not in your head.）更揭示了他對場所精神的重視。這句話簡潔有力地道出了西薩（Álvaro Siza）的設計哲學，也成為弗蘭普頓經常引用的名言。
對西薩（Álvaro Siza）而言，建築設計的靈感並非來自建築師的主觀臆想，而是來自對基地環境的深入理解。西薩總是花費大量時間在基地上行走、觀察、感受，試圖捕捉場所的獨特氛圍，並將之轉化為建築語彙。他認為，每一個基地都有其獨特的個性與潛力，建築師的任務就是去發掘並展現這種個性與潛力。在西薩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於基地環境的敏銳感知，以及他將之轉化為建築空間的非凡功力。他善於運用簡潔的幾何造型、樸實的材料和精緻的細部處理，來營造出富有詩意的空間氛圍。他的建築作品往往與周圍的環境融為一體，彷彿從土地中自然生長出來一般。
當代建築的省思：全球化、社會正義與建築教育，反思當代建築的挑戰與機遇
話題來到當代建築的發展，弗蘭普頓對於當今建築界的發展趨勢表達了他的憂慮。他認為，在資本主義（Capitalism）與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的全球擴張下，建築過度追求奇觀化、商品化，逐漸失去了其社會責任與文化使命，他認為這是建築發展的一大隱憂。另一方面，他也對於當今建築教育偏重理論、輕忽實務的現象感到憂心。他認為，許多建築院校的課程過於關注理論的思辨，卻忽略了建築作為一門實踐技藝的本質。學生們往往缺乏實務經驗，對於營造、構築等基本知識也一知半解，難以應對真實世界的挑戰。
他認為，建築教育應該要回歸本質，加強實務訓練，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與解決問題的能力。他也批判了當今建築界過度依賴電腦繪圖技術的現象，他認為這會導致建築師與真實的材料、構造脫節，失去對建築本質的掌握。他強調，建築師應該要回歸「匠人精神」，親身參與營造過程，才能真正理解建築的本質。此外，他也提到了當今建築介面臨的另一個挑戰，即是如何應對全球化帶來的社會不公與貧富差距問題。他以當前各國的政經情勢為例，指出許多已開發國家都面臨著嚴重的貧富差距問題，而建築作為一種社會資源，應該要更積極地介入社會議題，為弱勢群體發聲，創造更公平、更包容的社會環境。然而，他也坦言，在當前的政治經濟格局下，建築師的力量仍然有限，難以撼動既有的權力結構。
建築的微觀倫理：在有限的條件下，創造有意義的小世界，為當代建築的責任
有鑑於當代建築面臨的種種挑戰，弗蘭普頓提出「建築的微觀倫理」（The Presence of Architecture）概念，作為一種可能的應對之道。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建築師應該要更加關注「小世界」（Microcosmos）的營造，在有限的條件下，為特定的人群創造出有意義的生活空間。他所提出的「建築的微觀倫理」（The Presence of Architecture）概念，並非要建築師放棄對大尺度的關注，而是要將視野拉回到更切身、更具體的層面，關注個體的需求與體驗，創造出更人性化、更宜居的空間。這並非一種消極的退縮，而是一種務實的策略，在承認自身侷限性的前提下，積極尋求改變的可能。這是一種在承認自身侷限性的前提下，積極尋求改變的可能。
他強調，建築師的責任不只是設計出漂亮的房子，更重要的是要創造出能夠提升人們生活品質的空間。這需要建築師具備高度的社會責任感與人文關懷，才能夠真正理解使用者的需求，並將之轉化為有意義的建築形式。他認為，在全球化的時代，建築師應該要更加關注「小世界」（Microcosmos）的營造，在有限的條件下，為特定的人群創造出有意義的生活空間。這並非一種消極的退縮，而是一種務實的策略，在承認自身侷限性的前提下，積極尋求改變的可能。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省思：社會參與和永續發展的當代建築議題，建築師的社會責任
弗蘭普頓也談到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Venice Biennale of Architecture）的變遷。他認為，近年來的雙年展越來越關注社會議題與永續發展，這是一個好的趨勢。例如，2012年由奇普菲爾德（David Chipperfield）策劃的「共同基礎」（Common Ground）主題展，強調了建築的社會性與公共性；2016年由阿拉維納（Alejandro Aravena）策劃的「前線報導」（Reporting from the Front）主題展，則關注建築如何應對貧困、移民等社會問題。他認為，這些展覽都體現了當代建築的社會責任，也為建築師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然而，他也指出，當前的雙年展過度強調政治、社會議題，有流於空泛、口號化，甚至與建築專業漸行漸遠的疑慮。他以現任策展人，曾短暫擔任紐約西提學院（City College of New York）建築學院院長的迦納籍策展人蕾絲莉・洛克（Lesley Lokko）為例，指出其策展方向過於偏重政治議題，缺乏對建築本質的關注。他認為，建築雙年展固然應該關注社會議題，但不應該脫離建築專業的範疇，否則就會失去其存在的意義。
美國民眾最喜愛的建築：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的象徵意義
訪談中還談到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即2007年美國建築師協會（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AIA）所做的一項調查顯示，美國民眾最喜愛的建築是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這座落成於1931年的摩天大樓，曾經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築物，也是紐約市的地標之一。弗蘭普頓認為，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之所以受到美國民眾的喜愛，是因為它像徵著美國的國力與繁榮，也承載著美國人的集體記憶與情感。
然而，他也指出，從建築專業的角度來看，帝國大廈（Empire State Building）並非一座特別出色的建築作品，它在空間規劃、結構設計等方面都存在著不少缺點。他更欣賞同時代的另一棟摩天大樓：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他認為，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在都市設計、空間規劃等方面都更為出色，也更具前瞻性。特別是其附屬的無線電音樂廳（Radio City Music Hall），其室內空間的聲學效果與視覺效果都達到了極高的水準，是現代建築的傑作之一。
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的功與過：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明星效應
談到當代最具爭議性的建築作品之一，畢爾包古根漢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Bilbao），弗蘭普頓坦言他對這座由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設計的美術館評價不高。他認為，這座建築過於追求形式上的標新立異，反而忽略了建築的本質，例如空間的品質、使用者的體驗等。他也批評了該建築的展覽空間設計不佳，以及與周邊環境缺乏協調等問題。
他認為，這座建築的成功，更多的是歸功於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明星效應，而非其建築本身的品質。他認為，這座建築的成功，更多的是歸功於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明星效應，以及畢爾包（Bilbao）這座城市的行銷策略，而非其建築本身的品質。他甚至認為，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本人過度追求「藝術家」的身份，反而忽略了作為一個建築師的「基本功」。
他甚至認為，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本人過度追求「藝術家」的身份，反而忽略了作為一個建築師的「基本功」，忘卻了建築的本質與社會責任。他認為，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自宅，反而更能體現其早年對於「批判性」建築的追求。
法蘭克・蓋瑞自宅的批判性：解構主義的早期嘗試，以及對於建築本質的思考
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自宅位於加州聖塔莫尼卡（Santa Monica），是他於1978年在一座既有住宅的基礎上改建而成。這座住宅採用了大量廉價的工業材料，例如波浪板、鐵絲網、夾板等，並運用了拼貼等手法，營造出一種粗獷、未完成的效果。
他認為，這座住宅體現了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早年對於「批判性」建築的追求，具有解構主義（Deconstructivism）的傾向。它挑戰了傳統住宅的觀念，也對現代主義建築的正統性提出了質疑。弗蘭普頓將之與杜象（Marcel Duchamp）的「反繪畫」（Anti-painting）相提並論，認為兩者都具有顛覆既有規範的意圖。
見微知著的建築之旅：從安藤忠雄到隈研吾，以及當代建築的多樣性
訪談的尾聲，弗蘭普頓也分享了他對於幾位當代建築師的看法。他特別推崇日本建築師安藤忠雄（Tadao Ando）與葡萄牙建築師西薩（Álvaro Siza），認為他們的作品既有現代性，又兼具地域特色，是當代建築的典範。安藤忠雄（Tadao Ando）的建築以其簡潔的幾何造型、清水混凝土的運用以及對光影的巧妙處理而聞名，他善於將日本傳統美學與現代建築語彙相結合，創造出富有禪意的空間氛圍。代表作包括「光之教堂」（Church of the Light）、「水之教堂」（Church on the Water）、「住吉的長屋」（Row House in Sumiyoshi）等。
而西薩（Alvaro Siza）的建築則以對基地環境的敏銳感知、對材料的精準運用以及對細部的精雕細琢而著稱，他善於將建築與自然景觀融為一體，創造出富有詩意的空間體驗。他的代表作包括「波諾瓦茶屋」（Boa Nova Tea House）、「萊薩・達・帕爾梅拉游泳池」（Leça da Palmeira Swimming Pools）、「波爾圖大學建築學院」（School of Architecture, University of Porto）等。
他也提到了瑞士建築師 Herzog & de Meuron 早期的作品，以及荷蘭建築師赫茨伯格（Herman Hertzberger）的作品。他認為這些建築師都曾經有過輝煌的時刻，創作出了不少優秀的作品。此外，他也提到了日本建築師隈研吾（Kengo Kuma），認為他的作品具有一種「魔幻」的特質，但也有「虛無短暫（ephemeral）」的傾向。
當代建築的多元性：永續建築、涵構建築的發展，對未來的期許
總體而言，弗蘭普頓對於當代建築的發展持一種審慎樂觀的態度。他認為，當代建築呈現出多元化的趨勢，這是一個好的現象。除了前述的「批判的地域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之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建築思潮與實踐，例如永續建築（Sustainable Architecture）、涵構建築（Tectonic Architecture）等，都在為當代建築的發展注入新的活力。他對於當代建築的發展，仍然抱持著高度的關注與期待。他希望未來的建築師能夠更加關注社會議題、環境議題，並積極探索新的建築技術與營造方式，創造出更美好、更永續的建築作品。
他認為，儘管當代建築面臨著諸多挑戰，但仍然有許多優秀的建築師在努力探索，為建築的未來開闢新的道路。他相信，只要建築師能夠堅守自己的信念，並積極與社會對話，建築仍然可以為人類社會做出重要的貢獻。他對於當代建築的發展，仍然抱持著高度的關注與期待。他希望未來的建築師能夠更加關注社會議題、環境議題，並積極探索新的建築技術與營造方式，創造出更美好、更永續的建築作品。
尾聲：持續筆耕，持續對話，持續探索建築的本質與未來
訪談的最後，弗蘭普頓透露他仍然筆耕不輟，持續撰寫建築評論與相關論述。他對於建築的熱情，始終如一。他表示：「我對寫作上癮。」（I am pathologically addicted to writing.）他對於建築的熱情，始終如一，並未隨著年歲的增長而消退。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思考著建築的本質與未來，並透過文字與世人分享他的見解。他對於建築的熱情，始終如一，並未隨著年歲的增長而消退。他仍然孜孜不倦地思考著建築的本質與未來，並透過文字與世人分享他的見解。他相信，建築作為一種跨越時空的藝術形式，仍然具有無限的可能性，等待著我們去發掘與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