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立文（淡江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國際競圖並不是一個新鮮的名詞，但是近幾年來我們特別熱衷。規模小的不算，能夠吸引國際級建築師來參加的計劃，兩隻手都數不完。這些競圖不外有幾個特色：1. 豐厚的獎金。2. 評審中必定有國外知名的學者及/或建築師。3. 建築物的規模大，有相當的地方代表性。
每次競圖活動都辦得沸沸揚揚，倒也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就某種程度而言，其實也達到了主辦單位預期的效果，甚至可以到了主辦單位預期的效果，甚至可以當作政治人物施政的成績。雖然有些計劃未能實現，但隨著高雄世運主場館的落成，起碼證明了這些競圖並不全是空中樓閣，讓人還有許多的期待。
透過對這些競圖活動的觀察，可以看到一些值得思考的面向。如同台灣在五、六零年代的現代主義時期，需要用與西方國家一樣的建築語彙，例如國際式樣(international style)，來證明我們並未與國際脫軌。今天的我們，仍然小心翼翼的注視著國際建築界的一舉一動，努力的確認自己是否還能保持同樣的步伐前進。
而俗話說，富過三代，方懂吃穿。近年來在台灣，建築已不再僅被視為是工程， 逐漸成為許多人基本的美學素養之一，國內外知名的建築師與案例朗朗上口，各種建築名詞也不陌生。逐漸地，整個社會大眾對於建築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興趣， 自然形成了一股動力，支持著公部門投入了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由於 921 的感恩重建競圖引發了社會的關注，之後的台灣地貌改造運動更以國家的資源帶動了國際競圖的風行。由於決選的外國籍評審都佔相當的比例，且多為國際間素有聲望的建築相關人士，因此有效的減少了對競圖公平性的質疑。
2003 年的地景系列國際競圖，獲獎的幾乎都是國外團體，2004 年的國家門戶系列國際競圖， 則由台灣的事務所佔多數。既然這樣的模式發揮了正面的效果，於是包括故宮南院、高雄世運會主場館、台中大都會歌劇院等重大的計劃，皆依此模式推行。來台灣參與競圖的知名國際團隊越來越多，競圖的品質也不負眾望。忽然間，我們發現找這些名牌建築師來台灣也不是那麼遙不可及，蓋幾棟順應世界潮流的建築物也不是天方夜譚。
雖然 2006 年高雄縣立大東文化藝術中心的競圖對此狀況感到猶豫，試圖將第一階段的參賽資格限定在國內團隊，第二階段才要求與國際團隊合作，藉此促成國內事務所的主動權，但是並無法遏止這股風潮。2008 年台北市硬是用 5 億 7000 萬的設計費(工程費 38 億)，吸引了幾位得過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國際建築師來為我們設計台北藝術中心，2009 年又用 3 億 8000 萬的設計費(工程費 35 億)，再度吸引了許多國際團隊來競逐北部流行音樂中心的比圖。
不意外的，雖然國內也有許多優秀的建築師參與，終究無法拿到設計的機會，兩案獲選的都是外國建築師。能夠藉著這樣的機會國際交流， 或許也可以提升國內建築師對於自身的期待，增廣一下見聞，並近距離的看看這些世界知名的建築師，是如何把這些充滿想像力的空間及結構實現出來。此外， 由於這些案子的實踐地點不再是遙遠的國外，而就在我們的身邊，所以對國內建築界的衝擊自然更為強烈，其邊際效應或許遠超出以金錢衡量的投資報酬率。
不過，這樣的發展還是令人不安，主要的原因是來自我們對於建築定義的再檢視。目前我們主要學習及運用的建築理論，是根植於西方的知識體系，它依舊談論著建築與人的密切關係。既然談到了人，自然脫離不了文化的議題，以反映特定地區及時空的這群人對於世界的想法，以及其應對的方式。既然如此，建築自然無法脫離文化的影響，無論其生產的工具為何(包括設計的與構築的工具)。
若能姑且接受這樣的命題，我們就有機會去分辨幾個微妙的差異。舉個例子來說， 西方人很難設計出詩意的中式或是日式庭園，因為它的精神不在其技法，而是取決於哲學思想及文化底蘊，就如同東方人設計不出優雅的西方古典主義建築，因為美學的涵養不同。即使到今日，運輸及通訊技術的發達使得東西方的交流更勝以往，生活方式也愈加相近，但是深層的價值觀仍有相當大的差異。既然如此， 那各地的文化特色自然各擅勝場。所以，西方的建築師如何能比我們深刻的瞭解台灣的文化，並將其反映於建築形式與空間上呢？
由於特定的條件不同，以高雄世運會主場館為例比較容易回答這個問題。
就空間需求而言，運動場本身就是來自西方文明的產物，且具有相當的機能性。
在此競圖的設計要求上，也僅額外強調對於綠建築及太陽光電的注重，無涉太多文化的議題。如果我們把這個競圖視為一場競賽(事實上也是)，則競賽的各個項目，國內建築師都沒有主場優勢，反而是經驗豐富、技術成熟的國際級建築師較容易發揮。
然而，無論是故宮南院(2004 年 11 月)、台北車站特區(2005 年 7 月)，以至於最近的台北藝術中心(2009 年 1 月)，其結果都值得我們省思。先說台北車站特區，由於主辦單位要求參與的建築師需要得過普立茲克建築獎或是英國皇家建築師學會的 RIBA Worldwide Awards 等國際級建築大獎，所以直接就排除了國內建築師的機會。顯然的，主辦單位對於這個工程的高度重視，以至於「求好心切」的訂立了一個這樣的高門檻，希望能在台北車站特區形塑出國際級門戶的氣勢(此區連結機場捷運，將成為未來出入國門的門戶之一)。
在此同時，卻也反映了我們對國內的建築師，並沒有太大的信心，以至於連參賽的機會都不給。往好處想，或許是因為此區的開發問題極為複雜，所以需要藉用國際團隊的能力來協助我們。那參與競爭的有誰呢？槙文彥(Fumihiko Maki)、理查羅傑斯(Richard Rogers)以及扎哈．哈蒂(Zaha Hadid)，都是得過普立茲克獎的知名人物。可是，別忘了扎哈．哈蒂在得獎前，可沒蓋出幾棟實際的房子，而是以設計概念的創新得到肯定。哈蒂開啟了一種對建築型態的想像，其貢獻不容否定，但是要說她比所有的國內建築師更懂得處理台北市中心，這麼複雜的都市及交通議題，大概很難讓人服氣。還好最後拿下此案的是槙文彥，依他之前的經驗，總算還有相當的說服力。
至於故宮南院以及台北藝術中心這兩件競圖案的經驗，其實提供了我們重要而寶貴的機會，思索我們到底要形塑一個怎麼樣的建築風貌，來說明台灣當代的生活。故宮南院在設立之初，定位上就與台北的故宮博物院有所區隔。政治上意識形態的角力註定了它坎坷的命運，採購法的限制也讓國外的建築師水土不服， 不過這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暫且不論。
故宮南院的競圖緣起與目標就已闡明：「…在故宮分院，我們將會看見一個多元的，動態的，貿易與文化網絡交織的亞洲…我們將學會從寬廣的時空背景來認識歷史與文明的演變…透過認識其他的文化，才能更深刻地認識自己。」
所以，與其它的國際競圖相較，它還是較著重在文化上的關注。我們自然也能在參與競圖的作品中，明顯的察覺這些建築師們都刻意凸顯出這個部份的理解。得到第一名的美國籍建築師 Antoine Predock，其作品的設計概念，強調如同玉山的主量體，以及如草書般流暢的動線。不過對於亞洲文化理解的深度，尚不及同樣入圍的我國建築師姚仁喜及日本建築師隈研吾(Kengo Kuma)。
而六位評審委員中，三位美國籍及一位英國籍的評審意見，都可以嗅出其對文化之瞭解，並非是評審的重點，而是較為在乎機能的合理性及形式的新穎。反倒是我國評審委員之意見，可以看到對此案中該有的文化理解。這些國外知名建築學者/建築師的評審組成，或可讓國人將此競圖的過程視之為公平而無包庇之嫌，也可能選出較為「國際化」的作品。然而，博物館與體育場不同， 它所隱含與流露的氣質，正是一個地區獨特的文化顯現。我們都無法想像大英博物館若是用日本的禪學空間會是多麼突兀，或是紐約大都會美術館採用印度的建築語彙該是多麼不協調。那為什麼我們卻能接受一位雖然熱愛亞洲文化，但是對台灣的文化理解似乎談不上深刻的美籍建築師來替我們發言？
2009 年的台北藝術中心國際競圖，也能看到同樣的迷思。當 Rem Koolhaas拿下首獎時，我們不自覺的為了台灣也有國際級明星建築師的作品而感到自豪， 甚至為了有這麼多世界知名的建築師來角逐而沾沾自喜。然而，當這棟「與國際同步」的建築物要被放在士林的時候，不禁讓人思考，我們應該是要為了有一棟名牌建築可以跟國際社會炫耀而高興，還是要有一棟建築可以說出我們對藝術的看法，甚至看到藝術因我們獨特的宇宙觀而不同於西方世界？這不是關於建築的基本定義嗎？這個定義可還是我們從西方社會學來的。
我們其實都還是很沒有安全感，擔心我們不屬於國際社會的一份子，所以老是要用外來的事物來證明自身的存在。這種尋求認同的心態，或許與我們在這個島上的命運有關，甚至還可以往前推估到百年前渡海的移民。尤其近來看到對岸的崛起，國際建築師們在上海北京活躍不已，更莫名的加深了我們心底那一絲抹不去的惶恐，所以大手筆競逐名牌，起碼不能示弱，也就能夠理解。就在這時候，讓人不由得懷念起李祖原建築師設計大安國宅時的勇氣，宏國大樓時的自信， 以及發願要讓台北 101 成為世界第一高樓的豪氣。那種理直氣壯的創作態度，似乎不太容易在現今的建築環境中被看到。
與國際社會交流與觀摩固然重要，但是不是也能給國內的建築師同樣的機會及待遇，制度能夠略為鬆綁，並給予等同於國外建築師的尊重。否則，不對貧瘠的土地灌溉施肥，何能要求開出美麗動人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