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EL Croquis No.196，《Works and Days- the Architecture of Karamuk Kuo 工作與時日：卡拉穆克‧郭建築師事務所的實踐》
作者：Philip Ursprung
生活在工業化社會的人們對工業遺蹟的廢墟殘片有著濃烈的興趣，這形成了一種瀰漫於後工業時代的憂鬱情結。近處凝視，能看到其中工人鬥爭的殘酷歷史，而遠觀時它又有令人著迷的浪漫氣息。另一方面，對於商品的資訊與文化內容的生產，催生了「非物質勞動」，消弭了傳統意義上私人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限。
2010年創辦於瑞士蘇黎世的卡拉穆克‧郭建築師事務所（Karamuk Kuo Architects）認為，「快樂」、「玩耍」等曾經與工作相左的概念正逐漸融入工作之中，這對辦公建築的空間演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個年輕的事務所在為數不多實踐中，不僅重建了驅散後工業憂鬱敘事的樂觀信心，而且通過一系列與校園和辦公有關的項目中，對如今「工作空間」的演變帶來有力的討論。
後工業時代的憂鬱敘事
數十年來，後工業時代的宏大敘事一直推動著建築業的發展。工業化與現代城市化遺留的廢墟便是最好的證明：工人與機器已不復存在的空蕩樓閣，裸露的磚牆，混凝土樓板，見證過昔日生產景象的鋼樑，以及處在城市邊緣，曾聳立著高爐與工廠煙囪的「模糊地段」（terrain vague）。
這場敘事的影響甚廣，包括有阿爾多‧羅西（Aldo Rossi）的法尼亞諾奧洛納小學（Elementary School in Fagnano Olona），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的電影《潛行者》（Stalker），OMA的鹿特丹康索現代藝術中心（Kunsthal Rotterdam），法蘭克‧蓋瑞（Frank Gehry）的畢爾巴鄂古根海姆美術館（Guggenheim Museum in Bilbao），赫爾佐格與德梅隆（Herzog & de Meuron）的泰特現代美術館（Tate Modern），拉卡通與瓦薩爾（Lacaton & Vassal）的敦刻爾克FRAC當代藝術博物館（FRAC Dunkirk），以及DSR（Diller Scofidio + Renfro）的紐約高線公園（High Line in New York）。
生活在工業化社會的人們對這些廢墟殘片有著濃烈的興趣，某程度上就像是18世紀早期著迷於義大利古代遺址的旅行者一樣。它們喚起了一種史詩般的歷史圖景，既令人恐懼，又讓人著迷。令人恐懼是因為，它見證了殘暴的階級鬥爭，野蠻的剝削，以及工人們的悲慘命運。而令人著迷是因為，如果稍稍退開一點距離，則又可以將它看成是一種美學現象。
工業的過去變成了奇觀，而工業空間則變成了紀念碑，一個業已過去的時代的殘存之物。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小說《火山情人》（The Volcano Lover）中講述了18世紀拿坡里的一位收藏家的故事，描繪了一種對廢墟的著迷。本書的部分寫作完成於20世紀90年代早期的柏林，適逢柏林牆開放以後，她寫道：「帶著對災難的記憶，生活在廢墟之中 – 拿坡里，或者今天的柏林 – 就會感到安心，一個人是能夠克服任何災難的，即使是那種最大的災難。」
後工業時代的敘事與當代政權息息相關，其中的時間觀念是很重要的。在當代，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末盛行的進步性時間觀已被革新，它與「新」無關，而與「當代性」有關。建築，甚至是藝術，都越來越難以擺脫當代的桎梏。它像一片無邊無際的陰霾，籠罩在現實之上，模糊了過去與未來的視野，難以被消解或突破。在歷史維度缺失的情況下，後工業變成了一種替代品，或者說是一種迷信。當代與後工業時代的敘事相互依存，相互支援。
出離當代
卡拉穆克‧郭建築師事務所（Karamuk Kuo Architects）屬於新一代的先鋒實踐者，正勇於打破這些規條。在事務所的作品數量迅速增長的過程中，後工業敘事的憂鬱情結逐漸讓位於一種對建築的信心，他們相信，建築仍能夠有助於塑造更美好的環境。當代的政權也讓位於當下的開放性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
在他們的眼中，在場比當下更令人興奮，事件比紀念碑更令人著迷，喜劇比悲劇更令人激動。他們的建築與人體發生關聯，與人的動作和手勢產生共鳴，而不是奏響屬於機器的節奏。可以說，這些建築是擬人化的，是以人類為原型而塑造的。如果要選出一首可以與之類比的古代詩篇，那一定不是描繪了史詩般的人神之戰的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賽》，而應該是赫西俄德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寫下的教誨詩《工作與時日》（Works and Days）。這首長詩描繪的並非富有魅力的英雄，而是農民們的日常生活，自然帶來的挑戰，農業與經濟的手段，道德的準則以及社會的互動交流。
虛無，是後工業時代的主流，但對Karamuk Kuo Architects而言卻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上的價值。他們設計的空間並非是出於對重工業以及生產時代的懷舊。在他們的項目中，沒有像廢墟或碎片這樣的母題。他們在建築表面覆以木材，而不是使用裸露的磚塊，混凝土也經過了打磨處理，而非暴露出原始的形態。
作為建築從業者，他們認清了當前的經濟是基於非物質勞動的這一事實，換句話說，是基於思想、圖像、概念、情感和主體性的交換，以及，基於工作和生活之間界限的模糊（暫且不論其好壞）。
他們第一件蓋出來的建築作品，是一座位於瑞士小鎮阿多夫幼稚園（Kindergarten Aadorf），同時也是他們的實踐方法的典型代表。雖然量體不大，但建築營造出了一種輕鬆愉悅的氛圍，立刻便吸引了人們的眼球。小朋友們喜歡躲藏在壁龕中，雖然離開了父母和老師的視線，但卻始終處於他們的聽覺範圍以內。每個教室單元均設置了這樣的壁龕。
相比起傳統概念中的幼兒教育機構，Karamuk Kuo Architects設計的這座幼稚園顯得並不那麼的「色彩豐富」。不過，精緻美觀的建築材料，光與影營造的美妙氛圍，還有宜人的聲學環境，足以讓這座幼稚園給所有人帶來愉悅的心情，不論是孩子，老師，父母，還是訪客。
通過學術與教學活動走向世界的Karamuk Kuo Architects 建築師事務所，其總部設於瑞士。與眾多同行一樣，他們的實踐反映了瑞士建築行業中的實用主義與自信，金融危機幾乎沒有給他們帶來多少影響，而持續性的建造熱潮，對房地產和建築的大量投資，以及中部地區顯著的人口增長，均為他們帶來了可觀的發展。即便是年輕的建築師事務所也可以通過差異化的系統參與到公共建案的公開競圖中。
評審團中的大多數是建築的使用者，管理者以及政治家，而建築師則只佔其中的少數。因此，人們對建築功能、娛樂以及成本效率的考量總是優先於建築的形式表達。能效、分區以及安全規範也比城市文脈和歷史參照來得更為重要。這個檢驗和制衡的系統使這裡的建築產生了同質化，對大型建築物來說更是如此。除了少數的特例之外，建築上幾乎沒有大膽的創新，也沒有供實驗性建築發揮的空間。從國外到訪瑞士的遊客常常會感到驚訝，儘管這個國家擁有著財富，擁有著建築行業的高標準以及許多優秀的建築師，但卻只有很少特別的大型建築。這個富裕而信奉卡爾文主義的國家，似乎對他們的明星建築師所創造的建築，沒有多大興趣。
另一方面，有效的評審制度使年輕的事務所也有機會接觸到一些中小型項目，並獲得突破主流的機會，這些項目主要集中於教育領域。Karamuk Kuo Architects正是成功從這一機制中脫穎而出的事務所之一。在建築項目中，他們接受給定的標準並努力「滿足」客戶的需求，同時不忘推進建築學科的發展。
類企業型教學空間：維登中學
在Karamuk Kuo Architects 實現的第二件作品，位於拉珀斯維爾-尤納（Rapperswil-Jona）的維登中學與體育館（The Weiden Secondary School & Gym）中，這一令人稱道的發展方向得到了很好的體現。
和阿多夫一樣，這座中等規模的小鎮發揮著樞紐的作用，得益於良好的鐵路交通和實惠的房價，而獲得迅速發展。阿多夫和拉珀斯維爾-尤納都是瑞士近年來小型村鎮融合的產物。（自千禧年以來，瑞士的自治城鎮數量大約減少了三分之一。）村鎮融合的驅動力來自於行政和服務的優化，在這樣的趨勢當中，學校顯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建築位於小鎮邊緣的一片規劃混雜的地塊中，這裡有工業建築、倉庫、住宅以及體育設施，本次設計的中學是作為對早前校園建築群的補充。Karamuk Kuo Architects決定通過一座單一形體的大型建築完成對現有校舍規劃的補充，再通過一個連接性的廣場，將其定義為一座小型校園。其中最具策略意義的決定是將體育館納入學校的量體之中。
在普遍的認知裡，體育館只是一座獨立於學校其他部分而存在的功能性構築物 – 或是會把它放置在建築的最頂層，比如克里斯蒂安‧克雷茲（Christian Kerez）的標誌性作品洛伊申巴赫學校（Leutschenbach），於納爾‧卡拉穆克（Ünal Karamuk）曾與他共事過幾年。
在維登中學中，體育館部分沉入了地下並完全被學校包圍，搖身一變成為了建築的重心與多功能核心，兼具體育館以及活動廳的功能，可供學校或小鎮舉辦大型活動時使用。木飾面的運用為體育館的大空間帶來了卓越的聲學效果，並提升了館內整體的空間品質。攀爬桿和體操環等設施則被放置在了視線以外，因此在慶典儀式期間，不再需要特意隱藏，而在體育課時，只需輕鬆降下便可使用。
從建築外部可以望見體育館，同時，體育館在內部也向教學樓打開。和阿多夫的幼稚園一樣，建築師再次將大進深平面視作一次可以帶來意外收穫的機會，而不是一種設計上的障礙。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大進深的平面…..說不好會更好還是更壞。不過，它們確實創造了一種小小的機會」。即使是通往地下更衣室和工作室的空間，也就是一般的教育建築中最陰暗的部分，在這裡也經過了精心設計，顯得精緻而勻稱，給人一種獨特的空間體驗。
設置在一層的教師辦公室與會議室顯得寬敞而明亮，具有半公共的外觀特質。教師在開會時可以觀察到操場上的學生，而學生也可以在休息時看到他們的老師。建築的門廳既是公共活動空間，也是一座像阿爾夫的幼稚園那樣的舞台。到達這裡的訪客既可以選擇前往會議室，透過全景式的窗戶俯瞰身下的體育館，也可以選擇通過狹窄的樓梯走到樓上。
樓梯間是一個如雕塑般經過精心雕琢的混凝土空間，將學生們吸引至上層空間。樓梯間太過狹窄、陰暗，故不適宜停留，但卻鼓勵人們短暫的相遇，擦肩而過後，又再繼續快步前進。在這裡，樓梯並非被縮減成了一種服務空間，反而是整座建築中最具戲劇性的本質部分。這讓人想起奧斯卡‧施萊默（Oskar Schlemmer）著名的《包豪斯樓梯》（Bauhaustreppe），繪畫中描繪了學生上下穿行於包豪斯樓梯的畫面，樓梯於是成為了偶遇之地的象徵，同時也成為了一種教育的隱喻。
來到上層以後，樓梯剛才所發揮的作用就會變得十分明晰。當走出黑暗狹窄的混凝土空間後，眼前所見的上層空間顯得比實際更大，更高，也更明亮。就像是一出經過精心編排的戲劇，學生和教師將會在這裡體會到一種強烈的空間對比。在此，每個手勢，每個動作都變得富有意義。這個寬敞的公共空間中設置了四個內庭院，院內種滿了植物，周圍配有精緻的家具。公共空間連通了各個教室，教室透過大面積的窗戶採光，均十分明亮。由於疏散通道均沿著陽台延伸佈置，整個室內空間均可自由地使用。
這個空間的外觀和氣質給人的感覺不像是一座中學，而更像是大學，或是智慧型企業的辦公室。學生被當作成年人看待，而教師則像是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沒有任何一處地方會讓人聯想到大多數學校建築中的那種嚴肅的紀律空間。
在這裡，牆壁沒有故意刷上黃色的保護漆，以保護它不被弄髒或畫滿塗鴉，沒有塑料做的燈，也沒有堅固的金屬家具，以上都是在同類型的學校建築中十分常見的。相反，精緻的牆面，木材的運用，淺灰與深灰體現的細微用色，有著植物和花園椅的玻璃庭院，所有這一切都在表明，學生將被賦予相當程度的責任，與此同時，他們的付出也將會獲得足夠的尊重。
就像阿爾夫幼稚園一樣，均衡的聲學設計營造了輕鬆的氛圍。整座建築始終在鼓勵人們留意細節之處，不僅要聽見聲音，還要互相傾聽。
網格中的博弈：洛桑國際體育研究院
洛桑國際體育科學研究院（International Sports Sciences Institute in Lausanne）的方案比之前的幼稚園和中學項目都更為複雜。通過這個項目，Karamuk Kuo Architects進入到了一個充滿挑戰的建築領域，同時也對學科本身發起了巨大的挑戰。項目要求將數個不同的機構集中在一個屋簷下，其中包括辦公空間，學習空間和休閒空間。
在城市規劃的層面上，它應當連接到洛桑大學的校園，那彷彿是一座由眾多獨立建築點綴而成的公園，可以欣賞到日內瓦湖的壯美風景。這座建築取名為「辛納特農」（Synathlon） – 校園內所有建築都有自己的名稱 – 建築也因此具有了紀念性，在功能上作為整個校區的大門。大學園區毗鄰洛桑聯邦理工學院，是迄今為止瑞士最壯觀的大學校園。
然而，這種紀念性隨即就與建築輕盈和脆弱的形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走近洛桑的這棟建築時，它給人的第一印象就像是一座亭子，正如阿多夫的幼稚園一樣。整座建築似乎漂浮在周圍環境之上。一個巨大的無重力量體，擱置在一片薄薄的基座上，看起來幾乎就像是離開了地面。通高的玻璃和纖薄的混凝土樓板創造了一種透明性，同時加強了輕盈的意象。再一次，建築向訪客敞開了懷抱。一個緩緩的坡道將人們引導至建築中，完成了室內與室外順暢的無縫連接。
穿過入口區域後，來訪者將被一個挑高五層的巨大中庭所震撼。建築師打造了一個由天窗構成的「多孔」中心，而不是在建築的中心圍出封閉式的庭院，或僅僅是將其用作容納服務設施的核心。中庭由一系列室內平台組成，來訪者一眼就能辨認出自己所在的位置，同時瞭解到建築各個單元的空間組織。
建築外部採用了木材和玻璃，看起來相當素淨，而內部則採用了裸露的混凝土牆面，充滿了變化與對比。很顯然，這是一個供人們相互交流，相互溝通，相互觀察的空間。外部公園所賦予的安全感和自由感在建築的內部得到了加倍的體現。
對這兩位建築師而言，承接辦公建築的項目不僅是為瞭解決客戶的問題，同樣也是為了展開有關辦公空間，工作以及表達等問題的討論，相關的討論自19世紀後期以來一直縈繞在建築學科之上。他們說：「辦公建築的設計和全新建築範式的探索就像是一場遊戲：在通用和特殊之間，在網格空間帶來的經濟效益與特殊空間帶來的附加價值之間，在最大化用地面積的渴望與創造優質環境的責任之間，來回博弈。」
模型推敲，洛桑國際體育科學研究院
建築中的一項細節揭示了這種模糊性。在一層，人們會看到一根略顯突兀的柱子。雖然它屬於結構網格中的一部分，但看起來卻像是獨立的，與其他的柱子均不相同。這似乎是對朱塞佩‧特拉尼（Giuseppe Terragni）建於科莫的法西斯宮（Casa del Fascio）中那著名的柱子的致敬。幾乎所有的混凝土結構均使用了大理石進行覆蓋，唯獨黨秘辦公室中的一根單柱保留了混凝土的原始外觀。似乎只有他應當看到建築真實的本質，真正起到支撐作用的力量。在「辛納特農」中，Karamuk Kuo Architects似乎在提醒著我們，即便是看似非物質的辦公空間，仍然是依託於一個堅實的結構框架。
非物質勞動
正如前文所述，Karamuk Kuo Architects感興趣的並不是工廠留下的廢墟。他們關注的是工廠是如何建構的，設計者是如何通過方案上的偶然性來呈現建築趣味的，以及，與工人相關的空間關係是如何組織的。「『快樂』、 『玩耍』等一系列在過去被視作與工作相違背的概念，正逐漸融入到工作中，對辦公建築的空間演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麼在今天，工作的本質到底是什麼呢？」（Jeannete Kuo）
理論家保羅‧維爾諾（Paolo Virno）、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及毛裡齊奧‧拉扎拉托（Maurizio Lazzarato）曾用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的概念討論過工作正在發生的轉變。
拉扎拉托將「非物質勞動」定義為生產商品的資訊內容與文化內容的勞動。非物質勞動出現於20世紀70年代初，他寫道，伴隨著去工業化和自動化的生產重組而誕生。非物質勞動不僅影響著勞動力的構成、管理和監管，還影響到「知識分子及其社會活動的角色和功能。」他認為，它「首先創造的是一種『社會關係』（一種創造、生產和消費的關係）」，正是這種關係將兩種不同的勞動區分了開來。
《義大利的激進思想：一種潛在的政治學》，邁克爾‧哈特、保羅‧維爾諾（編輯），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年；毛裡齊奧‧拉扎拉托在其中的一篇文章《非物質勞動》中提到：「一方面，關於商品『資訊內容』的生產，直接涉及到工業和第三產業的大企業中，工人的勞動過程中所發生的變化，在那裡，直接勞動所需的技能將越來越多地涉及到自動化和計算機控制。另一方面，關於商品『文化內容』的生產，非物質勞動涉及到一系列通常不被認為是『工作』的活動 – 換句話說，這類活動參與界定和修正文化與藝術的標準、時尚、品味和消費者規範，如果從戰略高度上來說，則是有關公共輿論的引導。[…] 概念與執行，勞動與創造，作者與受眾之間的界線，在勞動的過程中被同時打破，卻又在「增殖的過程」中作為政治指令而被重新推行。」
這種從工業生產勞動到資訊處理勞動的轉化也涉及到主體性的投入。正如他所說：「工人應該成為協調各種生產功能的』積極主體』，而不是簡單地受制與服從於命令」。主體性因此成為關鍵因素，它是非物質勞動的「原材料」，並因此而催生了一種內在的壓力，這是因為，我們都必須具有主體意識，成為活躍的消費者和傳播者。
在這個全新的勞動領域中，沒有「外部」，沒有隱私，也沒有可供娛樂的休閒時間。傳統意義上的私人生活與工作之間的界限已經消失，因為「非物質勞動產生主體性和經濟價值這一事實，同時也表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是如何入侵到我們的生活中，並打破經濟、權力和知識之間所有隔閡的」。最終，拉扎拉托強調，「非物質勞動」本身是建立在一種直接的集體形式之中的，我們也可以說，它只以網絡和流動的形式存在。」
而卡拉穆克‧郭建築事務所（Karamuk Kuo）設計的校園建築擁有舞台般的特質，它們的出現為有關勞動力轉型和工作空間演變的討論帶來了強有力的貢獻。
參考文獻：
1.《一種典型平面：關於辦公建築的特徵、靈活性與氛圍研究的建築作品與論文集》（A-Typical Plan: Projects and Essays on Identity, Flexibility and Atmosphere in the Office Building），珍妮特‧郭（編輯），蘇黎世：Park Books出版社， 2013年
2.12 毛裡齊奧‧拉扎拉托，《非物質勞動》，收錄於《義大利的激進思想：一種潛在的政治學》（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 politics），邁克爾‧哈特、保羅‧維爾諾（編輯），明尼阿波利斯：明尼蘇達大學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6年
Jeannette Kuo簡介
Jeannette Kuo 於1999年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獲得藝術學學士，2004在哈佛大學獲建築學碩士學位。2016年起在哈佛研究生院任助理教授。Ünal Karamuk 2002年在克里斯蒂安·凱雷斯(Christian Kerez)的指導下畢業於 ETH 蘇黎世聯邦理工大學，曾任職於SOM, REX, OMA等公司。現在ETH克雷茲教席授課。
作者Philip Ursprung簡介
Philip Ursprung，1963年出生於美國巴爾的摩（Baltimore），現任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藝術與建築史教授。曾編輯書籍《赫爾佐格與德梅隆：自然的歷史》（Herzog & de Meuron: Natural History），《卡魯索‧聖約翰建築師事務所：幾乎所有一切》（Caruso St. John: Almost Everything）。最近出版的著作有《隔閡與聯繫：關於建築、藝術與經濟的論文集》（Brechas y conexiones : ensayos sobre arquitectura, arte y economía）等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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