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築師與設計人

準建築人手札網站收到一封來自 Populous 建築設計和總體規劃顧問公司的信件，主要內容在於澄清之前媒體報導關於「游邑建築師主導設計了倫敦奧運場館」都是錯誤的；雖然信件中所描述的名字是「遊邑」，但其指涉的文章內是「游邑」，猜想是該公司的中文在繁體與簡體之間無法分辨清楚，因此才出現此一問題。

羅曜辰描述了他如何因為一場演講被林友寒所吸引。當時在東海大學，林友寒的演講對他產生了深刻印象。羅曜辰鼓起勇氣與他交談後，受到林的鼓勵和建議，決定完成服役後前往德國工作。雖然在德國的初期，羅曜辰在建築設計上面對了許多挑戰，但透過不斷學習和體驗，他慢慢地成長並開始明白建築設計的真正意義。與林友寒的交流和指導，以及觀摩世界知名建築大師的作品，都為他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和啟示。

阮儀三教授總在途中，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不到1米65的個頭，常常帶著病痛，卻有使不完的勁兒——從上世紀60年代到今天，整整50年，一頭紮進了中國古城古鎮的保衛戰。 1961年畢業，阮儀三留在同濟大學，並在最初的4年裡協助董鑑泓教授完成「中國城市建設史」課題。他跟隨董教授走遍中國100多個城市，中國古建築之美深深震撼了他。然而，到了80年代初，他被國內大規模的拆城驚呆了！這份痛心如同1958年看到蘇州拆掉兩千年古城牆一樣。那時，還是學生的他跟隨老師前去勸阻，得到的回應是「那是拆封建主義圍牆，北京不是拆了嗎！」「那是春秋時代的寶貝啊！不可復生。」阮儀三回憶起這段歷史，至今心痛。 保護平遙 推土機開始了轟鳴，阮儀三則開始為保護各地古鎮古蹟不停奔走。1980年阮儀三來到山西，著名而珍貴的大型票號古城「介休」、「忻縣」等全被毀了，只剩平遙。而那時平遙也在拆：古城被拉開了幾百米的口子，180幢明清建築要被拆掉。阮儀三直奔當地政府部門，可是沒人理他。他於是找到省建委主任，並當場承諾：「只要停工一個月，我們就可以免費制定建設規劃，幫助實施」。隨即他帶領12個學生在平遙搞測量做規劃，又將當地文物保護和技術人員請到同濟大學免費培訓。同時他還請國家城市規劃和文物保護部門的權威人士和省政府主管部門負責人到平遙考察，從而爭取到了保護經費。時任建設部總顧問的鄭孝燮和文化部文物處處長的羅哲文十分激動，在阮儀三的規劃書上寫下「這是刀下留城救平遙」的批文——規劃書被山西省建委批准了。平遙古城就這樣被保了下來，之後和麗江古城同時入選世界歷史文化遺產，開創了中國規劃保古城建新城的先河。 保護周莊 阮儀三第二個精彩之作是保護周莊等6個江南水鄉。80年代的江南，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村工業化浪潮，地方政府拆橋毀房，填河建廠……江南水鄉一片狼藉。阮儀三心急如焚地來到水鄉宣傳保護理念，阻止拆毀，卻被當地官員當作瘟神趕走。那個年代，根本沒人相信破破爛爛的古鎮可以靠旅遊賺錢。無奈之下，阮儀三另闢蹊徑。一個畫畫的同事告訴阮儀三，蘇州的周莊是靠搖船進去的，很窮，很美，沒有工業項目。阮儀三覺得有門，帶了30名學生直奔周莊，把老街區全畫了下來，一一規劃，不但免費，還將學校5000元科研經費直接匯入周莊，作為保護經費。那時，5000元可是很大的一筆經費！ 1986年周莊等6個古鎮終於實施了阮儀三的規劃，1995年起，古鎮旅遊業漸漸興盛，2000年以後古鎮旅遊帶動了經濟，一個鎮一年收入好幾億元。以周莊為首的6個古鎮成了旅遊大戶，走紅全國，確立了「保護歷史文化遺產，保護自然人文環境，發展旅遊振興農村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全新理念。 古運河調查、三國古城保護、上海外灘保護、蘇州河保護……阮儀三不僅向社會發出呼籲，還拿出調查報告、規劃措施，身體力行地參與其中。 「中國的建築文化和建築元素，是中國城市發展的根基和營養，不能搞成歐陸風情。比如上海應儘可能多地保護石庫門建築。只有這樣，才能保留中國未來城市的歷史命脈和肌理，才能成為世界獨一無二的美麗城市，成為與保留了15至18世紀風情的比利時、盧森堡有同樣魅力的世界文化中心。」阮儀三說。 這份使命感和多年來的保護成果，讓阮儀三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頒發的「亞太地區遺產保護傑出成就獎」。一個有使命感的專家，用一生奮鬥引領著自己研究的領域，並代表著一個時代。阮儀三就是其中之一。 說到中國與「世界文化遺產」，阮儀三是個不可或缺的人物。這位同濟大學的教授，「刀下留城救平遙」，終於讓平遙這個太原附近的小小古城，成為全人類注目的「世界文化遺產」。作為一個把中國歷史名城當作研究課題的學者，阮儀三有太多的幸運、太多的可以有作為的地方。他有機會樽俎折衝，一個人推翻一個「從洛陽穿過隋唐故城遺址開路，直達龍門石窟」的荒誕決策，還有周莊、同裡、烏鎮這些珍貴的古鎮，竟然都曾等待一個名叫阮儀三的人來一一保護。阮儀三不得不因為保護古城而成名。雖然，他其實幹得不該是「刀下留城」的活。他是一個書生，可時代需要他做一個戰士。這是一個錯位，正是這一錯位，使阮儀三成為一個大人物。中國歷史上有許多這樣不可或缺的人物，因為中國的事情太多，也太難辦，因此必須有一些人挺身而出，這些挺身而出的人，被魯迅稱之為「中國的脊樑」。正是因為中國纔有了脊樑，中國的偉大文明，纔得以傳薪與光大。 阮儀三為什麼有這麼多機會，這麼多幸運呢？因為眾人皆醉君獨醒。有著太多文化傳統的中國人，往往忘記了「我從哪裡來」這個最古樸的命題。大家都以為看到了未來，可惜大家都忘卻了過去。 大家都以為我們「先前闊」，於是仔賣爺田心不疼。可昨天不會再來，昨天湮沒了不會再生。這個世界，不少人想錢想瘋了，突然發現打起文化的旗旛可以賺錢，便以為賣了昨天便會有明天。由此，一些有良知的文化人，有了報效祖國的機會，譬如阮儀三。其實不說阮儀三那樣的大文化人，便是像俞星偉那樣不起眼的普通人，其實也是有著文化良知的。俞星偉把自己精心收藏的數百件史前文物捐獻給當地博物館，當地文物部門認定這不能屬於「捐獻」，而是「主動上交」。因為俞的收集出土文物的行為，已違反了我國現行的「文物保護法」。當地部門認為，文物離開了原先的出土環境，已失去重大的研究價值，而正是俞的「購買」，文物纔會離開土地。看來真理總是掌握在有關部門的手裡。隻是人們也要發問，有關部門食得保護文物的俸祿，為什麼總是讓俞星偉們屢有購買的機會？文物客觀上已經離開了大地，作為公民是把它收集起來一起交給國家好，還是讓它無家可歸的好呢？爭論「捐獻」還是「上交」已沒什麼意義，盜賊不會因為你不說「捐獻」，便會罷手。打擊盜賊之劍，可是握在當地部門手中的。說阮儀三，提到俞星偉，隻是想說對文化的崇敬之心，人皆有之，這是中國文化得以傳薪至今的真正秘密。 然而，我們並不希望總是出現阮儀三。因為阮儀三再三挺身而出，說明保護文化遺產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保護文化遺產的職能部門，其實都應該是阮儀三。保護文化遺產應該是一件順理成章、婦孺皆知的事情，應該是一個共識。阮儀三應該做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學者，而不該讓他老是扮演戰士。我們的傳媒在報導阮儀三時，傾注了激情和感動。譬如看《三國演義》，長 坡一役，明明是劉皇叔一敗塗地，可書中隻見趙子龍單騎救阿鬥的如何了得。我們的報導，也有這樣的傳統。歌頌了阮儀三，舒了一口長長的英雄氣，然而，三年、五年之後，仍然隻有一個阮儀三，中國的文化遺產保護，到哪天纔可以真正無憂，真正做得完善呢？ 記者：在首批「全國十大歷史文化名鎮」中，有5個鎮的保護規劃是你的手筆，包括山西的平遙。有個故事很傳奇，說你「刀下留城救平遙」。 阮儀三：上世紀80年代，平遙和別的地方一樣大興土木搞發展，拆除很多建築。我到平遙一看，當地扒開了城牆，一條大馬路開進去，開了180米，拆掉30多幢明代建築、100多幢清代建築。我找到山西省建設委員會領導，要求給平遙做規劃，保護古城。但光有規劃也不行，還要有錢。我阮儀三一介講師，人家不拿你當回事。我就直接上北京，找相關的領導。確定保護規劃後，先撥款子修城牆，第一筆是8萬元，別小看這8萬元，它相當於現在800萬元。 記者：當初有很多古鎮和平遙一樣獨具風格吧？ 阮儀三：對，周圍的太谷、祁縣、忻州、介休，都跟平遙一樣。平遙和太谷就是姐妹票號城市，當時，太谷比它規模還大，完整的城牆，完全的鐘鼓樓，完整的孔廟，完整的各種各樣的壇廟，很多保存很好的民居。就在上世紀80年代，我眼睜睜地看著這個城市被扒掉，拆掉舊城建新城，大馬路開進去，汽車通進去，似乎現代化了。 記者：一提建設，就是推倒重來。那麼當年是怎麼讓平遙政府聽從你的規劃？ 阮儀三：山西省建設廳規劃處的處長是我們同濟大學的，通過他去找山西省建設廳的廳長，當時叫建委主任，這位孫主任就說，行，既然你說規劃不好，平遙拆又拆不下去，那就暫時不要拆了。當時房子已經拆掉幾百幢閣樓了。說做規劃口說無憑，我就回來帶了十二個學生過去，做了規劃之後，我知道這樣光說還沒用，就直接上京，找權威的人羅老（羅哲文）和鄭老（鄭孝燮），那時羅老是國家文化部文物處處長，手上管錢，鄭老是建設部總工程師，他們同時是全國政協的常委，我就叫他們去，因為我阮儀三當時一介講師，人家不當你是回事情，我拉了他們去看，他們一到，省長也出來的，那麼才定下來，按照我的這個規划去做。我就把那些寫下來報國寶單位，就是城牆、鄭國寺、雙林寺，先撥款子修城牆，第一款是八萬，相當於現在800萬，古城就按照我的規劃新舊分開，裡面也要更新，但不可急。平遙為什麼能保下來？提高人的意識是關鍵，我貼錢辦了培訓班，讓那裡的官員來同濟大學學習，這些學生後來都成了我的心腹，那邊有什麼情況他們都會和我說。 記者：當年你開始著手做平遙規劃時，經費是多少？ 阮儀三：沒有錢。還借了三千元去。回來還是用教授經費慢慢的還的。我每年進行的全國各地古城調查的經費花掉一輛小汽車的錢。 記者：這是你自己的錢，還是學校的經費？ 阮儀三：是我自己貼錢的，每年在這個項目上花去15萬元到20萬元之間，所以我買不起房子，現在學校的房子我和老伴兩人也夠了。 記者：學校撥有調研經費嗎？ 阮儀三：沒有，零。這個很可悲的，我們國家不把這種調研當作科研。但我覺得很有價值，現在為止已經做了50個，做好了就把材料上報。我上課不止講保護也講發展的。 記者：那你的調研有經費嗎？ 阮儀三：沒有。政府沒給我，學校也沒給我，完全是我自己貼錢做的。 記者：還自己貼錢？ 阮儀三：在做平遙規劃的時候，為了培訓當地官員，就把他們請到同濟大學來學習。住宿費啊、講課費啊、帶他們去參觀的支出啊，都是我自己貼的錢。1984年、1985年兩年我辦了3期培訓班，雖然很成功，但也借了上萬元的債，5年才還完。

大學部各年級設計課各組代表 向全系發表演示本學期的設計

台灣出生、美國成長、中國發展的中生代建築師溫子先，將以獨特的中西文化背景帶領頂尖跨國團隊，回到故鄉的畫布上，打造屬於歷史的建築標的。

台北101曾是全球最高摩天大樓，王重平憑此攀上建築界巔峰。其子王禮文繼承父業，與父親共同打造藍海紅樹林建案。他們不但能夠在工作中相互扶持，也可以在生活中共享親情。從台北101到麗江度假酒店，父子聯手跨越世代，共同開創更為永恆的建築傳承之路。

藤森照信不僅是建築史學家，更是建築作家。這對許多單純從事建築創作的建築師來說，似乎是件不易理解的事。1991年，藤森的「神長官守矢史料館」使他入選了日本建築設計界的「建築學會作品獎」，然而因為他也是評論家和史學家，一些評審認為他應當是評審而非參賽者。不過，藤森從此告別筆墨，開始以建築作品為歷史做紀錄。他隨後完成了多項知名作品，並於2006年代表日本出席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同時，石山修武教授將藤森與知名美國建築師Lous I. Kahn相比，儘管他起步較晚，也可以展現出獨特的創作。

Paulo Mendes da Rocha是巴西最具國際影響力的建築師之一，曾獲得密斯獎、普利茲克獎及威尼斯雙年展終身成就金獅獎。他於1954年畢業於巴西麥肯錫教會大學建築學院，並在聖保羅大學任教多年，因軍政府統治被辭退十多年，1980年代巴西民主化後重新執業。Mendes da Rocha以其粗糙暴露的混凝土建築風格聞名，他的設計強調結構與光線的巧妙融合，展現出詩意的公共空間。他的作品體現了聖保羅粗野主義，注重社會性與城市公共性，並在國際建築界享有盛譽。他曾說，真正的私密空間只存在於人的思想之中，這是理解其設計理念的重要關鍵。

交大建築所所長張基義教授，十年來遊歷世界各國，足跡遍布五大洲，他將觀察到的建築特色、人文風情拍攝、紀錄集結成《當代建築‧觀念美學》一書，7月底出版。誓言十年內出版十本建築結合生活美學相關書籍的張基義，其實是希望能將建築的創意及美帶進每個台灣人的生活中，為此他還在交大大學部開設通識課「建築概論」，讓非建築系學生知道，建築不是工程，是創意。

劉宛育的求學過程讓我們看到，台灣建築圈有許多這樣的人，不斷充實自己，挑戰傳統的教育思維，試著去讓台灣的環境變得更美好，以下是劉宛育與網路上的朋友分享，她的建築之路及作品集。

淡江大學建築系畢業後，在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取得建築碩士，林聖平繼續赴美深造，目前正在Sci-Arc(南加州建築學院)攻讀建築碩士，在此與大家分享他一路走來的建築學習歷程及作品集，作品集分為兩部分，第一部份是申請 Sci-Arc 時的作品集，第二部分則是在 Sci-Arc 第一年的設計。

本文收錄於阮慶岳 編著之《建築師的關鍵字》/ 田園城市出版 阮慶岳：作為中國開放後第一批投入現代建築運動的先鋒，你覺得除了自我的目標外，你對這樣大時代背景下的自我角色，有怎樣的想像與期許？ 王澍： 中國人多地少，土地資源已不堪重負，那麼，當下洶湧的城市擴張是否應該停止，轉向已有城市範圍。用填補改造的方式增加城市的密度與活力。在一塊郊區空地不 受太多限制的設計建築，與在已有城區以差異性共存的方式填補建築，建築學所面對的問題相當不同。以這種立場，「中國」問題，即使只是建築問題，都是不能抽 象概括的去問答的。 中國最有魅力之處，在於它的宏大整體是由如此之多差異性的地域與生活方式構成的。所有關於「中國」問題的簡單問答，猶 如在中國關於「西方」問題的簡單問答一樣，無論是先鋒的還是非先鋒的，無論是現代指向還是傳統指向，攜帶著「全球化」時代的「全球標準化製造」的巨大力 量，都是對維持真正的地域性差異的威脅。在這樣大時代的背景下，我現在所做的工作可以稱之為對差異性的捍衛。我把工作室叫做「業餘建築工作室」，也在於針 對全球標準化製造背後的簡單專業化，對真實的、自發的、差異性的生活與工作方式的捍衛。 阮慶岳：你認為中國當代建築，與世界接軌的情形如何？對其雙方間互動的後續發展，你會怎樣預估？ 王澍： 「中國當代建築與世界接軌」，我以為是一個假問題，儘管中國有幾代建築師為這個假問題努力奮鬥過。這個問題的發生，源自上世紀初，在中國以西學的方式建立 近代建築體制。即使對中國傳統建築的研究，也以彼時西學的方式進行，但我以為，傳統中國的建築學，實際上是和我們今天熟習的建築學完全不同的一種建築活 動。這種活動的本質，在於其對自然的敬重與順應，遠比我們近日熟習的建築學更加優越。但它現在只殘存在中國農村地區工匠手中。這幾年我的建築活動，即在於 當這種活動如何面對當代的建造體系，促成其自然的演變，讓一種被貶損了一個世紀之久的價值觀活生生的復活。我發現，這不僅是中國一國的問題，在世界各地， 都有建築師在做類似的事情，對所謂中國建築如何與一個抽象概括的「世界」接軌我毫無興趣。但我能體會到，世界各地有一些類似的建築師，在堅持做捍衛差異性 的事情。這或許能匯成一種潮流。 阮慶岳：同時身為教育者，你如何看待中國高等教育的現況？建築教育呢？ 王澍：中國的高等教育，由於現實的壓力，事實上已形成重科技、輕人文的傾向，建築教育也是如此。我一直強調，在做一件事之前，一個人面對世界的態度是最重要的。塑造並不斷反省這種態度，是教育的根本，對掌握知識的數量相比，思考的品質與方向要重要得多。 王澍：站在地域文化的背景下，你如何評判現代建築運動所主張的「現代性」的價值？ 阮慶岳： 現代性大概是全球先後這二百年來，都必須或正要面對的事情。像一場瘟疫、夏日雷雨與陣痛，或甚至是一種對未臨救贖的承諾，有其必然性也無可避免。華人世界 眼下其實正在這漩渦中心，如何應對，會決定她自身未來的命運，也會間接影響這個世界的走向。我們太輕易就以為建築的現代化就等同於全盤西化，以為現代性必 來自於科技，而近代科技又是由西方主舵的；這建築觀點裡，同時有著因過度相信科技，因此對文化與歷史的否認，對人與人、地與地差異性的忽視。建築的現代性 歷程，此刻依舊坦蕩蕩繼續前行，但也正待批判與反思，譬如科比意的觀念影響下的現代都市，就應重新被檢視。而且我認為真正的現代性，不應有單一的全球標 準，不管它始自何處，但最終的答案，依舊埋藏在自身文化與社會結構的深處。 王澍：你是否真的以為，一個地域的建築必須與「世界」接軌。這個世界指的是什麼？ 阮慶岳： 我不覺得一定是「必須」接軌，但卻是無可避免的挑戰。我們本來並不用思考「我是誰？」這樣的問題，當異己者出現時，這問題必會出現，而如果異己者具有對 「我是誰？」的威脅性，那這問題就必須被認真思索，答案不必然是對抗，只是思索是必然，也應去正面迎對。接軌是一種自我定位的方式，需要調整、思考與作 為。譬如閻錫山當初為了保全山西，決定採窄軌火車，讓其他區域的火車開不進來，就是一種接軌的態度。 所謂的世界，我覺得就像以前人說的江湖，那是一個人可以意識得到的極大社群範圍，因此世界是什麼，因人的意識而異，恰如江湖一般，通常指的是自己以外的意識可及處。但我喜歡江湖這字眼多於世界，因為江湖有著世界所沒有的某種模糊氣，一種朦朧難以捉摸的抽象個性。 阮慶岳：關於你提及的「針對全球標準化製造背後的簡單專業化，對真實的、自發的、差異性的生活與工作方式的捍衛」，我極為贊成也喜歡。可以具體舉例說明一下目前你的作法是什麼嗎？ 王澍： 在我看來，全球標準化製造時代是一個人人都以為自己和別人不同但恰恰人人都相同的時代，因為就人的生存而言，簡單專業化，意味著人在生活中原本要做的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