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g: 台灣建築師執業

這是一個必須以現在進行式來談論未來的時代，因為事情總是變化太快，未來隨時搶著來，過去還來不及走，現在被擠壓得喘不過氣來。 所以我覺得我無法以「過去人」的身分，來跟「未來人」的你們說話，這個世界已不容許我做一個「未來」的局外人了。 我想我們更像是一起走在未來已鋪起的路上，準確地說，我們已經踩著「未來」上路了。

作者：阮慶岳 2009年三月間，十名中壯派建築師組成了「新建築連線」，參與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第十五屆理事選舉，結果一人當選，其餘皆高票落選（據了解，支持者中有多數年輕 族群建築師）。然而，這事件不僅未引發任何媒體的注意，在建築專業圈也如石子入水，漣漪波瀾逐漸平靜無波。我覺得這次意圖以群性力量改革公會體質的作法， 雖或算是失敗的運動，其實有著值得深深思考的空間，與認真回顧其意義何在，甚至歷史位置點為何的價值。 來看看所謂的「新建築連線」吧！這個為此次選舉而臨時編組的團體，隱約可見出與2006年成立的「建築改革社」，以及其前身的「九二一新校園運動」間，脈絡相承的延續關係。 這幾個具改革與理想色彩的運動，若再加上更早的「宜蘭厝」等活動，大概述說出來90年代以降，肇因於時代大環境的呼喚（1987年解嚴後，台灣社會因應民意而起的劇烈內化改變），建築界對自身必須改革的正面回應。 這部分恰如王俊雄在〈弱專業〉一文所 指：「1990年代中期之後，當專業改革已成為台灣社會一股重要的反省力量，如司改會、醫改會等的成立與普遍獲得社會認同，遲至2006年才成立的建改， 其實僅是凸顯了建築專業界的自省不足與改革力道的薄弱。本文的論說，主要在分析建築專業在台灣之所以變成一種弱專業，主要來自專業者失去了知識份子的獨立 自省立場，忘卻了專業最重要的其實是作為『公共人』的角色，因此才會不為所在社群所敬重，才會在建築師專業制度已在台灣施行超過60年的時間後，還會遭受 社會形象不明之恥。」 外在與內在條件似乎具足，「建築改革社」正式由呂欽文、徐岩奇、曾旭正等人號召，並獲得了學界吳光庭、張基義等，實務界邱文傑、黃建興等的積極響應，及漢寶德、夏鑄九、蔣勳、南方朔任顧問，陳邁建築師為社長，陣容堅強。成立宣言這樣敘述： 「『建築專業改革合作社』以團結所有關注建築發展的社會力量為任務，期望透過集體的行動來改變現狀，讓建築專業回歸公共利益，重建其應有的尊嚴。具體而言，合作社的宗旨在於團結熱心人士，以活潑創意的行動，來『宣揚建築文化』、『改善執業環境』以及『提昇建築教育』。」 從成員背景與宣言內容，可見出主要想挑戰的面向是社會形象、專業環境與教育改革，算是具全面性廣度及理想性格的宣告。然而建改社其後的主要作為，或因急切性程度的關係，逐漸聚焦到改善執業環境的軸線上，尤其著力於與官方主管單位進行對話，意圖從制度與法規面作改革，譬如建築師考試制度的研議、工程招標合約的合理化、競圖辦法的公正公平等。 這部分積極的參與介入，確實得到改善、但也難於突破，這固然與法規設計背後牽動的複雜性有關，也與建築專業界在社會上的發言公信力有關，另外則是「建改社」的建築界代表身份，並不能真正確認下來，尤其與有正式票選機制的建築師公會間，不免形成了曖昧的角色模糊與衝突關係，使這條向外路線的發展受阻。 呂 欽文曾在文章中描述參與協商的感受：「與公部門的研商，是很讓人有挫折感的。這些挫折不是因為建築師公會的論述有問題，而是論述背後的支撐力量不足，導致常常處於有口難言與有理說不清的境地。每次開完會，心懷著挫折感，走出會場時總是會問自己，那些機關講的是不是有道理?!談判的雙方為自身爭取最高利益， 同時以各種方式扁低對手雖然是很自然的事，但針對我們的訴求，他們眼裡不經意流漏出來的類似『你們配嗎?』眼神，常是我揮之不去的陰影。」 這或是使「建改社」決心參與公會選舉的原因，自身體質與形象的真正紮實建立，才是對外時可依恃的力量源處。而這次形象鮮明的十人參選行動，確實也符合宣言所說：「期望透過集 體的行動來改變現狀，讓建築專業回歸公共利益，重建其應有的尊嚴」，意圖從公會內部進行改革，先內化再一起外化的作法。 然而選舉的結果，基本上破解了這條向內路線的發展性。這次選舉的失敗，看只是一個公會理事席位的有無，好像並不嚴重，但事實上間接的檢驗了建改社自成立以來整體路線的成敗，也見出期待建築師公會內在改革的不可信，重要性不可低估。因此，這應當也可是建改社重新定位與反省的時機點，與廣大建築專業界自我省思的機會。 我會以以下幾個觀察角度入手，從這次選舉成敗原因談起，兼論到對建改社未來走向的一些觀察與建議，簡述如下：理想/利益、菁英/公眾、改革/排他、民意/輿論、專業述求/脫離溝通性、1/10的真正執業者/9/10的分贓者、年輕建築師世代/中老年建築師世代、改革呼喚究竟有多急切？/權力與利益結合機制是龐大難撼嗎？ 青壯派建築師中，最具理想色彩與改革力道的徐岩奇，在文章〈為未來找出路〉中，有些急切的說：「目前業界不景氣，卻提供反向思考的機會，新一代的建築人需要 的是『自救宣言』，越是要堅持理想性與使命感，告別說一套做一套，才可能找到一條新的出路。」也同時對公會發出評擊：「公會若喪失理想性，也喪失對都市、 環境的論述與政策影響能力，那公會存在的意義又何在？一個創設數十年的專業公會，難免包袱沉重，但若將自己格局作小，像個利益團體，或者那真叫人失望。」 這段話語的理想性格與公義態度均具，也大概反映出建改社路線中，最讓人印象鮮明的特質，以及新世代急切期望改革大環境的意願。然而，這同時具有的理想性格與改革色彩，雖是立在真理的一方，卻可能拉離與其他既有建 築團塊的距離，甚至不覺侷限了整個運動深層、普遍化的可能；另外，對於被改革對象的界定不夠清楚，主要打擊的敵人是誰、必須瓦解的利益團體是誰，改革的優 先次序為何，一直煙霧瀰漫不明，這可能是改革者厚道個性使然（不願明指），然而這樣「眾人皆濁我獨清」的顯露姿態，反而會造成人人自危的邊際效應與危機 感，促成原本對立派系的結盟（或說換票），讓自己陷入孤立奮戰的位置。 在公會約3000人的會員裡，真正執業的可能只有10％，其他的 90％會員，參與公會的原因與誘因為何，以及新世代與舊世代間，對於述求理念中執業環境的改善，與實質會員利益的現實取得，二者間如何拿捏取捨，是值得仔 細去判斷的。這同時反應出另一個必須被評估的重點，到底建築專業界對改革的需求與呼喚，積累的能量有多強大與多飢渴？已足以對抗及瓦解目前的利益結盟狀態 嗎？建築界各群塊的民意與輿論核心，所關切的究竟是什麼？建改社是否真正掌握住了？ 我 們也可以「為而不有」來說明這次選舉的結果，因此一切皆可雲淡風清。但是，就來感知一下呂欽文在文章〈親愛的，我把建築變小了─期待建築專業者的自覺運 動〉中，略顯悲觀的看法吧：「總之，當『建築』已不是『專業』，變成和擺地攤沒什麼差別的行業的時候，我們還能期望別人尊重建築，為建築師的專屬職業範圍 講話嗎？人必自侮而人侮之，我們不要怪別人把建築『看小、看扁』了，是我們自己把我們的建築『做小、做扁』了！……如依照目前的態勢，台灣會是全世界第一 個『建築』被消滅的社會。我們需要自省，我們需要一個建築專業的自覺運動！」 確實語重也心長！ 這只是一場選舉戰役，成敗難免，再回到建改社的初衷來思考吧！當時提的三個目標：「宣揚建築文化」、「改善執業環境」以及「提昇建築教育」，過去的著力點集中在「改善執業環境」，然而這牽動到公部門配合意願，與建築公會主導權及內部共識能否凝結，目前這些都不如預料的順遂。 那麼是否可以回到另外兩個議題，從更具深耕意義的教育與社會面，來重新思考自己的著力點，把可以「畢全功於一役」的執業環境問題，暫時放棄或退回一步，回到更具普羅意義的基本面作思考，以能對更廣大的社會做對話為標的。畢竟，建改社成員的屬性，除了專業建築人外，教育背景與社會文化背景均具，且皆有關鍵的發言能力，這部分的實力反是其他建築團體難以匹敵的，可能就是最可施力的重點。 「新建築連線」的十位建築師，態度認真的以道德勇氣參與這次公會選舉，成者敗者皆值得喝采與肯定！台灣建築的改革，絕對是條漫長的路，也必是篳路藍縷步步艱 辛，絕對不必氣餒喪志。每一個建築人個體的自我立志與堅定決心，就是改革的出發處，這就如同徐岩奇在同篇文章中所說的：「不可能透過建築師從業致富，這是 我一開始投入這個工作的體認，無論是投入在公共或私人工程設計，專心提升建築設計文化，對這個環境持續貢獻專業、付出愛心，才是永遠不變的職志，與永續的...

這篇文章想問：在台灣社會，沒有建築師執照的建築專業工作人員，該怎麼稱呼？

作者：阮慶岳 七年前我結束建築師事務所營業時，為文戲謔說今後「請不要叫我建築師」。那時，深深感受到頂著這個似乎被稱羨的建築師冠冕，與在台灣生態環境下生存的現實處境之間，其實是有著極大、也極矛盾落差的。 近 日，聽聞有兩位曾得過大獎的優秀中生代建築師，陸續決定結束在台灣的營業，一個如我般轉入教職，一個決定遠赴大陸發展，聽到後有些感嘆與欷噓。台灣現代建 築的發展，從來不順遂也坎坷，這和建築本質上的與政治及資本權力密不可分自然有關。戰後到70年代中期，基本上是牢牢受制於政治力的主導，其後則逐漸屈服 於商業資本系統之下，台灣建築師的自體位置在這樣時代的輪轉下，從來未能成功自我確立。 許多台灣近代的優秀建築師，其實回看去都是埋葬在這樣與「巨人」的對抗（與臣服）的過程裡的。我說的巨人就是政治與資本，那麼勇敢的小男孩是誰呢？前者我以王大閎為例，後者則可以李祖原為例，二人皆是可敬也令人惋惜的台灣建築師代表人物，也是理想可被時代拖墜的明證。 解 嚴後的90年代，這樣對自體位置何在的省思，開始有著隱性的積極態度。當時在宜蘭以在地化為名，卻有些後繼無力的「宜蘭厝」運動，以及以弊案終了的新竹市 新建築，可視為第一波扣探。其後的「921新校園運動」，讓都會菁英建築師，透過公部門強力主導而介入到鄉村地域，引發關於美學與現代性的辯證思考，雖然 意義與後續影響仍待探討，但依舊是一次獨立也有自覺的發聲。 這群有理想色彩的中生代建築師，之後繼續成立了「建築改革社」，正式吹起革命 的號角聲，大老新秀一起站台或具名。然而，幾年下來意圖與政府主事者建立對話，從基本合理體制的改革做起，卻似乎掉入公部門優雅的太極拳迷宮，渾渾沌沌； 二個月前集體轉戰建築師公會選舉，作為另外戰線的集結處，以近乎全面潰敗收場；甚至目前仍然蔓延未明的「故宮南院案」，還牽連了部分成員。 這樣連串下來的挫敗與事件，讓人不禁有些憂心了。 台 灣的建築環境亟需改革與整頓，這是專業界與學術界明確共有的認知。而首先公部門僵化保守，似乎覺得事不干己，加上以「防弊」為主思維的遊戲規則，陷阱處 處，令有識者卻步，不敢輕易涉入公共工程；然後全球化浪潮大舉入侵，重大案子全部拱手交給國際明星建築師，有抱負且有良心的本土建築人，餘留生存空間的窄 小，絕對是難以對外人道的。 那怎麼辦呢？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建築界改革的聲音低靡，不如歸去的身影卻逐漸浮現，前景未明 而此刻渾沌。那麼，這算是建築界自己的問題嗎？是也不是，固然有些問題確實只能靠自己來解決，無他者可依靠，但是建築師並非他者，他們的角色執著與理想態 度，皆攸關我們真實的生活環境，當有理想的建築人都想撤手時，我們未來的都市與生活環境，如何再去期待呢？ 如果「請不要叫我建築師」的態度，成了建築界此刻的流感與瘟疫時，究竟會引發怎樣的長遠影響，台灣的社會可能是要留點心的呢！ （本文作者為元智大學藝術創意系系主任兼藝術管理所所長） >>相關討論 ::阮慶岳 - 請不要叫我建築師::

我不能相信的是，一個所謂肅貪的政策，落實下來，肅貪的對象竟然是最痛恨貪污的我。我想這個案子，突顯了幾個多年來我們想突破的困境，仍無突破，而且可能倒退。

我是一位建築專業者，一向以提升台灣的建築及工程專業水準為職志。故宮南院這個案子告訴所有的專業者一個明確的訊息，台灣公共工程的專業空間還是非常險惡。

作者：張基義/建改社幹事，建築教育者 不管我們喜不喜歡，台灣建築M型兩極化的特殊現象已經悄悄來臨。當台灣民間房地產狂飆，房價屢創新高，驚人的廣告預算費用匝在名模代言遠超越建築師的設計費，超炫造型的樣品屋背後卻銷售設計創意最貧乏的住宅商品。 當新校園運動與台灣地貌改造運動掀起一陣公共建築改造的曙光，但隨著政務官頻繁更替，為人詬病的採購法修法與景觀法依然躺在立法院未盡其功。工程弊案頻傳，台灣公共建築卻退回採購法的最低標，繁瑣的審議程序依然讓建築師走在鋼索上求生存。 當日本建築大師安藤忠雄萬人演講，創造驚人的台灣建築安藤熱潮的同時，僵化的學位迷失與建築師考試科舉，台灣社會似乎沒有讓安藤這類型的建築家有任何在體制內出現的機會。我們該怎麼做？才能擺脫那永無終止的痛苦感？唯有從制度面上的革新才能回歸正軌。 關鍵障礙一：二度空間的都市計畫凌駕三度空間的都市設計 台灣的城市風格過度仰賴以計量研究為主的都市計畫，都市設計亦淪為都市設計委員個人美學或偏狹專業觀點的審查。台灣都市缺乏三度空間都市設計的彈性管制，繁瑣的審查只能消極的規範平庸的建築師不要犯錯，卻也扼殺都市設計三度空間更有創意的方案。荷蘭阿姆斯特丹水岸住宅（Eastern Harbour District）為例，阿姆斯特丹市政府25年來總計動員荷蘭頂尖的160家建築師事務所與都市設計師，陸續開發8000戶住宅單位，原本鐵路、倉庫與卸貨碼頭已轉變為高級住宅區與建築觀光勝地。鹿特丹跨馬斯河的Kop van Zuid區域與當代藝術中心(Kunsthal Rotterdam)至水岸港灣的開發計劃包含5000個住宅單位、38萬平方公尺的辦公室、5萬平方公尺的休閒文化設施，以及3500平方公尺的零售空間。日本東京六本木之丘(Roppongi Hills)，東京城中城（Tokyo Midtown）計畫，都是頂尖的設計師和建築師主導的三度空間的都市設計，而非工程與計量的規劃單位主導。台灣不重視都市設計，不將都市設計往前提升至區域計劃階段平行位階，我們的城市永遠沒有機會成為魅力城市，都市中再貴的豪宅也僅是昂貴建材庸俗堆砌的結果。 關鍵障礙二：建築教育與實務嚴重斷離 台灣建築系所目前專任師資的基本結構為博士學位、非設計導向的研究型師資、無實務經驗且不准開業、學術論文或國科會計劃記點。造成建築知識支離破碎，無法成為設計應用與整合的知識。台灣專任師資永久聘任，無嚴格的評鑑制度，專任老師只要沒有嚴重違法，縱使教學評鑑極差亦獲永久聘任。美國的專任師資，任教三年一聘，六年後第三次非常嚴格的審查通過才能永久聘任。通過永久聘任的專任師資不超過總數的一半，以哈佛為例專任師資獲得永久聘任僅30%。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目前最重要的七位專任教授（非博士學位、外國族裔、設計導向的開業建築師或景觀建築師、實務經驗、作品出版及得獎）。Rem Koolhaas、Rafael Moneo、Farshid Moussavi、Toshiko Mori、George Hargreaves、Alex Krieger、Peter Rowe。建築教育要追求卓越，絕對是需要聘任一流的設計師資進入教育環境，安藤忠雄僅有高職機械科的學歷受聘於東京大學擔任教授，張永和以富有實踐經驗和探索精神的新一代中國優秀建築師，受聘至麻省理工學院擔任建築系系主任。當台灣建築教育哪一天可以脫離論文發表與學歷計量式的單一標準，設計教育才有可能正常化，培養優秀的設計人才。 關鍵障礙三：建築師考試科舉制度造成專業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 台灣建築師考試素以全球最低錄取比著稱，建築師考試制度變成另類的科舉。其結果自然將原應該投入事務所按部就班實習的年輕歲月，全部投入年復一年漫長記憶背誦的建築師考試準備。原本可以學習安藤忠雄藉由貧窮旅行造就建築人的旅費，卻轉交給實力、九樺、翰昇補習班。 黃聲遠在宜蘭田中央建築學校，與這一代努力不懈的台灣建築師或建築工作者應該可以提供剛入行的建築人，比補習班更受用的建築態度與專業知識。但實習代替補習，旅費代替補習費，在台灣荒謬的建築考試沒有改革之前，都是天方夜譚。台灣建築師考試超低錄取率可以控制建築師專業水準，以全球的標準而言似乎是背道而馳。台灣建築師考試的其他問題已在上一期的台灣建築做過深入探討，在此不再贅述。 關鍵障礙四：建築文化蓬勃發展對照建築執業環境窘困不堪 日前安藤忠雄公益演講會，現場聽講者超過萬人，熱烈的狀況直逼超級巨星演唱會，台灣建築熱潮堪稱是世界奇觀。學學文創、誠品講堂、築生講堂、真建築講堂、南方建築論壇…等建築演講活動近年來蓬勃發展，建築之旅也廣受社會關注團團爆滿。這些徵兆應該都是台灣建築已經廣受普羅大眾的關注，是應該由量變成為質變得關鍵時刻了。但是很無奈的事實剛好相反，建築執業環境窘困不堪，並未在本質上有具體的改變。近日中正紀念堂及兩廳院景觀改造工程，營建署不合理的合約、工作期程與預算金額，引起專業界發起全面抵制。當建築師公會舉辦演講、展覽等建築文化活動的預算，超越建築師個人福利金發放時，台灣建築師專業價值才能贏得社會大眾普遍的肯定。 台灣建築可以不『邊緣化』嗎？世界不曾因為我們忘記往外看而些許停頓，城市面臨全球競爭，城市風貌劇烈變化。每每國際建築師來台灣，為台灣能夠生產全世界一流的電腦產品，為何無法生產全世界一流建築與都市而納悶。M型兩極化的特殊現象造成都市計畫與都市設計、建築教育與建築實務、建築師考試與專業人才培育、建築文化與建築執業環境的嚴重斷裂。許多關鍵的障礙其實並不複雜，也不會是台灣特有的問題。但是，當我們無視世界主流制度，未在體制上進行合理改革，台灣即使擁有全球最高的摩天大樓，台灣建築依然是世界邊陲。

建築專業作為一種「弱專業」，最主要的現象就是社會大眾對其專業內涵的認識不清，甚而對建築專業抱持著可有可無的態度。建改社成立時對社會大眾所做的一份問卷，即將此現象顯露無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