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明松 (原文刊登於史建主編《新觀察》第二十輯。《新觀察》文集、《建築師王大閎1942-1995》即將由同濟大學出版社「光明城」出版)
序曲
本 文試著整理一篇王大閎建築師作為「人」較為詳細的介紹文字，以饕內地讀者，特別是關於他的養成與感情生活。 2006年10月28日，「久違了，王大閎先生」建築展在台中TADA Center（台灣建 築、展演與藝術中心）開幕，重新燃起七八十年代建築學子的熱情與社會的關心。王大閎先生在大家的心目中不僅是一位建築師，也是一位嘗試各種創作的文學家與 藝術家。他曾經為人所津津樂道，私語他開跑車的年少輕狂歲月，欽佩他面對巨大體制壓力仍堅持尋覓現代中國建築的方向，羨慕他多才多藝能文能樂，而今只能感 嘆新世代建築人聞其名卻不知王大閎何許人也。
面對商品化時代來臨，如他所預言，建築變成了服務業，經常還為政治服務，儘管身為台灣戰後最重要的建築師，他選擇在自己宅第的高牆後面隱逸，偶爾藉助或撰寫或翻譯的文字對外發言。
先 來回顧一下所謂「王大閎學」在台灣是何時開始，又如何展開。1979年，當王大閎還在浪頭上時，姚仁錄的建築公司「大仁」出資，由當時任職於公司內的林盛 豐主持編務，計劃出系列台灣資深建築師作品專輯的小書，可惜只完成了第一本，也就是王大閎的資料收集與書寫，印了五百本，連出版都沒有就告終，沒有論述， 僅留下一些選入作品的描述性數據。1990年，三六建設股份有限公 司出資請馬以工（現「監察委員」）主編，十竹書屋出版《居──王大閎的建築設計藝術》一書，亦缺乏系統論述，但文中有一手影像。1995年王大閎七十八 歲， 正式退休，「國立」台北技術學院（今「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蕭梅老師將王大閎在國內外發表的文字作品彙編成《王大閎作品集》。1997年，八十歲，東海大 學建築系舉辦「王大閎研討會」，算是規模盛大的研討會，或是為王先生八十歲生日所辦的活動，可惜最終沒有任何出版品。隨後王大閎漸漸淡出社會不為人知，最 後他忘卻塵囂，也被塵囂所遺忘。
近十年後，王大閎被動地再度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2006年我們辦了一個他的回顧展，拍了一部他的紀錄 片，寫了一本他的建築導覽書，來年再辦了一個他的特展，為此編了一本他的中山紀念堂特刊，2008年重新修訂再版了他的作品 集（《銀色的月球》，通俗社），2010年還出了一本他的建築專輯（《建築師王大閎 ──1942-1995》，誠品書店），王大閎又重新回到大家嘴邊、眼裡、心裡，接著大家問，然後呢？
2009年，王大閎打破文藝獎得主必須是 「近年持續創作」之傑出藝文工作者的規定，獲頒第十三屆「國家文藝建築獎」，那幾乎是整個建築界的共識，如果他的作品不是持續散發魅力和影響力，讓人低回再三，又豈能在十年後掀起那許多建築人心裡的騷動？
人 性使然，於是我們在自述、他述的建築論述之外，忍不住關注起王大閎「人」的歷史。本來就不喜與人應酬的他，現在面對任何問題更是微笑不作響應，幸而早年他 雖說自己不擅長教書和講學，卻很樂於分享對人、生活、美食、歷史、文學的看法，遇學生或好奇者採訪發問也全心回答絕不敷衍，而少年時造訪王大閎自宅當作朝 聖的建築界後生晚輩、在事務所跟王大閎共事得親見其丰采的員工、三顧茅廬才請到王大閎設計自宅或公司大樓的業主，也都成為珍貴的史料來源。
唯 一讓人猶豫的，是該不該披露王大閎先生的感情世界呢？曾說過男女之間最好是一見鍾情的浪漫主義者王大閎於 1991年發表在《中華日報》上的《胡適 的外交手段》一文中寫道「感到（胡適）這本自傳似乎述得太簡單，避開了生活中情感的一面。胡博士只輕描淡寫地提到他的婚事，一件由父母做主的婚姻。難道在 漫長的四十年間，自童年至少年，從青年到中年沒有經歷過情愛？為什麼一字不提？」這樣啊……看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多情的王大閎肯定比不知情為何物的王大 閎更迷人。
這幾年社會各界對王大閎先生的討論度、關心程度都增加了，有的建築作品因此受惠，得到較好的保存與維護。例如台大學生活動中心 中庭現況雖已破壞原始設計意象，應有的自然況味亦不復見，但增設電梯的提案已確定暫緩再議。不過還是有作品遭到不當修整又廢棄在荒煙蔓草間（張群宅），或 因使用者的粗魯介入而破壞了面貌（虹廬）。早在1963年， 王大閎就說「意志比靈感更重要」，那時他思考的是如何為屬於自己文化的建築打開一條大道，而今如何讓更多人認識台灣這塊土地上現代建築的文化價值，並給予 恰當的照顧、妥善保存，應該是在探索建築師的創意秘訣之外，需要大家繼續並持續努力的另一個意志考驗。
青年建築師的畫像
建 築人談起王大閎，常私語說他是「最後的貴族」。貴族無關血統，而是說他不媚俗、氣韻獨特、堅持但隨和、優雅不染塵埃，亦有人以「灰燼中的珠玉」形容之。事 實上他出身平民家庭，但父親王寵惠是國際知名的法學家，中國風起云湧之時參與政事，且遊歷歐美多年，思想開明，家中往來友人皆非俗士，耳濡目染之下，王大 閎已經與同齡孩童大不相同。之後由父親安排，先赴瑞士，再奔英、美就學，所習所見所聞所思都是最「前衛」的。十多年後，王大閎再回到中國，他內在的小世界 或許跟尚在混沌、變動的華人社會格格不入，但長時間接觸各國文化、人種、思維，讓原本淘氣調皮好動的他似乎也能夠怡然自處、笑看一切。家境優渥經濟無虞， 加上在西方世界看多了追求物質享受的各種姿態，王大閎日後面對名利自然多了一分清爽坦然。
與眾不同的成長、學習過程，培育出王大閎的貴族氣息。他話不多，絕不道人是非，但逢人問他意見，不好的，寧願保持沉默不說，若是好的，就毫不扭捏點頭說好。雖然受西方文化熏陶甚久，卻唸唸茲茲要找出屬於他的中國建築，因而造就了獨特典雅的建築風格。
北平·蘇州·瑞士
1917年7月6日，復旦大學副校長王寵惠喜獲一子，名王大閎。這是民國建國以來，王寵惠難得偷閒、不在政治舞台上奔走的時候。人生得失，難預料。
曾 任第一任南京臨時政府外交總長、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的王寵惠祖籍廣東東莞，出生於基督教家庭。鴉片戰爭後因中國排外情緒高漲，發起反洋教運動，遂舉家遷居 香港。父親王煜初在香港道濟會堂擔任牧師，與當時在香港西學院讀書的孫中山先生相交甚篤。王寵惠入學後受西方現代科學教育，同時又在父親督導下浸淫中國傳 統文化，東西相融。 1895 年 10 月，王寵惠兄長王寵勳在廣州舉行婚禮，孫中山冒著被滿清政府追捕之險赴宴，與時年十四歲的王寵惠有一面之緣：「酒次未終，忽有官校入屋索人，方眄愕間，始 知總理已先時失所在矣， 是為總理與清廷奮鬥之始。」那也是王寵惠接觸革命思想之始。
1900年王寵惠自北洋大學（今天津大學） 法科畢業，既是首屆畢業生，也是取得中國大學文憑第一人。其後他先赴日與友人在東京創辦《國民報》，以「破中國之積弊，振國民之精神」，積極宣傳 革命 ；後轉赴美國入耶魯大學，1906年 取得法學博士學位。在美期間，王寵惠曾與孫中山合作起草《中國問題之真解決 》 宣 言（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論清朝統治已病入膏肓，革命勢在必行，呼籲西方各國勿再給予清朝援助，要對中國革命給予道德及物質上的支持。1907年王寵惠再赴德 研究國 際公法，成為德國柏林比較法學會會員。1911年9月王寵惠回國後武昌起義爆發，旋即被延攬進入政界 ；1912年1月3日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大總統孫中山任命他為外交部長，兩人成為篳路藍縷政治路上的重要夥伴。後來王寵惠歷經政府數次更迭，皆受到極度倚重，曾任教育總長、司 法部長等，最高甚至位及代理國務總理，中華民國刑法也由他制定而成。
1919 年王寵惠夫人楊兆良因難產過世， 王大閎未滿兩歲，交由住蘇州的外婆照顧。老人家對外孫疼愛可想而知，至於舉足輕重、享譽國際的法學家父親身影則久久才出現一次。後世對於王寵惠的紀錄皆著 墨於他的專業成就，對個性未多記述，我們難免猜測學法之人必定嚴謹、不輕易表達感情，但他對這個獨子的寵溺未曾稍減。王大閎說起童年對父親的記憶是，一進 門就忙不迭地喊著兒子的乳名，每次都會帶許多玩具送他。王大閎自小對美食的講究和執著，也跟父親的百般呵護脫不了干係。
蘇州小學畢業後， 王大閎先後在蘇州東吳初中和南京金陵中學讀了一年多，因外婆過世，同時社會動盪，常有學潮爆發影響上課，王大閎便隨魏道明夫婦和孔祥熙夫人前往巴黎，學習 法語。1930 年轉往瑞士，就讀位在日內瓦湖畔的栗子林中學，方便赴海牙擔任國際常設法庭正式法官的父親「就近」照顧。
或許因為隔代教養，也或許是因為父親的革命基因遺傳，王大閎說不上是乖巧孩兒，小時候使蠻勁扭著別人打架是理所當然，在法國停留期間也常一個人溜出門搭地鐵到處探險，重點是：好玩。
即 便進了瑞士栗子林中學，成為全校唯一的東方人，打架仍是家常便飯。只要找到對手，宿舍裡、校園內，無一處不能變成打架擂台，讓校長、老師和同學在旁觀看。 秉持著童年愛不釋手的《水滸》、《封神榜》、《七俠五義》中的俠客精神，精力充沛的王大閎打遍天下（同學來自美國、法國、英國、瑞士、意大利……），終於 為自己博得了「中國運動員」的稱號。
西方教育初洗禮
栗子林中學專收男生，當時僅有七八十個學生，老師倒有二十多個，學生一舉一動都在老師的監控中。
應 是遵循古希臘教育精神的緣故，學校特別注重身體的鍛鍊，除了體育課之外，還設計不同活動，讓學生從事戶外運動。週末得「捉狐狸」，扮演狐狸的老師在校外的 山坡地上每走二十步撒一把色紙條，再讓學生循線追捕，捕獲者可領獎賞；或是冬天夜裡在校長帶領下爬山，夜宿小木屋，第二天早上再走回學校，老師會準備餐 點，學生沿途唱歌玩鬧、欣賞美景，既同樂也健身。
按照規定，栗子林中學的學生在夏日裡須晨泳五十公尺，游泳池中是高山積雪受日照融化流下 的冰水，淨身之外還可提神醒腦；冬日早晨聽到號角聲起床後，得穿著睡衣跑到校外一公里半的體育老師那裡點名，點完名才有早餐吃。用餐時，學生須輪流與老 師、校長共桌，學習禮儀，那絕對是比在豔陽下或嚴寒中鍛鍊身體更讓這群青少年覺得辛苦的時刻。
但王大閎並沒有因此改變調皮本性。帶頭吆喝 美國同學爬上校園中的黑櫻桃樹，就著滿樹的櫻桃邊摘邊吃，換得晚餐禁食的處罰，端來滿抽屜的巧克力糖抵擋充飢；浴缸放滿熱水當游泳池玩耍，水溢流到門外被 老師發現，校長只得以停發家長預留的零用錢作為懲戒。自小注重美食的王大閎為了學校供餐太過簡單，「每日僅有一餐供肉，其餘吃素，週五吃魚，週日吃雞 翅」，發電報向父親抱怨，父親跟校長通過電話後，王大閎便有了每餐吃雞的特權，還嫌雞肉烹煮味道不佳，另準備了調味的鮮味露一瓶，連校長都好奇不已。
看 來西式教育正適合王大閎自由不羈的個性，任其悠遊、如魚得水。跟來自不同國家的同學一起生活，接觸不同的文化和語言，又不失純真的樂趣。而且他自此建立起 運動健身的習慣，大學時夏天游泳、冬天滑雪，中年後每日早起轉動眼珠看四邊牆角的「小運動」也從不馬虎持之以恆，時至今日視力仍完全無需依賴眼鏡。
回想起年少青澀時光，他充滿感性地說：「小時候，我夢想長大後當火車司機或機師，我覺得那是了不得的大本事。如今，我只想盡一個平凡人的本分，多設計使人們舒適的房子，如果有緣，再到栗子林走一遭。」
兒 時夢想是長大後要當火車司機或機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何王大閎中學畢業後，1936年考入英國劍橋大學時一開始選擇的是機械工程系。王大閎自承小時候曾趴 在地上一口氣畫了二十多輛汽車，全憑想像，有的圖樣甚至還預告了未來汽車設計的方向。在瑞士讀書期間，中國第一位女飛行師李霞卿女士常開著 Hotchkiss汽車來接王大閎去日內瓦度週末，飛機、汽車，進而延伸到火車、輪船，機械的魅力在他心中漸漸累積。王大閎始終認為機械跟建築一樣都是科 學與藝術的結合，甚至機械設計的難度更高，例如設計汽車時，因受限於體積空間，分寸都需計較，否則就會影響車身的線條與美觀。
當時機械系 是劍橋大學最好的科系，一年後王大閎選擇轉入建築系，讓老師頗感納悶。究其原因，或許是年紀漸長，對機械的迷戀漸漸淡去，或許也是因為他體悟到「建築是現 實和理想之間的一座橋樑，能形成我們的生活環境和外殼。每一幢住宅，每一所教堂，每一座音樂廳或是辦公樓，都是實現我們生活中的一種需要和理想。地獄和天 堂都是我們自己造成的。」
王大閎並不是埋首書堆的傳統學生，對他而言，學習的場域來自生活，來自環境，也來自觀察，因為人生除了追求學識外，也應該尋求富廣的生活。劍橋生活的悠閒和優雅顯然完全符合他的期待。
劍 橋學生可以自由選課，一年僅有一次考試，上課期間大學城裡的餐廳、茶室、電影院、書店到處都是生氣蓬勃的青年，河面柳蔭下小船搖曳。學生組織無奇不有，其 中一個叫做「夜半攀登會」，專門在夜深人靜時翻牆、爬屋，而且成員皆配備專屬的攀登器材，專攻教堂和高聳建物，他們高來高去、飛簷走壁的目的只是運動，追 求冒險與刺激。校方若不是接到市民請求或為了保護古老校舍的精緻石雕，一般並不會加以干涉。個人自由受到極度保障，就算入夜後你在宿舍高分貝聽完所有貝多 芬的交響曲作品，也不會有人阻止。
對食物一向挑剔的王大閎，在這樣愉悅的環境中居然頗能體會英國餐點的美味，推翻大家對英國人不講究吃的 既定成見，宣稱英國烤麵餅（Crumpet）抹上牛油後的美好滋味僅次於他心愛的珍饌雞頭米。下午茶是重要的社交活動，若是與好友共聚，可以盡情享受茶點 帶給味蕾的刺激，談天說地、引吭高歌；就連中學時期最讓他覺得彆扭的與師長同桌進餐，也因為可以在佳餚陳酒助興下交換意見、聆聽分享而顯得十分可貴。
校內固然沒有現代化游泳池，但是貫穿劍橋的康河不僅提供了水仙點綴的碧綠草地，還有軟泥河床讓那些在河中游泳的人與大自然更接近。
唯 一讓王大閎略有微詞的，只有學生在上課及夜晚出門時必須穿黑袍戴方帽的校方規定。這凸顯學生與市民身份不同的裝扮最讓他詬病的便是「不美」，為了避免負責 執行規定的巡查員責罰，大家只好手中拎著衣帽，以便及時穿上。這自由中的小小紀律要求，看來除了增加點麻煩外，並未讓王大閎有太大反感，反而視其為英國民 族的傳統和象徵。
在這樣的學習氛圍中，王大閎進入建築系第二年就展現才華。他以一個餐廳設計圖參加劍橋大學建築學會舉辦的學生設計作品競賽，得到首獎，除獲得獎金和獎章，也得到了肯定。自此，繫上老師不時會把王大閎的作品掛在走廊上，供同學欣賞。
近 十年的歐洲生活熏陶，為王大閎的思想打下根基，劍橋的一切幾乎都符合他對美、自由和精神的追求。然而1939年他甫自劍橋大學建築系畢業，第二次世界大戰 爆發，德軍轟炸英國各都市，並斷絕物資運送管道，劍橋也陷入困境。當時王寵惠擔任外交部長，聯絡英國外交部長協助購得船票一張，讓王大閎前往尚未對德宣戰 的美國避難。為躲避德國軍機轟炸，輪船在海面上迂迴航行了十四天後始平安抵達。
1940 年，王大閎開始著手寫科幻小說 PHANTASMAGORIA5（《幻城》），展現 多元的企圖與關懷，也是藉文字抒發己念之始。只是歷時七十餘年未竟全書。
來年進入哈佛大學建築研究所。
王大閎對美國的第一個印象是：很貴，飯店提行李要錢，開門要錢，什麼都要錢。
第二個印象是 ：不同於英國的職業階級劃分清楚，在美國即便是修電梯的小弟也可以讀哈佛大學。那是一個人人有機會的消費主義社會。
哈 佛大學位在美國麻州劍橋市。雖然同名為劍橋，王大閎對英、美兩處卻有截然不同的感受，首先察覺到的差異在於物質生活。他認為「優秀的物質文明，是人類文化 的精華」，美國相較於英國文明粗陋，而哈佛大學的讀書生活相較於劍橋是狹窄、粗俗和緊張的，每學期大考小考不斷，把大學生當小學生看管，以至於學生缺乏自 動態度和自由精神，汲汲於追求學術和技能不過是為了生存，而非一種生活方式。
或許正因為環境中缺乏豐富心靈及生活的元素，一向不太認真於 課業的王大閎進入哈佛之後更孜孜不倦地投入閱讀世界，期望從課外書中獲得精神慰藉。而影響他最深的，就是盧梭的一篇論文《社會契約論》（Du Contrat Social）。盧梭認為人性良善，大自然則是完美的，符合自然的社會才是理想社會，所有罪惡都是人類違反自然的結果，而人類污染自然的同時也污染了自 己，從而追求粗鄙的物質，輕忽了精神生活。這個說法引發王大閎的省思，他覺得人類固然會破壞，但也能創造，更善於用意志和技能重塑神所創造的東西，例如房 屋和城市，端看個人努力。他把對建築之美的追求看做是對理想的追求，而非單純是物質上的滿足，否則會把原本優美的自然塑造成無比醜陋的空間。但他也清楚知 道理想跟現實之間的距離，就和精神跟物質之間的距離一樣遙遠，所以人常容易不滿足，甚至將期待寄託於烏托邦，有時候反而付出極大代價。既然無法脫離物質單 純依賴精神而活，那麼讓物質與精神結合，以提升物質的層次，顯然是必要的。也就是說，在物質當中必須注入美，才能符合精神的需求。
因為匱 乏，所以更需要努力。這時候的王大閎已經逐漸脫離了自由的浪漫情懷，開始正視建築必須兼顧的精神及社會意義。如果說美好的英國是他從少年蛻變為初識人間滋 味成年男子的美樂地，那麼醜陋的美國就是促使他思索未來專業角色的鍛鍊場。王大閎在譯寫的《杜連魁》書中說：「美國雖有歐洲文化的背景，而美國本身的文化 到底是粗俗的……粗俗的物質文明最令人生厭，就像一冊沒有內容，印刷粗糙，紙張低劣的書本。或是一輛機件欠精，線條不美的汽車。」又在《兩個劍橋》一文中 說 ：「哈佛大學可以產生一位肯尼迪總統，但不可能產生一位王爾德。非要牛津大學或劍橋的水土才能培植出一個王爾德。」應是他對英國和美國最好的腳註。
王 大閎進入劍橋大學同年，前德國包豪斯校長格羅皮烏斯因受納粹迫害移民美國，進入哈佛大學建築系教書，1937年擔任系主任，許多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學生都慕 名而來。對王大閎而言，這位早在1920年代就研究並生產預鑄建築，希望藉以提供平民居住質量的建築大師不僅是現代建築的倡導者，也是社會學者和教育家。 他說格羅皮烏斯被「當時的納粹黨稱他為共產主義者，而共產黨卻稱他為一個標準的資本主義者。不論如何，我這位老師在建築和社會學上，確是一位先知和倡導 者」。王大閎從這位老師身上學到的不僅是建築美學，還有建築的社會意涵，打下了紮實的專業基礎。當時與王大閎同班的還有貝聿銘與菲利普·約翰遜，日後三人 各自站在建築舞台上發光發熱。
有趣的是，王大閎對老師格羅皮烏斯極為尊敬，一生保持聯繫不輟，可是他的建築語彙卻主要師承另一位從未謀 面、在芝加哥教書的密斯，或許是因為密斯的語言蘊含了轉譯成現代中國建築的可能性，而格羅皮烏斯所強調的預鑄、工業化生產，則負載了太多社會性，少了一些 藝術性，然而對於從事創作的人，如何將西方新事物以中國氣味傳達是一個重要的命題。說不定這就是台灣戰後建築只受到勒·柯布西耶和密斯洗禮，而格羅皮烏斯 儘管受人景仰卻未能施展影響力的原因吧。
1942年哈佛畢業後，王大閎不僅拒絕入籍美國的機會，也拒絕了普林斯頓大學「彈道學」 （Ballistics）研究計劃和布勞耶（Marcel Breuer）事務所的邀約，選擇接受當時駐美大使魏道明邀請，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擔任隨員，這個決定，說明他既不願偏離建築專業，卻又不急於投入忙 碌的建築事務，或許還在尋找自己的方向。1944年10月，美國雜誌《室內》（Interior）邀請王大閎發表作品，帶有東方空間況味的「城市中庭住 宅」（The Atrium Town House）於 1945年1月刊登，是他日後建築創作的原型之一；同年，他參加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一個設計競圖，在四千五百多人當中跟貝聿銘同時都得了獎，時值珍珠港事 件爆發，竟依舊吸引了媒體採訪報導，對王大閎而言是難忘的經驗。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王大閎揮別生活了十五年的西方世界回到上海，與陳 佔祥、黃作燊、鄭觀萱、陸謙受四位友人共同成立「五聯建築師事務所」（1947 年），並在上海市政府都市計劃委員會負責「大上海都市計劃」。王大閎腦袋裡裝載的西方「現代性」與古老的中國傳統於此交會，將慢慢醞釀，來日迸發出新的生 命火花。
1949年大陸政權轉移，王大閎至香港停留兩年多後，應父親要求於1952年春天遷居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