槇文彥(Fumihiko Maki)
1993年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得主
磯崎新(Arata Isozaki)
代表作有洛杉磯近代美術館(1986)、奈良百年會館(1998)、喜馬拉雅中心(2011)等
原広司(Hiroshi Hara)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主要作品有大阪梅田skybuilding(1993)、JR京都火車站(1997)、札幌巨蛋(2001)等
2017年5月東京赤阪離宮,普立茲克建築獎頒獎典禮,除了楨文彥和已故的丹下健三先生,其它日本得主們都到齊了。
東京大學BIG3對談:槇文彥 + 磯崎新 + 原廣司
2013年12月1日,東京大學工學院一號館半圓形老報告廳群賢畢至少長咸集,僅能容納百餘人的現場站無虛席,東大建築迎回了這座學院可能是最重量級的三位校友:楨文彥(1928)、磯崎新(1931)和原廣司(1936)。三人同為30年代左右生人,而此一年,40年後的代表、被楨文彥稱為「和平年代野武士」、同樣畢業於東京大學的伊東豐雄(1941)也在其弟子妹島和世和西澤立衛之後成為第6位獲得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的日本建築師[1]。
餃子與BIG 3
在這場講座前,磯崎新曾說:「1960年代我們曾經有頻繁的交往,70年代開始漸漸疏遠……可以說,三十年間我們好像彼此不認識一樣。」
當時平均年齡已超80歲的BIG 3,依然以各種形式活躍在第一線。楨文彥五十年職業生涯又一代表作紐約世貿大廈「4 WTC」於2013年11月完工,同時他正帶領著一眾日本建築師頻繁出現於日本各大社會新聞,採取上書、出版、講演、媒體等各種途徑向2020東京奧運會主體育場扎哈・哈迪德案發起挑戰,掀起了一場曠日長久的全民建築論爭。另一邊,以中國為據點,磯崎新開啟了其職業生涯的又一春,而作為扎哈的伯樂,他於2014年11月發表了一篇言辭激烈的文章[2],對日本政府不尊重國際競圖程式的做法進行了猛烈的抨擊並對扎哈案的閹割表示極度失望,他痛罵被修改後的提案完全喪失了原提案的動感,「如一頭等待被海水淹沒的烏龜」,「與巨型垃圾無異」。而原廣司正一邊整理著自己30年教學生涯中的研究、調研和講義,一邊展開著自己的宇宙建築研究,仍然保持著旺盛的好奇心和戰鬥力,此一年,他剛剛獲得了日本建築學會大獎,這是對他在理論和實踐上終身貢獻的肯定。


除了講座本身,同樣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講座海報和講座後續出版的書籍封面。
海報上印著三人70年代的照片,照片上疊印著各自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宣言。作為隱形的時間背景,70年代,是日本經濟和國際認同躥升的黃金時代,也是建築界還充滿著英雄主義的激昂歲月。三人職業生涯最燦爛的時期和最燦爛時代的空氣、希望、精神相遇,這可能是命運最美好的安排。
海報上的三人,性格和人生歷程似乎從早年的面相中已涇渭分明:Maki(處女座)出身東京的建築世家[3],作為戰後最早一批留美歸國的日本建築師,人生順風順水井井有條,渾身散發著溫和儒雅的貴族氣質;先鋒而不羈的Isozaki(獅子座),不僅是一代人心中的精神燈塔,還是建築界著名的伯樂——不僅從廢案中將扎哈撿回並一舉推上國際舞台,而且在仙台媒體中心和CCTV的評審中對這兩座劃時代建築的產生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戰亂時期曾歷經營養不良期的大學霸Hara Hiroshi(處女座)身材消瘦卻目光炯炯,似乎隨時做好了準備奔赴遠方的聚落,將建築視為科學一般如痴如醉。
講座的文字稿連同講座後對三人的訪談以及他們的高徒回憶各自老師的文章(楨文彥-大野秀敏,磯崎新-青木淳,原廣司-小嶋一浩)被集結為《これからの建築理論》一書於2015年出版。封面上一枚新鮮出爐的日式煎餃和丹下健三的代表作代代木體育館(1964)形式上相互呼應。丹下健三是BIG 3的老師,作為「東大建築系的梁思成」[4],可以說他幾乎以一己之力奠定了日本現代建築的格局。網路上對這本書最常見的評價是:「料理書混進建築書中」「看著封面有趣,所以買了下來,然而讀過全書跟餃子一點關係也沒有」「別說餃子了,連丹下健三也沒出現過」云云。
不在場卻搶盡風頭的「餃子和丹下」清晰地傳達著一個資訊:這場講座不單純是三位老男神的圍爐夜話,而可能是東大建築圈有意策劃組織又一場的「歷史性」事件。
我們很容易聯想起1960-70年的新陳代謝運動,憑藉1960年世界設計大會、1964年東京奧運會、1970年大阪世博會這套組合拳,日本在推銷了本國文化和產品的同時,以城市問題作為切入點和整合框架,打包推出一批年輕建築師,為他們提供了廣闊的創造和思想的舞台,也為日本建築日後的發展累積了大量的思想和人才資源以及世界性的認同。雖然成員之間意見、方向不同,但卻被統一在同一個模糊的綱領和求勝[5]的意念下,這場運動帶著強烈的東方式集體主義精神的烙印,成為後進國家絕地反擊、迎頭趕上的歷史經典。
正如當年新陳代謝被認為是一場面向未來的先鋒運動,而事實上其內核是回望過去——採取橋接日本傳統時空觀和高技熱潮,試圖提供一種解決城市人口暴增問題的提案。而東大採取這個名為「今後的建築理論」的講座,真正想要做的是梳理文化血統,從丹下和他的三個弟子手上接棒歷史正統性和學術格局。當年新陳代謝運動雖鮮有實際建築作品得以落實實現,卻採取激進的城市暢想和大膽的紙上設計引起了世界的關注。
當今日本建築在「做」(尤其是精細化建造)的領域已經得到了廣泛認可,而在「作為語言和思考的建築」上卻再沒有當年那般振聾發聵的集體發聲(事實上整個世界範圍內,上世紀90年代之後理論界就陷入了一片寂靜)。從BIG 3的講座到餃子書的一系列策劃,似乎隱隱傳達著東大在理論式微、群龍無首的今天定位自己學術坐標、重塑自己江湖地位的野心。

現代主義是一艘大船
- 「現代主義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知識和資訊的媒介,就像銀行之於貨幣流通,書籍之於圖書館。」——楨文彥
- 「這個時代恐怕就是依靠著『共感』在前進」——楨文彥

「共感」時代的建築理論 「50 年前的現代主義是一艘大船,大家在船上亦敵亦友,1970年代以後,現代主義已經不再是船,而是一片汪洋大海,大家被放逐於大海之上,不再是朋友也不再是對手。」
在2013年初出版的《漂浮著的現代主義》一書中,楨文彥用上述的船和汪洋的比喻展開了對現代主義歷史和現狀的梳理。作為現代主義第三代[6]大師,楨文彥的建築生涯涵蓋了現代主義100年中的後60年,見證了伴隨著60年代學運和70年代石油危機,現代主義從昂揚向前到分崩離析的轉變。隨著現代主義大船的崩解,當時的宣言、理論隨之消散。「現代主義變成了一個巨大的知識和資訊的媒介,就像銀行之於貨幣流通,書籍之於圖書館。」
現代主義解散之後的幾十年裡大家各自朝著不同的方向發展,伯納德・屈公尺的解構理論承襲了德里達對結構主義的反叛,埃森曼引用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發展出自己的形式語言系統,日本建築師,如楨文彥和磯崎新,採取對日本傳統概念「間」的現代性轉譯試圖發展出具有日本性的現代空間觀念。在楨文彥看來,這些都是在橫向上建立建築學與語言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各種沾親帶故的學問的聯繫,雖然拓延建築學的廣度,但都稱不上是推動理論向前發展的「運動」。

楨文彥接著提到了Joan Ockman的《Architecture Culture: 1943-1968 (Columbia Books of Architecture)》一書:「這本書出版於1993年,整理了當時往回推25-50年的歷史。書中她提到了磯崎新的『看不見的城市』、我們的『群造型』、還有丹下健三的『東京規劃1960』。我發現書裡所列舉的大部分都是歐洲人或是從歐洲移民的美國人,事實上歐美之外的建築師一個都沒有入列。當然,歷史上現代主義是從歐洲發源的,這麼看來也無可厚非……現在是2013年,又一個25年快過去了。那麼,剛才提到的『漂浮著的現代主義』又變成什麼樣了呢。我覺得,這上面漂浮著大量的想法,不時在某處泛起微波漣漪,時而閃爍光芒又轉瞬即逝……」
「還有一個有意思的現象。《Architecture Review》這本英國建築雜誌每年都會在全世界選出『Emerging Architecture’——最受矚目的年輕建築師的作品。在2011年的評審中,日本有5個,西班牙6個,此外,斯里蘭卡,東南亞,愛沙尼亞也有作品入圍。我在想的是,作為這類評審的標準,我覺得只能是「共感」(Empathy)了吧,這個時代恐怕就是依靠著『共感』在前進,大家時分時合,這跟1970年代左右大家在一艘船上的狀態不同。」
雖然現代主義仍是當代建築的通用語,但對於「建築為何」「什麼是好提案」的理解,大家都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此一點在建築競圖的評審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參賽者都給出了各自價值標準下的最佳提案,而結果上往往無法相互認同,對獲獎提案難以達成共識。這大概就是「大海中漂流」的意思吧,失去大船的洋面上,只能採取局部而臨時的認同來調整和確定自身的方向。但也正因為一片汪洋的狀態,從零出發的想像和探討才成為可能,這是個最壞的時代,但也許也是一個最好的時代,一個令人無比興奮的時代。
- 「所謂建築理論,說極端點就是沒有根據的。」——磯崎新
- 「政治家即architect,situation room就是權力的architecture。」——磯崎新
- 「建築理論是為了保護建築師的職能而存在的。也就是說,為了將建築獨佔並使之神格化。醫生因為有特別的技術,所以職能可以得到確保,法律家因為法律是自己創造並解釋的,所以受到保護,建築師不創造自己的建築理論就不像個建築師。」——大野秀敏
建築與政治
上世紀80年代,當學生初入東大建築學專業時,常會被前輩問道:「你讀ISOZAKI了嗎?」在當時,熟讀磯崎新的《走向空間》《建築的解體》《手法》三部曲被認為是跨越建築學結界的最初洗禮。 Isozaki三部曲 磯崎新對當時年輕人的意義不僅是建築和寫作中引經據典的知識性衝擊,更是獨立性與先鋒性的精神旗幟,他和筱原一男是那個時代年輕建築師心中的英雄式人物。採取大量的建築作品和著書立作,他早早確立了建築界切格瓦拉的宗師地位。
如今他滿頭白髮,紮著辮子,戴著他代表性的有色眼鏡,依然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他用在東大的十年時間想明白他不要留在大學任教,也不要做任何社會公職,他要做一輩子的自由職業者,所以他始終與學院保持著距離,甚至在開場直言「回到東大的感覺並不愉快」。

磯崎新在發言中為建築理論添加了一個評論的象限,他說:「建築理論是建築師的創造,與之相對的,建築評論是建築歷史學家的工作……首先,建築史是做什麼的呢。建築學有漫長的歷史,有各種各樣的理論和建築,還有大量的社會性課題。將這些事實仔細梳理和區分是歷史學家的基本任務。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評論。所以一般而言,如果不能有根有據地論述自己想法的人,是無法勝任評論的。與此相對的,所謂建築理論,說極端點就是沒有根據的。因為是建築師來做理論,所以往往不知所云。因為建築師說話一般是沒有根據的。『我就是這麼想的,我就這麼做了』,僅此而已。所以歷史學家做建築論的話,往往出不了效果。因為所謂建築理論,不過是建築師「正在做的那些事」。」
之後話鋒一轉,磯崎新切入了建築與權力的話題:「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過後大約兩個月,白宮戰情室(Situation Room)裡的所有人都盯著眼前的影像。他們在看著什麼呢?採取人工衛星直播刺殺奧薩姆・本・拉登的現場。這是歷史性的瞬間,當年拿破崙的加冕儀式被達維德以巨大的油畫定格,而這不就是其現代版場景嘛……這十年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登載戰爭和政策的報導時,architect一詞經常登場。本來只該出現在背後文化欄裡的詞卻出現在扉頁裡。
於是人們會問:『什麼?誰是Architect?』,其實這些制定戰略的人就是Architect。過去是Designer,再之前是Planner,現在是Architect。所以,這裡的戰情室就是Architect Office。Architect Office正採取衛星直播觀看自己的設計怎麼被執行(function),也就是刺殺的現場。」

在英文的語境中,Architect有著比建築師更廣泛的意涵,它更接近一個「架構師」的概念。在磯崎新看來,對知識進行再組織的人就是這個時代的Architect。整合、梳理和締結新秩序的組織者,無論是政治上、城市上、建築上、商業上還是學術上,都可以稱為「Architect」。「如果思考系統的人是Architect,那麼系統本身就是Architecture」。
楨文彥也舉了一個空間和政治相關的例子:「歷史上有大量利用空間手段進行政治統治的城市,比如古希臘和江戶。作為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首都,能夠大規模集會的空間是十分危險的,所以江戶的公共場所被儘可能地分散配置,武士和商人在有限地條件下進行接觸,以此維持了300年的統治。而在古希臘,廣場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個象徵,是社交和政治活動的場所,這種空間形式反倒是比較容易統治。」無論如何,兩者都是權衡了統治成本來進行空間設計的典範。可以說「政治家就是architect」。
空間政治學還可以擴展到更大的國土領域來思考。江戶時代有「參勤交代」(各藩的大名需要前往江戶替幕府將軍執行政務一段時間,然後返回自己的領土執行政務)的制度,「參勤交代」在土地鄰接的歐洲或者中近東是很難實現的,因為大名去江戶的那段期間自己的領土很可能遭受鄰國的襲擊。可以說,「這是島國充分發揮其空間特性而獨創出來的一種空間政治系統。」

- 「空間即幻想」——原廣司
- 「作為一門學問,建築學要讓建築師不感到羞愧才行啊!」——原廣司
- 「我可不喜歡像料理教室一樣的建築學,我們要讓建築學有趣起來,exciting起來,不要簡單化,複雜點的建築學不是很好嘛。」——原廣司
作為學問的建築

原廣司說,「我首先是大學老師,然後才是建築師。」
「雖然很難懂,也要好好學數學啊!」始終對數理保持著濃厚興趣的原廣司總是這麼和學生說。當年剛入學時秦佑國先生也對我們說過類似的話,然而在建築世界裡摸爬滾打多年,原本作為一名還算不錯的理科生的驕傲早已被歲月消磨得蕩然無存。而原先生卻始終沒有放棄過對事物本源的探索,他的研究室裡堆滿了數學、物理、哲學等各種書籍,東大學生對原廣司普遍的印象是「原老師的課根本聽不懂」「他會在建築課上講1個多小時的暗物質和超弦理論」。
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他帶著學生探訪了世界各地五十多個國家的村落,以少年般的好奇心尋找聚落空間中的潛在智慧,並用數學的方法分析和解釋其中的規律。他在東大執教將近三十年,經常和學生討論伊斯蘭神學、印度的思想、近代物理等看似雜七雜八的內容,每回上課他都會在黑板上寫上數學公式、和歌、漢詩等不知所云的內容,然後要求學生們從這些非建築的語言展開空間化的聯想和討論。
講座那天,原廣司先生大病初癒,來的時候裹著帽子戴著口罩,原本消瘦的身體顯得更為憔悴。「基本粒子物理學家大栗博司先生最近出了三本書,書中提到了『空間即幻想』此一觀點。從基本粒子的觀點來看,空間如同幻想一般,也就是說空間並非本質、空間並不可靠。我讀了這個心想:『哎,物理學家終於搞明白這事兒了』。我們從一開始就認為空間是幻想。因為空間本來就是創造(設計)出來的嘛。」
他接著提到,在空間問題的研究上,物理學和資訊科學等領域已經在建築學身前大幅度領跑。「現代主義早期,那個時代機械文明大發展,以勒柯比意為代表的建築師,思考人的身體性,和作為手腳的延伸的機械。而20世紀後半葉,作為人類頭腦和意識的延伸的資訊技術的發展,對建築學而言意味著什麼。建築學似乎總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對這些問題毫無關心……」
在建築學變得越來越膚淺和無趣的今天,原廣司希望作為一門學問的建築學應該突破建築本體的學科框架,回歸對事物本質的訴求和表達。建築學甚至是有機會以空間為切入口打開一扇認識新世界的大門的,「雖然建築師不像搞物理的人那樣手上有足夠的工具,但我們有綜合解決問題的能力」。
「我覺得建築太簡單了吧!建築已經剝離了其複雜性,彷彿吃飯那麼簡單,好像只要好吃就不需要去琢磨理論了。到底怎麼做學問,有什麼有趣的問題,這些事在建築學中已經不流行了。雖說飯好吃就行,但這世界上還有些別的問題需要人來思考。人類是怎樣一種存在,宇宙是怎樣的存在等等,建築,還有很多可以讓心靈充實的部分……我可不喜歡像料理教室一樣的建築學,我們要讓建築學有趣起來,exciting起來,不要簡單化,複雜點的建築學不是很好嘛……作為一門學問,建築學要讓建築師不感到羞愧才行啊!」
「犯罪學中的『不在場證據」(alibi)』,即『我』從生到死的運動可以用一筆畫出,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可是從意識的角度來看,我可以在不同的場所同時存在,比如一個邊走路邊打電話的人,他是在這裡存在,還是在電話另一邊存在,還是在兩邊同時存在。這並非物質的觀點,而是基於意識的觀點。像這種問題已經十分日常化了,這些事情就在我們身邊發生,是十分『建築』的問題。或許人不該只用實數來理解,而是可以用復素數更好地解釋。意識是十分不可思議的現象,當然這需要腦科學的加入,但是像這樣的問題不是建築學應該回答的問題嗎。」
建築師需要捫心自問:我們的知識體系是否準備好這場時代的變革?康德認為,人只有採取認知圖式才能認知世界。而認知圖式隨著時空秩序不斷變化。在原廣司看來,如果建築師不能捕捉類似「虛數存在」的這種變化,不能保持學習和思考,就只能固步自封於建築學本體的牢籠,難以突破四面被包圍的學科困境。
與磯崎新一樣,原廣司也認為建築理論是建築師的自我言說,「建築師如果沒有理論,是難以說服眾人的……範式革命已經到來,在嘈雜的意見海洋中,要讓人產生『聽聽看這傢伙說的東西』的想法。」既然是自我言說,就不需要管是否正確、別人是否看得懂,創造就是通向一切的道路。就像哲學的任務,並非糾正世界的謬誤,而是推動世界的展開。建築學的言說也是如此。
建築師的城市發言權
上世紀80年代,在東大執教的十年間,楨文彥帶著學生展開了以東京城市空間為對象的一系列研究。在他看來,城市和建築,永遠是作為一體考慮的。東大建築學科的傳統中有這麼一條:建築學應該研究的不是如何進行形式生產,而是挖掘都市和建築中隱藏的生成秩序和運行邏輯,並在這些秩序的基礎上進行再編織和再整合。「空間是關係性的演出,是讓關係性呈現的媒介。而當代社會的一個主要現象是關係性劇增,無論在城市問題上,還是在更廣義的地緣空間問題上,關係的增加導致尋找確切的基地策略的工作也變得越來越複雜。」
但總有一些不變的東西。在楨文彥眼中紐約的原風景是中央公園和華盛頓廣場:無論周圍環境怎麼改變,它們始終以不變的「空」以應萬變。楨文彥曾不止一次在各種著作中提出,相比於高層建築,他更感興趣廣場、公園,從他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營造溫潤而細膩的城市日常性和公共性是貫穿他職業生涯的主題。所以在2011年竣工的世貿大廈「4WTO」的設計中,楨文彥所思考的焦點的不是大樓本身,而是與作為整個場所主角的世貿廣場之間如何創造出具有層次感的關係性。

WTC4世貿大廈
更進一步,楨文彥提出了自己的城市烏托邦原型。與柯比意建築中心論的光輝城市不同,他首先思考的是構築城市中各種具有個性的外部空間,然後再圍繞這些外部空間展開建築設計。建築的審美和品質是個人化且具有階級性的,而公共空間最大的特點就是公共,因為公共所以大量的人可以參與進來。「即使對建築沒有明確好惡的普通人也時常會對廣場之類的空間尺度和使用方法提出自己的意見」,楨文彥設想採取這種類Landscape Urbanism的方式來建立一套公眾參與型的城市空間發展體系「Another Utopia」。
提到公共空間的理想狀態,他認為好的公共空間是讓人有尊嚴的「一個人的場所」。這是一種介於個人與公共之間的曖昧狀態,它不是我們在現代都市中常見的坐在百貨商店電梯或者扶梯旁邊的椅子上打發時間的場景,而是在公共空間中也可以享受的「一個人的孤獨」。
如尼采所說,「孤獨是我的故鄉」。公共空間終究是為一個人的存在而設計的,是讓人找回自己的夢與記憶的「故鄉」。
「何塞普‧路易‧塞特是『空間派』,他將人類和城市/建築的關係從空間的視角來考察。而之後『視覺派』逐漸抬頭。如文丘裡的《拉斯維加斯》、林奇的《城市意象》之類的景觀論。『空間派』卻在變弱,而從別的視角來看城市的傾向在變強,這是60年代以來半個世紀的事兒了。另一方面,建築師的職能,逐漸被別的專業領域所蠶食。比如照明由照明工程師來做、景觀是景觀建築師來做。我們現在在海外的工作,單是諮詢就有15到20個,確實建築師起著一起統領(organizer)的作用,但原本想做的部分實際卻越來越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呢,其中一個是責任的問題。全部交給建築師的話人家會覺得不太好。法律上的責任分散為好,這是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趨勢吧……」
而磯崎新的城市觀基於在各種尺度間實現靈活變化的整體性和連續性,在他看來,「城市是整體的框架和系統,建築是其中的元素和內容。1960年代新陳代謝,建築和都市間的關係,並非框架與內容的對立式存在,而似樹幹與樹枝般的連續性。建築就是都市,都市就是國家,建築、都市、國家可以連續地思考,我稱之為magastructure。」說到當今建築與城市之間的關係,他指出:「如今,建築的輪廓變得越來越模糊,建築和城市之間處於一種混沌的狀態,大概就像隈研吾先生現在做的這種類型吧。而這若放在60、70年代,是不會被欣賞的。雖然建築實踐的風向早已發生轉變,然而建築理論顯得反應遲鈍,我們還在用著那些陳詞濫調來討論今天的建築。」
- 「建築應該回歸空間論。「空間」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建築,既非內部也非外部。」——楨文彥
- 「之前沒有空間‧時間‧建築這些概念的日本,在日常生活中始終被使用和感知的一個概念是『間』,『間』包含了空間‧時間‧建築這三項」——磯崎新
- 「時間是順序,而空間就是關係性。」——磯崎新
- 「空間是基於身體的感知。只要此一點不變,可感知的次元建築師還是可以討論的。」——磯崎新
間
吉迪恩(Siegfried Giedion)在1940年代出版了《空間・時間・建築》一書,這本書的貢獻在於用比較方法來研究歷史,用空間的概念來分析建築,並基於此提出了現代建築的時空觀。磯崎新說道:「吉迪恩繼承了康德的先驗概念,他之後的半個多世紀,對建築而言,空間和時間的概念基本上沒有什麼變化。而之前沒有空間‧時間‧建築這些概念的日本,在日常生活中始終被使用和感知的一個概念是「間」。「間」包含了空間‧時間‧建築這三項,並可以和其它詞一起組成日語中許許多多的相關詞彙。放在現實語境中思考的話,時間是順序,而空間就是關係性。也就是說,時間和空間可以被理解為順序和關係性,秩序(order)和網路(network)。」
當代城市物質空間的高度錯綜復合和虛擬空間的高速疊代成長,越來越讓人感覺到建築學的無力和過時。現實與虛擬的邊界漸漸模糊,建築學漸漸褪去其神性和永恆的光環,「上帝已死」,「美、靈感、魔法、著迷、魅力這些詞彙,以及平靜、靜默、親密、驚奇這些概念」[7]已漸漸淡出當代城市與建築空間的討論範疇。
特別像在紐約這樣的城市,傳統建築學所標榜的氛圍、場所性之類的經驗性概唸完全被地價、收益率之類的「價值」概念所置換。作為經驗和感知的空間被資訊化和數據化,傳統城市理論在迅速崛起的資訊文明面前彷彿小清新的花拳繡腿,無所適從。大數據技術從解析、模擬,到制定和最佳化城市空間策略,一切顯得如此輕鬆和符合邏輯。這個時代的技術發展給人一種幻覺:「以後城市的事情只要交給搞資訊科技的人來處理就好了」。
但磯崎新不這麼認為:「雖然電腦將這種順序和關係性置換成了0與1,在0與1的數位世界裡不可思議的新事物層出不窮,我們的思考方式本身也隨之發生著改變,但是身體的感覺、感知的方法並沒有改變,只要是可感的次元我們建築師還是可以參與討論的。」
在對談中,楨文彥提到了語言和日本文化的關係:「地域性裡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是語言。日文中既有注音的假名,又有表意的漢字。這種語言形式有助於文化的多樣性。簡單的事物用平假名,邏輯性的概念用漢字。所以我們在表達的時候可以說是在感性和理性之間的不斷交互(catch ball),建築創作的時候也受到了這方面的影響。即使是談理論,也並非完全用理性來理解,而是在其中注入感性。比如以京都為例,雖然格子狀的平面是從中國學來的,但並不像中國那樣圍築城牆,而是依山而建,建築和自然之間形成了一段互相對話的邊界領域,這是一種十分獨特的空間學的對象。」

講座最後,楨文彥再度強調:「建築應該回歸空間論。『空間』既包括城市也包括建築,既非內部也非外部。傳統日本的『間』和『奧』是十分優秀的空間概念,日本建築不能失去這種傳承。」甚至在講座後的訪談中,楨文彥提議:「關於『空間即幻想』此一點,也就是『空間論』的話題,我覺得可以找機會我們三個人再來一場對談。」
這始終是楨文彥最想傳達出的一個資訊:建築,並非形態,而關乎空間與脈絡,它是隱藏在人類文化活動中一種物理秩序的呈現——這也是他採取批判扎哈案試圖向日本民眾普及和推廣的一套大眾建築理論。而對於建築師,回歸空間論也許就是學科邊界不斷被蠶食的今天重新定位自我的一個指南針。

總結
代際傳承的日本建築師群像 楨文彥以現代主義正統接班人的身份繼承了丹下健三的衣缽,作為三人中實踐派的代表,他的作品遍佈世界各地。在他看來,建築是採取體驗得到的東西,而不是採取大腦思考出來的東西。「不需要說明就能理解,這才是建築」。而作為三人中思想派的代表,磯崎新一如既往犀利地縱橫於政治、空間、歷史、藝術等多個領域,同時也從微觀的視角切入,強調了身體性的體驗和作為經驗的空間即使在資訊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依然不可取代。作為三人中教育派的代表,原廣司在日本本土之外幾乎沒有竣工作品,其理論晦澀難懂,但卻是一個令人尊敬的人民教師,他強調大學應該多做點無用之用的務虛的事情,即使做錯了也沒有關係,錯誤也並非完全無用。
依靠著日本建築界獨步世界的系譜傳承能力,他們的思想種子在今天遍地開花,從英雄主義的宏大敘事到個體經驗的淺吟低唱,日本建築在不斷演進的時代背景下也在不斷自我疊代形成一幅枝繁葉茂的群像。大野秀敏接過了楨文彥城市研究的衣缽,以東大為據點向人口減少的新時代城市問題投去建築師的關懷和回應,而大野秀敏的師門下又培養了以藤本壯介為代表的日本新銳建築師。磯崎新雖未在高校執教卻以精神領袖的身份深深影響了一代人,採取事務所他也培養了青木淳、阪茂、六角鬼丈、岸田省吾等大量優秀建築師。原廣司三十年教齡,桃李滿天下,如今大名鼎鼎的隈研吾、山本理顯、小嶋一浩皆出自原廣司師門。

大學的使命就是發現新的問題和構築新的關係性
相比於早已名聲在外的國際級大師楨文彥和磯崎新,原廣司作為一號本土神人,可能是因為過於晦澀,除了一本散文集式的《世界聚落的教示》,幾乎沒有著作引進到國內。他批判現象學太過依賴於語言,所以他堅持用嚴謹的數理方法進行空間研究並最早開始嘗試將模擬的方法用於空間記述,但在此同時他寫出的散文依然感性而雋永;他長年探訪世界各地村落,竣工作品卻似天外來仙般的巨構;他的田野調查和教育方式帶著60年代的革命情懷和社會行動主義的痕跡,而同時,他又紮在哲學堆裡,堅信「建築是一種得了失語症的哲學」,甚至說過「以建築為代表的藝術,將會取代哲學,因為21 世紀,是『空間的時代』。」他身上的矛盾性張力大概就已經自我註解了他理想中的「建築學之趣」。
在講座的最後他說:「今天如果只讓我說一句話的話,我想說:『大學就應該有大學的樣子。』大學的使命就是發現新的問題和構築新的關係性,雖然職業建築師可能很難立刻將這種學問用於實踐創作,但作為思考的建築學,應該是自由的。大學時代就應該多用來思考,應該儘量與實踐保持一定距離。」在原廣司看來,建築師的職業陣地在一點一點失守,然而大學這塊學問的陣地決不能失守。大學就應該做點複雜的甚至不靠譜的事,就應該給思考留一個容身之地。
原廣司三十年如一日腳踏實地地紮根大學,培育人才,這是他最寶貴的地方。學生回憶他在拉維萊特公園競圖期間和學生一起,不回家也不去事務所,擼起袖子宅在大學研究室裡不斷地繪圖並和學生討論。在建築這個圈子裡,好的建築師不少,好的理論家評論家也不少,但好的建築教育者卻屈指可數。如今,有志於建築教育的老師因為大學的體制和建築學非文非工的尷尬處境難以施展拳腳,甚至處處碰壁。今天的日本,一個沉寂的時代,大學生不再批判不再憤怒,教育者也充當著幫凶縱容著寬鬆世代的沉淪。唯有原廣司及其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為我們留下一個堅定而光輝的大先生背影。
磯崎新笑稱原廣司是數學原教旨主義者,楨文彥說原廣司說的那些數理的東西他搞不懂。筆者也並非完全認同原廣司先生的理論和方法,但筆者無比嚮往一個充滿著各種不同聲音的大學和把建築學當回事兒的建築學科。
楨文彥在那天說:「與我們所度過的將近80年時間相比,我感覺今後在座的各位到80歲的時候這個世界會變的更加困難,你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要面對的是更加嚴峻和複雜的問題,想到這兒就不由得同情大家。」磯崎新也說,「我們已經到這個歲數了,已經差不多了,下面要看後來者怎麼面對和解決這些問題了。」
回想起來,那已是2013年的事兒了。四年過去,世界彷彿換了個模樣。ISIS到處搞事,大英帝國要脫歐,美國換了逗逼總統,里約在萬眾擔憂下仍辦出了洪荒之力的歡脫奧運,阿里巴巴在紐約上了市,阿爾法狗輕描淡寫虐殺人類精英……在建築圈,扎哈撒手人寰,她的國立競技場提案在一系列排他主義的政治操作下不了了之,為後世留下了一串驚嘆號。後來的故事正如大家所知的,那天講座的主持人隈研吾擊敗了伊東豐雄,取代扎哈要在同一個敏感基地建一座看起來不那麼龐大而已的新體育館。大野秀敏老師從東大退了休。還在職業生涯上升期的小嶋一浩先於他的老師們突然離世,令人唏噓。世貿中心第一大樓重回美國第一高樓,卻只能排到世界第六,「丟盡」摩天大樓鼻祖之國的臉。髒街也不再放浪形骸了。還有太多無法被事件化的日復一日的流變,建築圈似乎每天都籠罩在不安和無奈中,四年過去了,世界如他們所說的,只會比當年更複雜和嚴峻了一點。
然而,建築的發展方向絕並非線性的愈發清晰,相比於科技,它存在的價值還是基於情感與經驗。建築之所以還留有打動人心的力量,不僅因為它有一個延綿千年的本體,更因為它紮根在這塵世的真實之上,沉浸於消費的波濤之中,從未切斷與切身世界的肉身關聯。
森人的對談留下了許多的問題,龐雜到什麼都有,唯獨沒有的是答案。
推薦書單: 1.東京大學建築理論系列
東京大學建築學専攻 Advanced Design Studies:これからの建築理論 (T_ADS TEXTS 01),東京大學出版會,2014-12-29
東京大學建築學専攻 Advanced Design Studies:T_ADS TEXTS 02 もがく建築家、理論を考える,東京大學出版會,2017/6/30 2.楨文彥系列
左:槇文彥,漂うモダニズム,左右社,2013-3-8 右:槇文彥,建築から都市を、都市から建築を考える,岩波書店,2015-10-15 3.原廣司系列







參考資料
[1] 丹下健三(1987)、楨文彥(1993)、安藤忠雄(1995)、妹島和世&西澤立衛(2010)。伊東豐雄之後那一年,另一位日本人阪茂獲得了此一榮譽
[2]《關於新國立競技場扎哈哈迪德案的處理》(http://architecturephoto.net/38874/)
在2015年扎哈去世的悼文上,磯崎新憤怒地寫道:「Architecture has been assassinated.」(http://ameblo.jp/mori-arch-econo/entry-12147510582.html)」
[3] 楨文彥外祖父是日本著名建築工程營造廠竹中工務店的會長。
[4] 此處借用了磯崎新的說法。出於梁先生雖然接受了現代主義訓練卻沒有在實踐領域把中國建築帶入現代主義這點,有些人不認同梁與丹下間的類比,而更願意將梁思成和日本建築史學家伊東忠太做類比。但對於清華和東大兩個學校而言,梁和丹下無疑都是開宗立派的宗師級人物。
[5] 楨文彥回憶新陳代謝運動時曾說:那場運動中的我們彷彿高中棒球少年,非得在1960年世界設計大會上拿下一場勝利。「
[6] 現代主義第一代巨包括匠勒‧柯比意、密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Frank Lloyd Wright、阿爾瓦‧阿爾托等,第二代大師包括丹下健三、路易斯‧康、埃羅‧沙裡寧、約翰‧伍重等,其中還剩下貝聿銘先生在世
[7] 引自1980年巴拉甘的普立茲克建築獎(Pritzker Architecture Prize)頒獎答辭